- 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
- 杨烨 高歌主编
- 19字
- 2025-04-03 19:08:55
第一编 中欧概念的演变：历史、地缘、文化
中欧概念演变与地缘政治变迁
杨烨 王静[1]
地图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地图的变化记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欧洲中世纪时，地图主要由神职人员绘制，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千篇一律：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居于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顿河呈“T”字型，把世界分割为欧、亚、非三部分。
在欧洲版图中，“中欧”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地缘历史概念，每一个时期这个概念总会被赋予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后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过程中，“中欧”似乎又成为中欧地区相关国家十分热衷的一个新的地理概念，引起关注和争议。
按照世界地图册上严格的地理概念，“中欧”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但是由于受到二战后冷战氛围的影响，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德国有时会被人们认为也是西欧国家的一部分，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匈牙利则也会被普遍认为是东欧国家。
一 “中欧”：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
中欧地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中，逐渐成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
首先，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讲，中欧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是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其中斯拉夫民族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非斯拉夫国家则有德国和匈牙利。中欧相邻的国家还存在民族跨界现象，例如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现今中欧地区的民族是不断迁移和融合形成的。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欧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公国或者王国，跨国帝国也是中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匈牙利和波兰如今虽然属于小型或者中型国家，但在早期，它们曾是帝国。历史上的匈牙利比今天的大三倍，马扎尔人在9世纪末定居在匈牙利。公元1000年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该王国存在了500多年。波兰在8世纪至10世纪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部落公国，诸如维斯瓦公国、马佐夫舍公国、波兰公国等。公元963年，梅什科一世在这些公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波兰王国。16世纪的波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直到18世纪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王国瓜分。830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捷克人在波西米亚建立了波西米亚王国即捷克王国，存在了700多年（1198年至1918年）。但是，这些中欧国家建立的公国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中欧地区先后被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统治。
中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往往是大国战争的结果，正如波兰的重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南斯拉夫的出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位于欧洲东部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中欧国家[2]和东欧国家的联系比较弱，而与西欧的联系仍旧十分紧密，不仅政治上实行了西方式民主，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也都是西方式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期间，中欧地区在两极格局下成为东欧的一部分，政治上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文化上也出现了改变。尤其成为苏联阵营的成员之后，中欧国家完全站在了西欧的对立面。一直到冷战结束，中欧国家才开始了“回归欧洲”的进程。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从身份认同上来看，原来东欧国家的民众更愿意认可自己“中东欧”国家民众的身份，更愿意称自己是“中东欧”人，而不愿意被称作“东欧”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东欧”这个词不仅会引起许多令人不快的回忆，还会使他们误认为你继续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不仅如此，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的人还提出了“东中欧”的概念，以此说明他们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西欧的东边”而非“东欧的西边”。如今，中欧国家的边界也是在战争及各种协约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从地理、历史以及地缘政治角度考量，中欧地区几千年来一直是大国争夺和企图控制的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大国的不断争夺和控制使得中欧人民饱受战争的洗礼，受尽大国的统治和奴役，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沦为大国蚕食宰割的对象。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中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近代的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等，都曾占领控制过这一地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虽然建立起了不少民族国家，但也是大国构建凡尔赛体系的结果。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中东欧地区始终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两极格局中。
上述几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融汇交织。中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且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民族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明显的相近特征。目前，从民族构成上来看，德国的主要民族是德意志族，此外，还有土耳其人、丹麦人等。捷克的主要民族是捷克族，此外还有斯洛伐克族、摩拉维亚族、德意志族和波兰族。波兰的主要民族是波兰族，此外还有德意志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少数民族。匈牙利的民族构成主要是马扎尔族，以及斯洛伐克族、德意志族、塞尔维亚族等少数民族。因此，从“中欧”国家的民族构成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中欧地区内部国家间的边界虽然随着历史变迁在不断发生改变，但民族和文化却始终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
二 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于“中欧”概念的界定
中欧地区种族民族构成多样，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分界线长期不一致，使得中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术语，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地缘概念。“中欧”这一动态性和不断变化的概念涵盖以下主要时期。
中世纪早期
中世纪早期，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天主教和东正教出现了分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中欧”这一概念的定义是不同的。主要观点有：匈牙利历史学家耶诺·斯祖克斯（Jenő Szűcs）[3]认为，在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基督教及其文化不仅在西欧被付诸实践，而且有明确西方特征的自由主义和自治思想在西欧广泛传播，中欧国家也受到了影响。[4]在13世纪中叶的中欧国家，城镇自治政府、郡县，以及议会开始出现。1335年波兰、波西米亚以及匈牙利的君主在维谢格拉德举行会议，同意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达成密切合作，这也鼓励了他们的继任者推出一个成功的中欧倡议。[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主要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位于中欧和南欧之间的过渡区域的罗马尼亚。
“中欧”这一概念源自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中欧》[6]一书，是一个模糊的德语概念。这一概念在英语中有时被用来说明比中欧概念要大的地区。它指的是一战前，受日耳曼文化霸权统治的领土，包含奥匈帝国和德国在战前的编队，但通常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普鲁士北部。在《中欧》一书中，瑙曼呼吁在战后建立一个经济联盟。瑙曼的想法是，这个经济联盟的中心是德国以及奥匈帝国，但同样包含欧洲所有的非英法同盟的国家以及俄罗斯。然而在一战后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这一想法自此破产，直至希特勒统治时期才再次出现。
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弗瑞兹·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观点，“中欧”是一个在1871～1918年帝国时代，由老牌帝国精英试图建立的，关于德国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的霸权统治体系，包括北部海域和低地国家[7]，以及通过俄罗斯到达高加索大草原[8]的近东地区[9]。此后，弗瑞兹·费舍尔还指出，“西进运动”（Drang nach Westen）的威胁，一直是1871年帝国出现之前形成“中欧”这一意识的主要因素。
英国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的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John Mackinder）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10]一书，提出了“心脏地带”论。在该书中，麦金德提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就是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地域，即“大陆心脏”。随后，在1904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1]一书中，麦金德将“心脏地带”扩展到包括东欧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心脏地带”以及包括亚欧非三个大洲在内的“世界岛”。麦金德把他的思想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他认为，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那么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础。
中欧的概念虽早在19世纪初就为人所知，但这一概念真正为人所使用和不断得到密切关注则是在20世纪。[12]因为，在1870年之前，发达的工业化仅仅在西欧和美国发展，并未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即使在东欧，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直到20世纪，伴随着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欧”（Mitteleuropa）这一概念才开始出现，这一概念第一次集合了科学、政治以及经济等多层含义，它的形成与当时德国经济的集约式增长以及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的愿望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德国人对中欧的定义太过于流行，以至于其他语言在说明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甚至第聂伯河以及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地区时都会提及这一概念。[13]
后来，“中欧”这一概念与德国试图建立其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上统治地位的计划紧密相连。到了1940年1月21日，在柏林建立的，以实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的的中欧经济协会（Mitteleuropäischer Wirtschaftsverein）使用了这一概念，该协会随后扩展到了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格·布莱希特费德（Jörg Brechtefeld）认为，中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类似于欧洲、东欧和西欧的政治术语，传统上，“中欧”是位于西欧和东欧中间的那一部分。这听起来似乎很粗略，但可能是对中欧的最精确的定义。[14]彼得·卡赞斯坦将“中欧”描述为欧洲化进程中的一站，标志着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虽然各有不同但大致相当的转型方式。他认为，在德国公众当前的想法中，“中欧身份”指的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文明鸿沟。[15]
概而言之，“中欧”这一概念与德国密不可分，政治上的“中欧”是一种受特定的时空规范影响的政治文化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中欧地区被划分为“第三地带”，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在该地区竖起了屏障，其目的是阻隔俄国以及防止其与德国联手向西。此时，“中欧”国家的特殊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主要大国抗衡德国和俄国的重要棋子。这一举动引起了德国强烈不满，随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考和实际行动都表明了德国的目的——铲除凡尔赛体系设置的屏障，确保德国对于该地区的有效控制。“中欧”这一概念就曾被德国用来为其扩张主义进行辩护。
有几位德国地缘政治家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其中帕奇[16]在1906年就提出中欧各民族应该为自己的生存团结起来，而这些成员包括具有相似特征的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种族（大部分为斯拉夫人）。帕奇认为，德意志帝国有权利和义务去组织他们。[17]1917年，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识到围绕着“中欧核心”将有机会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欧。[18]卡尔·豪斯浩弗可谓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地理空间思想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冲突的理论。卡尔·豪斯浩弗对由《凡尔赛和约》加以合法化的新的世界秩序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即认为一战后在中东欧地区产生的一系列小国弱邦无非是同盟国为了束缚德国向东扩张的手脚而建立的防御线。根据他所提出的泛地区思想，德国应该致力于在“泛欧洲”地区建立起拥有统治地位的新秩序，而这个泛欧洲的东部边界则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上。[19]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根据伊曼纽尔·德-马托尼（Emmanuel de Martonne）的观点[20]，1927年的“中欧”国家包括：德国、瑞士、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未被看作是中欧国家，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们位于中欧范围以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1939）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显现，给“中欧”的概念带来了不同的特征。“中欧”地区的吸引力及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和兴趣逐渐转移到东部的部分，即一些重新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些国家看来，“中欧”不再是德国人所希望的用来引领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而是一个面对来自德国和苏联重重压力，意在通过一体化运动来解决政治、经济和国家问题的地区。然而，由于中欧地区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过大，以至于上述一体化的设想实际并未取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这一概念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在一战前，“中欧”主要指的是包含德国各州（德国、奥地利）以及非德国领土有意接受德国渗透和控制的地区——德国在此的领导地位缘于其经济主导的自然结果。[21]一次大战后，“中欧”这一概念的核心发生了变化，逐步转向中欧东部的一些国家。匈牙利学者亚当·玛格达在她的研究著作《凡尔赛体系和中欧》中写道：“今天我们知道，中欧的祸根源于小协约国：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后来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同盟，于1921年创建的凡尔赛体系并非中欧地区合作的结果，也没有阻止德国扩张。”[2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二战结束后，一些历史学者在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研究中提及了“中欧”这一概念，在中欧研究中发挥了作用。同时，在二战后移民到西欧和美国的中欧地区移民的影响下，“中欧”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流行。二次大战后的冷战局面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在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上成为西方集团或者东方集团的一部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1984年前后，在《纽约时报》评论中发表了《中欧的悲剧》一文，文中谈及，“中欧”不断被用来描述最西端的华约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特指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在文化上依赖于西欧。[23]上述用法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华约解体、中东欧国家剧变后开始走向转型之路。二战结束后，对属于东方阵营的中欧国家的研究受到了阻碍，因为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对中欧的研究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差异很大。
另外，“中欧”这一话题的研究，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流行起来，这主要是来自于“中欧”移民的关注。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欧国家结束之后，中欧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者重新开始了对中欧的研究。根据卡尔·A.辛胡博（Karl A.Sinnhuber）[24]的观点，他认为“中欧”就是Mitteleuropa，而欧洲的中部（Europe Centrale）则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奥地利、芬兰和南斯拉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政治主权，成功脱离欧洲的军事联盟之外，大多数的中欧国家无法维护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只能成为苏联的欧洲盟国（Soviet Satellite Europe）。根据迈耶·莱克西肯（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25]的观点，中欧包括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波兰、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意大利北部边缘地区和南斯拉夫地区以及法国东北部。
西方世界对“中欧”的关注点，此时聚焦于中欧在美苏，即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而并非针对“中欧”地区本身。铁幕落下之后，中欧国家（主要指中东欧国家）出现“脱欧”倾向，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时匈牙利、捷克等国的学者认为，中欧国家应该同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和睦相处。总的来说，二战结束至冷战时期，“中欧”这一概念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冷战结束后
冷战结束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较大影响。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里形成一种浪潮，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重新讨论“中欧”这一概念。随后，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中东欧国家纷纷独立。一些中东欧学者也发表了关于“中欧”的文章和个人见解，吸引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如耶诺·许奇（Jenő Szűcs）的《欧洲的三个历史地区》、米兰·昆德拉发表的《中欧的悲剧》，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试图在文化层面界定中欧的概念。[26]其中，米兰·昆德拉认为，“欧洲”一词不是地理表征，而是“西方”一词的精神概念。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西欧的东部边界，而非东欧的西部边界。[27]
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以意识形态为对抗点的两极格局瓦解，苏联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撤出，标志着“中欧”国家作为苏联卫星国的时代结束，也使得中欧地区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真空地带。在中东欧各国开始走向转型道路时，“中欧”成为它们重新获取欧洲身份、“回归欧洲”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的来说，如今的“中欧”，不是一个实体，对比周围的地区，它是一个共同的历史概念。如何命名和定义中欧地区，至今仍然广受争议。很多时候，这一定义的争议，主要取决于争议者的国籍、产生争议的相关学者及其观看历史的不同角度。例如：有学者认为，“中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个连接西方文明的区域。包括像波兰立陶宛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王国和波西米亚等。在这方面，“中欧”面对着俄罗斯和东南欧这样的边界，但该地区的确切疆界仍然难以确定。“中欧”可以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后来的奥匈帝国）的文化遗产区域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是在多瑙河沿岸地区流行。俄罗斯史学界强调，“中欧”是连接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东正教人口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地区。东南欧国家学界则认为，“中欧”是某种强调与西欧联系的概念，特别是自19世纪以及民族解放和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东南欧国家则更喜欢扩大欧洲“东部中心”的表述，来表达其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德国的百科全书《迈耶斯麦克全书》（Meyers Grosses Taschenlexikon）在1999年将“中欧”定义为位于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中心部分，但这部分是没有确切边界的。[28]通常被认为是“中欧”的国家有德国、瑞士、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北部，偶尔也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哥伦比亚百科全书》[29]的中欧定义为：德国、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微软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对“中欧”概念虽未给出明确界定的区域，但将同样的国家放入了“中欧”这一概念中，同时在“南中欧”中加入了斯洛文尼亚。[30]联合国则并不承认“中欧”的区域划分，只承认欧洲（北、南、东、西）四个地理区域。[31]
三 回归欧洲进程中“中欧”概念成为新话题
（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推动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欧”这一概念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这主要源于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口号。东欧剧变之后，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取代了政治和军事对抗，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演变。
两极格局崩溃之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中欧地区的地缘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是两极格局下西欧与苏联的缓冲地区。曾经处于美苏争霸前线，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对象的中东欧国家此时的地缘位置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一方面，俄罗斯急于融入西方，无暇顾及该地区；另一方面，西欧也未对中东欧国家做出任何承诺。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使中东欧国家陷入安全“真空”状态，中东欧国家危险地漂浮在东西方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要想在俄罗斯和西欧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将自己和西方“捆绑在一起”，因此，“回归欧洲”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这两个重要地区性组织也成了这些国家的基本国策。此后，中东欧国家按照欧盟和北约的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向西方靠近。
“中欧”这一概念的重新回归与“回归欧洲”密不可分。从地理和历史角度看，中欧国家原本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一直属于欧洲；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该地区与西欧同属于天主教文化，因此，这一概念的回归为中东欧国家的“回归欧洲”提供了情感和文化上的支持。“回归欧洲”意味着中欧国家不仅在内部体制上，同样也在外部关系上逐渐回归，与西欧融为一体，从回归欧洲内部体制的融合和对外关系上实现欧洲一体化，在推行“欧洲化”道路上不断前进。事实上，“回归欧洲”也是欧盟推行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无论从国际影响力还是国际地位来讲，都可称为整个欧洲地区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加入欧盟，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回归欧洲，重新获取“欧洲身份”是一种对于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欧洲身份或者说欧盟身份的获得，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有助于中欧国家在摆脱苏联控制后获取欧洲资本，实现劳动力的流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入北约则能获得安全上的保障。欧盟的特殊性在于欧盟的法律和规则。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本身的权力及合法性来自于成员的权力让渡，而其自身又体现着法制。获得欧盟成员身份意味着不管国家大小和发展程度，在欧盟事务中获得的权利是平等的，这也是吸引曾受苏联集权控制的中欧国家的原因之一。此外，欧盟框架的重要性，统一市场带来的机遇和机会平等（例如：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都对中欧国家有着巨大吸引力。因为小国与大国进行竞争，力量是十分有限的，欧盟统一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的环境可以使中欧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与大国开展竞争，在政治领域和其他利益攸关事务中获得平等的身份与大国进行协商。这些好处在加入欧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相对于被动地被苏联纳入控制范围，回归欧洲和加入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是一个主动且迫切的行为。
在获取身份认同上，“中欧”这一概念的重新提出功不可没。这一概念唤起了中欧各国对于“回归欧洲”的渴望：渴望赶紧加入欧盟；渴望迅速吸收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许多人认为这样能迅速实现西方式的生活标准）；渴望更自由的交通和移民；渴望主流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渴望被国际社会视为“正常”国家。[32]欧盟成员身份给欧洲其他成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相信也是唯一的机会），去克服百年来折磨着它们并将它们和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拖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冲突、绝望、少数民族问题、经济问题和脆弱的地缘政治。[33]
（二）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尝试：加入北约和欧盟
“中欧”这一概念通常被看作是中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示好，回归欧洲，加入欧盟的工具。而从另一角度，回归欧洲实际上也是一种融合地理和历史文化认同的概念。从地理位置来讲，中欧国家从来不曾脱离欧洲大陆独立存在，原本就属于欧洲，从地理概念而言谈不上向欧洲回归。所谓的回归，事实上是一种对地理和文化的自我认同。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中东欧国家的回归欧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个不断发展和磨合的过程。
首先，就是重新获得身份认同。两德统一之后，原来的民主德国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不同，早已是欧盟和北约的正式成员，所以不存在“回归欧洲”目标。其他中东欧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自始至终都属于欧洲，从未离开，只是在冷战这一特殊时期曾被迫加入苏联阵营。此时的“欧洲回归”强调的是欧洲身份的“回归”。正如波兰前总理马佐维耶茨基曾在1990年7月发表施政演讲时带有感情色彩地说道：“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波兰被强加了共产主义……现在时隔 45年，是我们重返欧洲的时候了。”[34]匈牙利已故前总理安托尔也在1990年5月所做的施政纲领报告中说道：“我们的近期目标是成为欧共体的成员……我们要发扬欧洲民主、多元化和开放的传统，继承欧洲固有的精神遗产。”[35]
其次，地理空间上强调自身的地缘位置。强调“中欧”位于西方的东部而非东方的西部。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欧洲一体化浪潮也快速推动欧盟东扩的进程，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不希望放任美国这一行为，势必会做出反应。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麦金德提出的著名地缘政治三段论——谁控制东欧，谁就可能控制世界的心脏；谁控制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这一地缘政治设想在冷战后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光辉，但目前从中欧国家的行动来看似乎又有重返光辉的趋势。中欧国家似乎面临与二次大战前相似的境地，但是如何利用地区的地缘特征将其转化为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组织，从而在大国之间不断斡旋，争取该地区的发展空间，是中欧国家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再次，强调历史文化认同。从某种层面而言，宗教是文明的载体。正如基督教文明是欧洲文明的载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的欧洲以乌拉尔山脉为界分为两种不同的基督教文明，即：西部和中部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使用拉丁语为特征的天主教文明和东部以俄国为代表的受拜占庭文明影响的东正教文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历史上本就属于西欧文明。8世纪至10世纪，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民族，按拉丁仪式接受基督教并使用拉丁文字，成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正如波兰人所称，自10世纪他们选择基督教以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马其顿、罗马尼亚等民族接受了东正教，成为拜占庭文明的一部分。西欧学者认为，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欧洲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共同体。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36]
二次大战后，铁幕的落下，使得东西欧洲的划分变得十分明确，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以西为西方，这一地域以东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被称为东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于中东欧国家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强调中东欧国家的相似性，认为这些国家间的差异不大，可以忽略其特殊性。由于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处于苏联的控制下，受到了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间的差异似乎被掩盖了。其实，中东欧国家或者说中欧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多元化”和“西方倾向”并存。从政治上看，政治体制多元化：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采用相异的政治体制，德国与上述维谢格拉德四国存在不同。冷战之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建立了民主机制，开始走民主转型的道路。从文化上看，语言和文化多元化：德国属于日耳曼语系，使用日耳曼语；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属于斯拉夫语系，使用西斯拉夫语；而匈牙利属于乌拉尔-波罗的语。其中的共性是：使用西斯拉夫语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往往倾向于西方，将自己看作说斯拉夫语的西方人，德语则是匈牙利第二通用的官方语言。[37]因此，从语言和宗教角度看，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被看作具有“西方倾向”。这些具有同样“西方倾向”的国家为了降低因竞争加入欧盟产生的内耗，而决定联手以“中欧”国家的身份开展合作。这也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建立的初始原因之一。
波兰在18世纪末曾经三次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而灭亡（1772年、1793年、1795年）。波兰人民在 19世纪曾举行多次民族起义以谋求国家独立，其中最大的有1830～1831年起义和1863～1864年起义，但都遭到俄国军队的残酷镇压。1918年波兰复国后，又爆发了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俄战争（1919～1920年）。[38]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波兰又一次被瓜分。
匈牙利是一个深深西化了的东方民族，在近现代史上曾两次受到俄国军队的入侵和镇压，第一次是1849年，第二次是1956年。所以，匈牙利也迫切要求加入北约。捷克有两次被侵占的屈辱历史，即1937年的慕尼黑协定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这都令捷克人永远难忘。从地缘政治看，这些国家处在欧洲中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都是东西方争夺的要地。在这些争夺中，这几个中小国家由于被大国掣肘而深受其害。它们深深感到，要维护本国的安全，就必须投靠大国，寻求可靠的安全保护。中欧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各自的军事实力不能满足其安全的需要，它们出于军事安全的考量，申请加入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军事政治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三）中东欧国家建立和加入区域合作组织
中欧国家不仅重视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欧盟和北约，而且在正式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前进行了一系列“预演”，建立和加入了区域合作组织。目的是减少由于共同目标而产生竞争进而造成的内耗，增强自身实力，从而更快地“回归欧洲”。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中欧倡议国组织和维谢格拉德集团。
中欧倡议国组织
“中欧倡议国”组织的前身是由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匈牙利组成的多边合作组织。该组织建立的构想来源于1988年意大利外长提出的关于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南斯拉夫四国能否首先在经济领域建立起有效合作的倡议。1989年11月，相互毗邻并有着传统关系的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4国，根据意、匈的倡议，先后举行外长级和副总理级会议，商定在交通运输、环境保护、通信、教育和科研等领域分工合作。这种形式当时被称为“亚得里亚海—多瑙河”地区的4国合作。随后，该组织便于1988年在布达佩斯正式成立。该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中欧国家的关注。可以说，“中欧倡议国”组织（Central European Initiative，CEI）是始于1989年的中、南欧国家地区性合作组织。捷克斯洛伐克于1990年作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参加活动，其后正式加入该组织。1990年7月，在杜布罗夫尼克举行的政府首脑最高会晤中吸收波兰作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此后，随着南斯拉夫退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加入，该组织最终于1992年正式更名为“中欧倡议国组织”。
1991年7月“中南欧五国合作”组织接纳波兰为其成员，变5国集团为6国集团，被称为“六角会议”。同月，6国政府首脑在南斯拉夫举行会议，发表了旨在加强相互合作的《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并发表声明，强调必须在尊重南斯拉夫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基础上，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南斯拉夫危机。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中欧地区国家的区域性合作，推动中欧国家接近欧盟，为欧洲一体化铺平道路。该组织将区域合作局限于中欧地区，将其性质确定为论坛性。即除了在基础设施、文化交流方面有具体的项目和计划外，在政治合作和地区冲突问题上只是发表意向性声明，而不会做出联合行动和决定。
“中欧倡议国”组织不是相对于欧共体的另一种选择，而是作为地区稳定因素，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论坛。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共有18个成员，逐渐成为中东欧地区重要的地区合作论坛。中欧倡议国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中欧地区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合作，以“特殊”和“具体”的方式使中欧国家接近欧洲联盟，为欧洲一体化铺平道路；致力于经济、科技、文化及政治领域的合作，已同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欧洲地区性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联系。每年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
维谢格拉德集团
虽然学界一般将1990年的布拉迪斯拉法首脑会晤作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分别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合作的前奏。但波、匈、捷三国真正的合作应该从华约解体开始。1991年匈牙利单方面退出华约，随后得到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响应，两国也随之退出。共同退出华约是波、匈、捷三国开展合作的良好开端。随后的1991年2月15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最高会晤，然后共同前往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缅怀1335年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在此进行的历史结盟。至此，维谢格拉德集团宣告成立。
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合作领域包括安全政策，与欧洲机构的关系，民间、政府机构和宗教及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资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运输，能源，电信，环境保护，文化，信息，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39]1991年三国首脑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会晤，开始共同开展加入欧共体和北约的行动，但是收效不大。之后，1992年5月6日，三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布拉格举行最高会晤，并发表了政治声明。声明强调三国合作已成为中欧关系的新范畴，并将这一合作看作地区稳定的因素。并声明将共同提出加入欧共体成为正式成员的申请，以及建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建立中欧自由贸易区。虽然在之后的1993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愉快，但是合作仍旧存在，尤其是在关键问题上，成员能够保持一致，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从中欧四国视角来看，中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实现“回归欧洲”这一目标而服务的。首先是作为摆脱来自东部的苏联斯大林体制的影响，向西部回归欧洲和加入欧盟的工具；其次是中欧四国携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共同思想基础；最后也是中欧这几个独立的中小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进行的合作。
四 “中欧”概念的德国视角：在中欧国家入盟中的作用
（一）“中欧”概念的德国视角
德国在中欧地区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地理学家约瑟夫·帕什在《中欧》一书中称，所有中欧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德国文明的范畴。[40]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为，中欧是通过普鲁士的胜利带来的。他曾断言，中欧将以德语为核心，使用德语是自然的。但他又强调，必须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语言持放任和灵活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占据主导。[41]奥·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称，“中欧是德国人创立的，没有德国人就没有中欧”。[42]
早在德国统一之前，关于“中欧”这一概念，东西欧就有着不同的看法。德国与波兰、匈牙利及捷克的观点都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瑙曼的观点曾经为纳粹所利用来发动战争，所以德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采用瑙曼的中欧观点。与此同时，对于西德来说，对于这一地区的新东方政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很显而易见，西德争论的观点在这些东欧的观点中占据很小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东欧知识分子已经在重新看待德国问题上做出了尝试并得出了结果，即：很难在克服《雅尔塔协定》划分的欧洲边界时不考虑德国的分裂。东欧知识分子对于中欧概念的争辩，最终没有融合成一个对于重建中欧的统一概念。事实上，中欧这一概念早在“昆德拉震动”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话题之前，已经被非常谨慎地在德国的政治演说中重新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欧（mitteleuropa）这一概念也是通过这一演说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中的。然而，对与中欧概念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诸如：从未停止的关于德国身份以及德国问题、柏林的未来、两德关系、东方政策、安全政策、联邦德国与美国关系等的讨论）却迅速超越了人们对于“中欧”自身的关注。
德国对于“中欧”这一概念并非不关注。这一概念不仅在德国政治演说中被重新提及，而且，甚至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件中找到。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知识分子的探讨中，中欧这一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文化历史的重新探索。这方面的最佳代表是柏林历史学家卡尔·施洛格（Kare Schologel）出版于1986年的《向东靠的中部：德国，失落的东部，中欧》[43]。这个有刺激性的散漫的文章对于邀请西德知识分子和公民重新发掘他们失落的文化以及它们与东德的社会联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卡尔·施洛格是一个狂热的学者，但并非一个政治家。在随后的社会民主党弗里德里奇·艾伯特基金组织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地否认了这一概念的政治工具性，“宣告中欧是一个目标”。在他看来，中欧这一概念的重新发现，将会带来思想、文化以及非政治领域的改变，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说就是意识。这种意识的改变将会适时地影响政治存在的可能性，甚至影响政治，但是这种文化-历史的重新发现本身是一件好事。也有人从历史-地缘政治视角看待这一概念，并非从中欧整体看待这一概念，而是认为从历史上看，德国的历史决定了其国家的地缘政治位置处于欧洲中心。可以确定的是，在西德知识界，对于中欧这一概念的讨论尽管十分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今，德国的政策已经没有空间提供给“中欧”（mitteleuropa）这一特殊概念，或是在双边关系和与欧盟关系中扩大这一特殊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中东欧剧变中，奥匈边界开放，许多民主德国的公民经过边界逃至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局势出现动荡。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大批民主德国公民涌向联邦德国。最终，在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两德最终实现了统一。由于统一后的德国也常常被看作西欧国家，所以不存在借用“中欧”这一概念重返欧洲的理由。而且在德国人看来，中欧这一概念的影响远远小于主要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和北约。在德国看来，欧盟是德国与中欧国家合作的核心。因此，德国除了重视与其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外，同样希望将中欧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来。因此，德国在中欧四国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德国在中欧四国回归欧洲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一些中欧概念的倡导者希望德国能取代俄罗斯重建中欧，并推动中欧国家重新回到欧洲的主流中去。而德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也积极支持推动中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实践进程。德国在欧盟的地位，也使得中欧国家借助德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期待得以实现。中欧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西欧，1989年巨变之后的“回归欧洲”，不仅是价值观的宣示，而且还有更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亦即，不仅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回归欧洲，更要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欧洲化”以回归欧洲的主流。中欧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中欧国家加入欧盟的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支持作用。
1.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对中欧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积极意义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新东方政策”，目的在于改善德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一政策在当时对于中欧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着积极意义，以德国-波兰关系为例。
“新东方政策”对于改善与波兰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中欧地区的两个大国，德波关系的改善对于中欧地区局势有着很大影响。自1970年2月联邦德国国务秘书访问华沙至同年12月两国签订《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协定》，该协定宣布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确认了双方的边界，并表示无条件尊重彼此领土完整。至此，德国和波兰确定了双方的边界，实现了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此后，德国又于1972年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将对波兰关系发展为“特殊关系”，将它的东邻看作“我们在东部的法国”。[44]德国与波兰峰会在1997年被提升至政府咨询层面。
总之，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开辟了德国战后外交的新格局，即打破了冷战初期欧洲东西部隔离的状态，同时又通过努力赢得西方盟友对该政策的支持，使得德国最终获得了在东西方自由行动的空间。同时该政策修正了哈尔斯坦主义，使得德国的外交摆脱了孤立的状态，提高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2.科尔总理积极促成中欧各国加入欧盟
1991年12月欧共体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了双边“欧洲协定”，1992年12月3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宣布正式分离，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欧共体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分别签署了“欧洲协定”，并于1995年正式生效。然而，与此时中欧国家积极地参与加入欧共体的热情相反，欧共体对于吸收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回归欧洲表现得并不积极，正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始人雅各·阿塔利所说，与这些国家签订“欧洲协定”目的是为了“限制它们接触西方核心市场，而非包容它们”[45]。欧共体对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采取了限制和预防性措施。
在意识到“欧洲协定”的结果延缓了它们加入欧盟的进程之后，中欧国家开始努力申请欧盟成员正式身份。匈牙利于1994年3月，波兰于1994年4月，斯洛伐克于1995年6月，捷克于1996年1月先后提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虽然接受了中欧国家的申请，但并未给予高度的关注。而中欧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此特别重视。与其他欧共体成员比较暧昧的态度不同，此时的德国，尤其是执政的科尔政府在中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1996年12月捷克和德国签署和解协议，解决了两国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有关捷境内苏台德地区德意志族居民权利问题。为此，德国表示支持捷克加入欧盟。
德国的出手协助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稳定的考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中欧地区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欧洲西部的德国和欧洲东部的俄罗斯此时乘虚而入，占领了中欧地区。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欧地区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德国意识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此时的德国处于相对稳定发达的西欧和不稳定且发展不足的东欧之间，中欧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德国。“避免重新回到战前不稳定的体制，避免德国再次陷入东西方包夹的境地，唯一的出路是使德国中部和东部的欧洲邻居融入欧洲的战后体系，并在该体系与俄国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合作。”[46]因此，德国总理科尔在任期间极力推动欧盟东扩的进程，帮助德国的东部邻国加入欧盟。“并非经济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考量，正如科尔极力推进德意志统一一样，德国不希望自己的东边邻居被遗弃在欧洲和俄国之间，更不希望自己的东部边界暴露在一片不安定之中。”[47]
3.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给中欧国家树立效仿的典范
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时，维谢格拉德集团被看作一种区域合作的合理方式。起初，德国非常积极地希望欧盟能将维谢格拉德集团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德国期望区域合作和一致性将会加强整个地区成功的变革和稳定。但是，事实并不如德国所愿，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过程中，这些新成员之间似乎成了竞争对手。直到1994年，维谢格拉德集团才被看作一个中欧四国互相交流的松散的合作组织。但与此同时，德国也从未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军事防务和安全方面抱有任何幻想。德国十分支持和理解这些国家为加入欧盟和北约所做出的努力，并积极促成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成员加入北约。
同时，在成功加入欧盟之后，德国也为中欧国家提供了帮助。德国在1999年和2007年轮值主席国任期内的积极表现，为中欧国家树立了效仿的典范。在欧盟事务上，德国关注的是新的成员是否能够处理好手中的立法权（packages），对此，德国曾在斯洛文尼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对其行动进行观察。欧盟成员中，斯洛文尼亚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个德国小伙伴的角色。例如总统帕霍尔全力支持德国保障欧元区稳定的行动。虽然他要求将这一行动更加深化，直至欧元区财政政策一体化。但总的来说，不同于之后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被描绘成为“麻烦制造者”的捷克，斯洛文尼亚是一个“角色典范”。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捷克政府和德国政府都在财政危机时各自保卫着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但在欧盟问题上德国给予了捷克支持，德国是欧盟“三个大国中唯一在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没有将捷克置于困境的国家”。重要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唯一的一个以欧盟大国领导者的身份参加2009年的东欧伙伴关系峰会以及2011年的华沙峰会的政府首脑。由此可见，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做出的外交行为和努力不仅为中欧国家树立了可以效仿的典范，也在中欧国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三）冷战后德国与中欧的关系：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结合
有学者认为，冷战后时期德国与中欧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同时具有差异性和动态性的发展状态，而不仅仅只是中欧“mitteleuropa”这一概念。[48]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德的统一，1915年瑙曼提出的德国领导的中欧（mitteleuropa）概念某种程度上开始复苏。一些学者认为，德国领导下的中欧将会出现在欧洲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其他学者则质疑，德国是否能够成为“没有明确定义边界的中心国家”。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则是，统一后的德国将会至少在文化和经济上控制中东欧。这些观点对于中欧国家来说是十分敏感的，因为这些中欧国家过去曾是德国统治欧洲的首要目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于建立瑙曼提出的“中欧（mitteleuropa）”的计划并未在德国付诸实施。
事实上，在1990年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区域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被描述为战略性地区，德国针对中东欧的外交政策正属于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在1990年后，德国对中东欧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与中欧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及在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中推动中东欧国家实现稳定性和现代化。然而，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关于德国与中东欧的未来关系问题再次出现。
影响德国与中欧国家未来关系走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不对等和差异性影响了德国与中欧关系。德国和中欧国家在国家总体实力和国内的政治方面都具有不对等和差异性。受巨大的差异性政治影响，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国家潜力中的不对等性减少。原来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使其在与中欧国家的交往中潜力巨大。经济上，双边联系紧密，德国是中欧国家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直接外贸投资来源地。然而，中欧国家在德国贸易中的角色也日益重要。所有中欧国家与德国的贸易额加在一起近乎等于甚至超出德国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即法国（出口）和中国（进口）的贸易额。[49]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不对称性也在增加，尤其是在特别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国家间建立共识的不对称性在增加。在语言方面，德语已经失去了其在该地区与其他文化的功能性联系，欧洲的德国中心化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不断降低。另外，中欧国家对德关系常常因为选举而产生波动性，这些波动性取决于中欧国家议会主要政党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在德国政治中十分少见。这些不对等和差异性，都有可能影响未来德国和中欧国家关系的走向。
第二，德国与中欧国家关系新的合作制度基础将会被重新讨论。随着波兰逐渐成为德国的特别伙伴以及区域领导，新的双边贸易和其他制度性安排将不断形成，但德国在考虑多边关系的时候依然会保持警惕性。[50]
第三，在谈及历史引发的多样性理解时，德国与中欧国家有共同的理解：过去不能成为未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历史性的事件逐渐成为客观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但事实上，波兰与匈牙利被德国承认是独立国家，而捷克却常常被看作德国的“家庭成员”。[51]而且纳粹德国对波兰的迫害是毋庸置疑的，波兰因此也被看作纳粹的受害者。除此之外，战后德国人被驱逐以及转移也为当时的德国、波兰和捷克增加了负担。但是最重要的是，对于捷克人和波兰人来说，与德国的关系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倾向于观察德国及其对于历史的态度，因此这就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基因密码”的一部分。[52]在德国与其他中欧国家从来不被当作问题的各种历史问题，已经被人们接受为基本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在一些国家中国家导向性的政治参与者可能也的确是为了其政治目的将历史工具化。
第四，德国与中欧合作关系的核心区域是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中欧地区实现转型和稳定的最好方法是加入欧盟。与德国单独地通过双边合作输出规则相比，德国与欧盟共同塑造邻国的过程显得更为成功。德国在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过程中扮演着尤为显著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1999年和2004年。这种过程事实上代表了德国与中欧国家相关的核心利益。北约的存在保护了美国在此区域的安全利益，欧盟提供的多边框架保证了中欧国家在欧盟发展进程中的发言权。德国的政策试图寻求扮演一个中欧国家的宣传者，同时又将欧盟东扩看作“繁荣与稳定区域”的扩大。然而，在入盟谈判时，德国又为其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做捍卫，例如劳动力市场保护、农业直接支付、生态社会标准确立等。这导致了中欧国家开始眼红德国。与此同时，欧洲人权公约也显示了中欧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成员中的中小国家集团，来反对欧盟成员中大国力量的增长，大国之中当然也包括德国。中欧国家的入盟，代表了德国与其东方伙伴的核心利益，这也是解决不对称性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带来的双方焦虑问题的最佳方案。然而，德国与各个中欧国家的关系却取决于单个的中欧国家内部哪些政治主流掌握了政权。因此，冲突问题（例如德国霸权在欧元区的不断崛起）使得中欧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出现两极化的可能性增加。
第五，军事安全领域是德国与中欧关系中最不显著的。由于政治体制和结构的不同，加上中欧国家保守主义的影响，德国与中欧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不显著。在1994～1999年间，中欧国家发展现代化武器和加入北约的过程中，德国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德国-波兰-丹麦在欧洲东北部建立了三边多国部队。但是除了东北部驻军之外，德国与中欧国家的军事合作十分低调。例如，捷克军事并未在德国的直接领导下有所行动，直到2006～2007年的阿富汗军事行动才开始参与第一次任务。在中欧国家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圈子只关心大西洋主义并警惕德国的政策，中欧国家不认同德国的“克制文化”，它们认为多边主义的态度是更加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俄罗斯和中欧国家的看法上，德国与捷克和波兰并不相同。捷克和波兰似乎对俄罗斯比较畏惧，而德国则更为担心自己被这些中小国家孤立。[53]随着德国现在不断寻求与欧盟的更坚实的合作，以及波兰图斯克政府的积极行动，德国与中欧国家新的合作机遇正在逐渐开启。同时，此区域内不同的多元主义见解对德国和中欧双边关系的影响力也正逐渐上升。
表1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约、条约及会议对于中欧四国国家边界的影响
表1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约、条约及会议对于中欧四国国家边界的影响-续表
[1] 杨烨，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东欧研究所所长。王静，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 本文中的中欧国家指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
[3] J.Szűcs，J.Parti，“The 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An outline”，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29（2/4），1983，pp.131-184，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42555425.
[4] László Zsinka，“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olish and Hungarian History” （PDF），Retrieved 15 January 2015.
[5] Halman，Loek，Wilhelmus Antonius Arts，European value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Brill Publishers，2004，p.120.
[6] Friedrich，Naumann，Mitteleuropa，Berlin：Reimer，1915.
[7]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是指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统称。
[8] Fritz Fisch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Europe.
[9] 近东地区（Near East）是一个大致涵盖欧洲北部海域以及西亚地区的地理术语，包括自低地国家穿过俄罗斯的大草原直至高加索地区。近东地区这个词近年来在英语中已很少使用。
[10] 〔英〕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7。
[11] 〔英〕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
[12] “Mitteleuropa”“is a multi-facetted concept and difficult to handle” （PDF），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PDF） on 17 December 2008，retrieved 31 January 2010.
[13] A.Podraza，Europa Środkowa jako region historyczny，17th Congress of Polish Historians，Jagiellonian University，2004.
[14] J.Brechtefeld，Mitteleuropa and German Politics：1848 to the Present，London，1996.
[15] Peter J.Katzenstein，“Returning to Europe：Central Europe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with Wlodek Aniol，Danes Brzica，Timothy A.Byrnes，Peter Gedeon，Hynek Jerabek，Zuzana Polackova，Ivo Samson，and Frantisek Zichin，in Peter J.Katzenstein，eds.，Tamed Power：Germany in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5-250.
[16] Joseph Franz Maria Partsch，Clementina Black，Halford John Mackinder，Central Europe，New York，1903.
[17] 龙静：《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
[18] 龙静：《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
[19] 龙静：《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
[20] Géographie universelle，1927，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Europe#cite_note-29.
[21] 〔英〕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
[22] I.Deak，“The Versailles System and Central Europe”，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I （490）：338，2006，doi：10.1093/ehr/cej100.
[23] Milan Kundera，“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dmund Whit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ume 31，Number 7，April 26，1984.
[24] Karl A.Sinnhuber，“Central Europe：Mitteleuropa：Europe Centrale：An Analysis of a Geographical Term”，Transactions and Paper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5-39，1954，www.jstor.org/stable/621131.
[25] Band 16，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Mannheim/Wien/Zürich，Lexikon Verlag，1980.
[26]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Introduction to‘Central Europe’，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27] Milan Kundera，“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dmund Whit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ume 31，Number 7，April 26，1984.
[2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Europe.
[29] “Europe”，Columbia Encycloped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30] “Slovenia”，Encarta.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31 October 2009，Retrieved 1 May 2009.
[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Europe.
[32] 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932页。
[33] 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932页。
[34]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35]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36] 朱晓中：《为什么要回归欧洲？》，《世界知识》2003年第2期。
[37] 霍华德·威亚尔达：《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陈玉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84页。
[38] 刘祖熙：《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历史思考》，《西伯利亚研究》1999年第1期，第43～46页。
[39] 〔美〕鲁道夫·特凯什：《从维谢格拉德到克拉科夫：中欧的合作，竞争与共存》，载〔美〕《共产主义问题》1991年11-12号。
[40] 朱晓中：《回归欧洲与中欧概念的嬗变》，《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41] Friedrich Naumann，Mitteleuropa，Berlin：Reimer，1915.
[42] 朱晓中：《回归欧洲与中欧概念的嬗变》，《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43]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44] Pfluger，Freiedbert in an interview for the Polish daily Rzeczpospoolita，5 June 1997.
[45]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p.19.
[46]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47] “Testing Europe’s economic motor：the German economy”，The Economist，15 September 1995.
[48] Vladimir Handl，“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2011：A Differentiated Dynamic Instead of Mitteleuropa”，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49] Vladimir Handl，“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2011：A Differentiated Dynamic Instead of Mitteleuropa”，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50] Vladimir Handl，“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2011：A Differentiated Dynamic Instead of Mitteleuropa”，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51] Vladimir Handl，“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2011：A Differentiated Dynamic Instead of Mitteleuropa”，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52] Zlatko Šabič，“Introduction to ‘central europe’”，in Zlatko Šabič，Petr Drulák eds.，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Europ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2.
[53] The White Book of the German Ministry of Defence perceives Russia as a Partner（Bundersmin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20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