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美各国的家庭政策

本研究选择的欧美各国，都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和家庭变迁，比如出生率下降、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增高、家庭结构多样化、单亲家庭增多、晚婚晚育更为普遍等，但是由于文化价值观和历史背景等因素不同，各国采用了不同的家庭政策模式来应对。从表1-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美各国的家庭政策背景、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

一 美国家庭政策：强调工作福利，提供最低限度的家庭支持

虽然美国总统和公众都承认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但是美国社会强调家庭的隐私性，从来不鼓吹政府要对家庭进行干预，而是把家庭福利供给的责任留给家庭本身和慈善机构；因此，美国一直没有明确的全国性家庭政策，现有的家庭政策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残补式的、碎片化的和类别化的。美国的家庭政策主要关注的是贫困的儿童和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在内。美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普惠制的儿童津贴和法定产假的国家（诺尔曼·金斯伯格，2010: 128），也没有住房津贴和普遍的学前教育体系。美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家庭政策，是让贫困家庭除社会安全薪资税（Social Security payroll taxes）外免交任何赋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中等程度的现金补贴，给中上等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Kamerman & Kahn,1997: 307）。

二 欧盟各国的家庭政策

欧盟各国家庭政策的发展和对于家庭、儿童需求在政治上的回应，不仅受本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等背景以及本国人口和家庭变迁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社会和家庭政策的影响。2007年，欧盟各成员国共同建立了“欧洲家庭联盟”（The European Alliance for Families），这代表了欧盟和各成员国持续承诺制定和出台对家庭友好的政策，彼此支持共同寻找对人口和家庭变迁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回应，分享彼此在家庭政策领域的信息和经验，目的是“在职业、家庭和私人生活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欧盟试图通过“开放式协调方式”（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推动各成员国共同确定家庭政策目标，分享和相互学习家庭政策方面最好的实践，建立“欧洲的家庭政策”（Lohmann, H., et al.,2009）。

在建立欧洲家庭联盟之前，有关家庭的一些目标和工具都体现在2000年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峰会形成的“里斯本增长和就业战略规划”（Lisbon Strategy for Growth and Jobs）之中：家庭政策的目标是改善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协调性，形成和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人口变迁。随后欧洲的一系列峰会都制定了和家庭政策相关的目标。2001年，欧洲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提出要由护理机构给儿童和其他需要照料的成员提供更多的服务，由家庭福利体系提供更多的服务；2002年，欧洲理事会巴塞罗那会议，提出到2010年要为至少90%的3～6岁儿童提供儿童保育服务，为至少33%的3岁以下儿童提供儿童保育服务；2006年，欧洲春季理事会强调必须减少儿童贫困，给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无论儿童的社会背景如何；2007年，欧洲理事会强调为了改善社会团结必须强调家庭政策的持续性，并勾勒出对于家庭政策来说的重要领域（Lohmann, H., et al.,2009）。欧洲委员会为家庭政策设定了三个目标：儿童福利、性别平等、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European Commission,2005,2006,2007a, 2007b,2008a,2008b; Lindén, T. S.,2007）。

欧盟也明确表示各成员国自己也肩负着制定适当的和可持续的家庭政策的责任，欧洲家庭政策的目标只是建议和指导原则，是供欧盟成员国在制定自己国家的家庭政策时参考的。从下面对英国、法国、瑞典、西班牙和波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目标都围绕着欧洲的家庭政策目标，各国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变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欧洲家庭政策的影响。

（一）英国家庭政策：以儿童为中心，强调个人责任

英国和美国一样，都是被划分为“自由福利国家体制”和“不干预家庭政策体制”的国家。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和不干预主义的家庭体制，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自愿主义（voluntarism）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个体应该自己承担保证自己经济安全和为自己提供福利的责任，国家和家庭都没有这种责任。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去谋生，通过市场去解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国家和雇主没有义务保障个人工作、满足个人福利需求，以及协助妇女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家庭属于私有领域”是公众言论和政策形成中一直秉承的价值观，社会强烈认同家庭在儿童保育和儿童教养中的首要位置，家庭关系一直被当作免于国家干预的领域（Ringen, S.,1997: 10）。

和法国、德国、瑞典等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在家庭政策上一直持相对不干预的态度，没有构建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是和美国相比，虽然英国曾经拒绝签署1998年欧盟社会宪章（EC Social Charter）和1991年马斯特里赫条约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条款（Social Chapter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Crompton &Lyonette,2005），但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还是深受欧盟推动成员国建立家庭政策和分享最佳实践的影响，英国形成了更加完备的隐性家庭政策，特别是在针对儿童的政策，以及给工作父母提供有薪产假和育儿假期方面。因此，有些研究者指出，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趋向于北欧国家（Esping-Anderson, G.,1999: 77）。不过自从2010年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以来，因为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视各种福利开支为负担，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使英国不仅没有朝着欧洲大陆国家更加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和更为慷慨的现金补贴方式发展，反而有向着美国家庭政策模式滑动的趋势，被有些研究者称为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化。

（二）法国家庭政策：多子多孙多福利，政策目标多元化

虽然在欧洲，家庭政策没有把支持生育作为目标之一，但由于早年生育率持续下降，支持生育一直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核心。法国家庭政策的设计都是以生育和儿童抚养为中心的。他们对于各种模式的家庭都采取一视同仁的补助方式，不论儿童是否本国公民所生，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的，是来自于婚姻家庭抑或同居家庭，只要有孩子需要照抚，都可以申请到在欧盟各国最为丰厚的家庭津贴。法国这种以孩子为主体，而不以婚姻关系为条件的家庭津贴补助方式，不仅能够让每个儿童得到公平的照顾，也让有意愿生孩子但不一定愿意结婚的成年人能够放心地生养孩子（朱圣惠，2011）。而且，为了鼓励大家庭的出现，在法国，孩子越多的家庭能够享受的福利也越多，是典型的多子多孙多福利。

法国从1945年以后，就居于欧洲各国前列的生育率，证明了法国家庭政策的成功（Kaufmann, Franz-Xaver. 2002），但同时也导致法国家庭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以鼓励生育为主，而是趋向家庭政策目标多元化。法国政府高级家庭政策顾问弗雷德里克·勒普斯指出法国家庭政策主要有六个目标，包括补贴家庭开支、有力地降低家庭贫困、帮助父母实现家庭计划（帮助未来的父母生育他们希望有的子女数量）、促进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的衔接、帮助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协助父母履行责任和义务（弗雷德里克·勒普斯，2012）。这六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具体如何设计和实施还存在很多的争议。

（三）瑞典家庭政策：以“去家庭化”的政策设计，给予家庭最充分支持

瑞典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和家庭体制国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去家庭化”，也就是说国家不是等到家庭没有能力对家庭成员提供支持时再提供帮助，而是先发地将家庭关系成本社会化，最大可能地减少个体对于家庭的依赖，为个体提供所需的独立于家庭之外的各种资源（Esping-Anderson, G.,1999: 78）。但这种“去家庭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强行侵入家庭生活，而是在国家确保了家庭的经济安全，承担了家庭原来的照顾责任时，家庭可以更为自由地选择最合乎实际的选择。研究表明，当家庭成员的经济负担和照顾负担都减轻了，代际的联系反而变得更强而且更紧密（刘毓秀，2009）。瑞典通过“去家庭化”的政策设计，给予了家庭最充分的支持和最大的选择自由，也给了女性最大的自由去选择是就业还是在家照顾孩子，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促进两性平等。

不可否认，瑞典的家庭政策中包含着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因素，反映了在瑞典人当中被广为接受和支持的一些价值观，比如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地位、离婚自由、对于单身母亲和其子女的支持越来越普遍化等。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瑞典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历史之中（Myrdal, A.,1945）。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瑞典的结婚率低、离婚率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家庭团结相对较低，因为这些不是瑞典家庭政策设计的结果，最多只能说瑞典的家庭政策没有提供刺激人们结婚的因素。父母和未婚子女组建的家庭在瑞典属于传统家庭模式，瑞典对于各种形式的家庭有更多的包容性，比如同居家庭和同性恋家庭。在瑞典“去家庭化”家庭政策的影响下，不同模式的家庭内部更为团结，因为这是瑞典人在不考虑经济和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在不需要承担儿童保育和老人照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自己意愿做出的最真实选择。

（四）波兰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母性化，公共服务私有化

当西欧和北欧的家庭政策正倾向于更加“去家庭化”，使女性更加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时，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家庭政策却表现出相反的方向，促使女性从工作场所走回家庭，表现出“再家庭化”（refamilization）和“母性化”（maternalism）（Fultz, E., et al.,2003; Glass &Fodor,2007）倾向。与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相比，波兰表现得更为明显。波兰保守主义天主教教会传统和1989年因所负外债最多而不得不进行最深刻的市场化改革，是导致波兰社会政策和家庭政策出现这种转向的重要因素（Saxonberg & Szelewa,2007; Glass & Fodor,2007）。

1989年之后的波兰的家庭政策，更加倾向于自由的和市场取向的安格鲁-萨格森模式，更多地依赖市场解决家庭问题，福利也多是资产审查式的，很少是普惠制的（Saxonberg & Szelewa,2007）。国家给家庭提供的现金支持虽然种类繁多但是给付水平大多很低；育儿假期时间虽然长，但是除了微薄的育儿津贴，基本是无薪的；公立儿童托育体系的消失，儿童托育的市场化，使得儿童进入正规保育机构的比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垫底的（OECD,2009b）。妇女重新被看作主要的照料者，承担着照料家中的老人、孩子和其他需要照料的家庭成员的责任，波兰从普遍福利制的“共产主义”走向“潜在的家庭主义”（implicit familisim）（Szelewa, Dorota,2012）。

（五）西班牙家庭政策：从支持“家族主义”逐步转向支持“双薪家庭”

西班牙的家庭政策清楚地展现了南欧福利体制的“家族主义”特点，也就是说家族（包括核心家庭成员和亲属）在福利供给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天主教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处于辅助的位置（Reher D. S.,1998）。西班牙的社会权利并不立足于个体，也不是立足于核心家庭，而是立足于包括亲属在内的大家庭（家族）（Naldini, M.,2003）。尽管西班牙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但是家庭依然显示了强大的代际关系纽带和亲属内部的团结，照料孩子和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由家庭成员和亲属承担，强烈的家族义务感依然广为人们所接受，这被称为“家庭/亲属团结模式”（Naldini & Jurado,2012）。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从女性就业的角度来看，从有薪工作和无薪工作的分配来看，西班牙家庭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薪制的核心家庭模式已经越来越居于主流位置，西班牙正在逐步偏离家族/亲属团结模式。在过去十年中，西班牙妇女就业率不断上升，已经接近欧盟平均水平，在经济危机中妇女仍然坚持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同时，西班牙家庭分工两性差异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父亲也有能力照顾孩子。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帮助这些双薪制家庭的父母在工作和家庭之前取得平衡，比如更长时间更灵活的育儿假期政策，更多的公立儿童保育服务等，但其基本特征还是残补式的，家庭政策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家庭的发展（Naldini & Jurado,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