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直隶和宣府、密云二镇

北直隶和宣府、密云二镇，铸造了光背钱、背右二钱、监二钱和工五、户五、监五三种当五制钱。

（1）关于宣府、密云二镇铸钱

前文已述，《明史》中记载，崇祯三年时，除两京外，还有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四省以及宣、密二镇在铸钱，宣是宣府，密是密云。可以知道宣、密二镇在崇祯三年的时候在铸钱，但是到了崇祯十年正月十八日，卢象升上《宣云鼓铸事宜疏》，请求在云镇仿照阳和例开局鼓铸，“每年终，同阳和铸息查明奏报”，则说明在该疏上奏时，密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铸钱了。疏中还提到“查宣府分守口北道职衔，从来有兼理鼓铸字样。即如前任道臣荆之琦在事，以五万铸本经营，未及一年，得息万余，充城守军需急用，宣人至今称之”。则说明崇祯十年前宣府在铸钱之后可能已停铸。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中《车克题查明停减炉座铸本钱息事本》提到：“宣府钱局：顺治元年拾壹月开铸，用旧遗红铜旧钱及部拨银两共铸本壹万玖千柒百贰拾贰两壹钱零，铸出制钱搭放兵饷”; “密镇钱局：顺治贰年伍月开铸，用旧遗铜钱及部拨银两共铸本陆千柒百伍拾贰两钱零，铸出制钱搭放兵饷”。可见1644年11月，在崇祯驾崩仅仅8个月之后，宣府钱局就改铸顺治通宝，并且钱局所剩余的红铜和旧钱，也被作为铸本使用，密镇钱局则在第二年5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

由上可知，宣府和密云这两个钱局在崇祯年间一定铸过钱，且这两个钱局在鼓铸期间有过中断，卢象升上疏开炉之后，极有可能确实开始鼓铸并持续到了崇祯末年。然而由于未加标注局号名称，且应该是使用与京局崇祯制钱相同的样钱来鼓铸，所以现今所发现的崇祯京局光背钱，应该是北京各局、宣府钱局和密镇钱局共同铸造的。

（2）关于当五制钱

崇祯通宝工五、户五、监五三种制钱制作精美，钱体厚重而大气，深受广大藏友的喜爱。但是关于当五崇祯制钱，《明史·食货志》却只有一句话：“（崇祯）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与现今存世的较大量的崇祯工五、户五和监五制钱的实际情况不符。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这是史书的错误和遗漏”，但是并没有求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出现。

而据《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十七年正月甲午，“钱法侍郎王鳌永疏奏钱法。帝言：‘当五钱久已奉旨，如何尚未鼓铸？监督官着罚处，据称工部炉仅十座，冶铸曷资？即传各局刊造母钱进览，一面多购炉座，雇募匠役，精工铸造，不得再延取咎。'”由以上记载可知，事情发生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五。我们并不知道王侍郎奏疏中具体说了什么，从崇祯话中得知崇祯当五制钱久已奉旨，但尚未鼓铸，接下来崇祯再次下旨令全国各局开始筹备铸造当五钱。从现存的崇祯制钱实物来看，只有北京各钱局行动迅速，在同年三月下旬崇祯驾崩、李自成军队进京之前这两个多月中，鼓铸了数量不算少的崇祯监五、户五制钱和少量的工五制钱。而简称为“监”的钱局还鼓铸了少量崇祯监二制钱。四种钱铸造工艺一致，钱文极为相近，且重量大小一致（监二为当二钱的规格），各自没有大的版别变化，细节变化都很少，明显是较短时期铸造流通的产物。而工五存世量很少也与“工部炉仅十座”相符合。

《怀宗崇祯实录》卷一七则提到崇祯十七年二月丁卯下令将用于制作宝钞的物料去铸造当一当五钱。而顺治元年七月的《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谨启为请旨颁用当五制钱并发内库常钱以敷急用两便官民事》中提到“……当五钱鼓铸颇多，前朝曾经给发守城员役为犒赏等项之用”，可见崇祯当五制钱确实铸造了颇多。以上这两段一手档案资料的记载，成为了崇祯当五制钱实际开铸的直接文字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