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特霍恩计划的形成

第一节　美国方面的政策缘起

1944年6月至次年3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航空队（Twentieth Air Force）20轰炸司令部（XX Bomber Command）58轰炸联队（58th Bombardment Wing）[1]的B-29轰炸机群从印度出发，以四川盆地西部机场群为前进基地，在其作战范围内对日本本土南部和华南、华北等日据地区进行战略轰炸，此即马特霍恩计划。美国为什么要在中缅印战区实施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是如何形成的？事件又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呢？

马计划的历史背景及相关研究

日本自1941年以偷袭的方式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虽在一年内占领了亚太广大区域，但貌似强大的表象掩盖不了其致命弱点。由于小岛国资源有限，正如日本政府和“大本营”[2]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所预测的那样，日本无法对美国本土发动进攻，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只是为了打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清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反攻基地；粉碎英、美、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保日本的生存和安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国民政府屈服；与德、意两国合作，首先制服英国，然后消解美国作战意志，把战争拖下去，最后迫使美国承认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3]

然而，美国一系列战略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逐渐失算。中途岛之战，日本失去战略主动性；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则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战略防御。美军乘机进行战略协调和准备，1943年5月12日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提出“1943年至1944年太平洋及远东地区行动”的战略部署：

1．实施在中国和从中国出发实施的空中战略（Conduct of air operations in and from China）；

2．夺取缅甸；

3．将日本人从阿留申赶出去；

4．占领马绍尔和卡罗琳群岛；

5．占领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以及日本占领的新几内亚。[4]

美军由此展开从北、中、南和西南太平洋等方向对日发动逐岛和越岛的争夺战。[5]“1943年11月，在吉尔伯特中的梅金和塔瓦尔岛有代价颇大成效卓著的猛攻，这就是以‘飞机场向日本进迫’的攻日计划的拱心石。”[6]而运用此原则（在步兵猛攻之前，用海空力量完全软化岛上的强固据点）的前提就是陆军和海军的海空力量密切配合。为配合1944年太平洋上对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重要据点的战略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中缅印战场安插一只重型轰炸机部队袭击日本本土，这就是因执行马特霍恩计划略显神秘的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7]

国内关于马特霍恩计划的研究中，南京大学任东来先生有两篇论文从侧面有所涉及。台湾学者吴相湘的专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也谈到四川为实施马计划修建机场的情形，和马计划实施的一些情况。国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于马计划本身的研究较多也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几乎没有断过。已有研究的基本观点虽存在囿于旧有资料状况的问题，[8]但基本史实构建越来越清晰，为本著作的深入探讨奠下深厚基础。

马特霍恩计划最初如何形成？国内研究有多种比较简略的提法。如台湾学者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谈到，1943年11月22—26日“开罗会议决定了美空军B-29从中国基地出发轰炸日本”。[9]吴相湘则表述为，马特霍恩计划是“于1943年秋，在华盛顿拟定”；[10]另一位对四川抗战史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周开庆则又称“这个计划是这年（1943年，引者注）8月美国陆军航空总部建议的”。[11]南京大学任东来先生关于二战期间美国在华军事机构的研究中涉及到马特霍恩计划，认为该计划是“在1943年8月底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H.H. Arnold)提出”的。[12]

上述并非以马计划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一般仅涉及马计划的大致决策时间，其表述不尽相同，甚至互有冲突。比如“开罗会议决定了B-29马特霍恩计划”的提法就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从档案资料看，在开罗会议前的11月12日，蒋介石就已收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请求中方协助在成都地区修建五个长程轰炸机机场：

对于日本本土重要之目标，吾人现将发动猛烈的轰炸之攻势，似较预定为早。为完成此项目的，须在成都区域，有五个长型之轰炸机场，以供新式强力飞机之用，并需少许房屋之设备。凡此赖阁下密切之协助，期于1944年3月底之前完成其准备。

我方将提供技术工程之监督，但又赖阁下提供必要之劳动力与材料，而不致影响空中补给。

倘如是工程按时完成，本人将利用租借法案提供所需款项。

余深信吾人此次突然之奇袭将能予日本以致命之打击，此实为我二国人民所同心期盼者也。[13]

可见，罗斯福至少在开罗会议之前就已对此事考虑得比较成熟并决定实施，在开罗会议上只是重提。说开罗会议上正式“批准”（approved）[14]B-29行动计划，并作为一种可选计划（而非计划的起点）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此次行动的代号同样各说不一，显示出此前研究对马特霍恩计划历史缘起的模糊。有的将“从成都出发对日本的轰炸”称为“火攻闪击战”，[15]也有的将此次行动代号称为“黄昏计划”。台湾学者梁敬錞在论述开罗会议后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时提到：“马林那岛夺取之后，即可在彼建筑B-29机场，直接轰毁日本，较诸经过成都炸日本之黄昏计划（Twilight Plan），尤为利便。”[16]“黄昏计划”确为B-29行动一度用过的代号，但据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莫瑞斯·曼特罗夫（Maurice Matloff)博士的论述，“黄昏计划”实际上是B-29计划在早期以桂林为出发点时的代号，并非以成都为出发点且最终得以实施的B-29计划，“黄昏计划”只能说是B-29计划某个阶段的代号。而且自从有了从成都出发的马特霍恩计划后，为区别起见，其余在华的B-29行动代号由晓光计划更名“公鸭计划”（DRAKE）。[17]

关于马计划的缘起还有一种叙述：1943年11月，总统批准的B-29型飞机从成都基地起航去轰炸日本的“马特霍恩作战计划”，[18]又或称之为“高峰作战计划”。[19]

以上关于马计划代号的各种提法其实都有一定根据，只是各种说法的来源不能相互照应，以至于让人无法看出马计划形成过程的宏观脉络。

在未见到马计划决策档案的情况下，如果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计划总指挥莱利斯·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与莫瑞斯·曼特罗夫与罗曼纳斯、桑德兰（Romanus and Sunderland）等研究进行比照，也许可以较为明晰地找出美国决策的形成过程和此次行动代号的变更及准确名称，当然也就解释了四川抗战史上B-29“特种工程”的历史缘起，及其超出地方史中“贡献论”[20]范围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马特霍恩计划作为二战中美国的重要战略计划，[21]其形成并非是由某机构或某一个人在某一时间作出的具体而固定不变的决定。要想在美国总统、国会、国务院、海军部、陆军部等各部门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动态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多角度描述也许是可行的办法。

经过对上述论述的回顾我们发现，对于马计划形成过程的观察，选取陆军航空部队首脑阿诺德的视角是相对直观准确的。因为阿诺德是马计划从始至终的设计者、顶层决策者，同时也直接指挥了游走在世界各个战区、执行马计划的B-29航空队，即马计划的执行者。故从他的角度来看马计划，既能看到宏观战略思路又能了解其具体的实施过程。

由于马计划的运行涉及到其他非决策层的相关组织，如海军的情报组织，故本书会从海军部的角度叙述马计划，它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关于马计划的情报收集当中。而从美国总统的最高的战略眼光来看马计划，其意义就体现在第四章第三节“马计划的优先权及其在现代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中。还有其他不同视角中的马计划虽谓之为“地位”、“影响”，但事实上必须先了解这些“结果”才能把握马计划的形成过程。所以，尽管马计划的形成过程具有多面性，[22]但在本书的开初，仅仅选取对于那个历史场景来说最为显性的一面来描述计划的形成。

据美军联合计划参谋部JSP[23]的部署，1943—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一是保持对日本全方位的军事压力，二是维持中国的抗战。[24]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JWPC（Joint War Plans Committee)在此总战略框架下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25]其中第一项便是“执行从中国出发的空中行动”，这一行动则须仰赖远程轰炸机。

而当时最新的远程战略轰炸武器（long-range strategic weapon）B-29重型轰炸机，如曼特罗夫在《联合作战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中所言，波音公司1939年就开始设计，到1944年3月才正式生产下线。B-29作为重要的远程战略武器，美国原来打算首先用于欧洲战场进行远程轰炸，因生产不及，在欧洲战场上仅使用了载重、航程都不及B-29的B-17、B-24等轰炸机。1943年夏，B-29还没有正式生产下线时，陆军航空部队AAF（Army Air Force)估计，到1944年B-29虽达到一定生产量，但B-17、B-24已能满足欧洲战场的需要，无需B-29。AAF便根据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的战略，决定B-29正式下线后将专门用于亚洲战场，以发起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在当年8月的魁北克“四分仪”会议（Quadrant）上，AAF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CCS（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提交了最初的B-29行动计划，将这个远程轰炸计划进一步明朗化。

中美两国早期相关轰炸构想

从较具体的时空范围看，马计划可以说是美国利用中国基地实施对日轰炸以维持中国抗战这一区域战术目标、战略轰炸新思想，以及蒋介石信奉“航空救国”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从长远的历史环境看，马特霍恩计划的最终形成也许还有其更深的根源，其缘起不仅可以追溯到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甚至可以﹑也应该上溯至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空中战略轰炸思想的逐渐形成和长程VLR（Very Long Range）轰炸战术的日趋成熟。

1941年6月21日成立的美国陆军航空军承认，如陆军部史汀生部长（Secretary Stimson）主张的那样，二战“将主要是一场空中的战争”，其最高目标和任务是进行战略轰炸。与陆军空中力量的传统学说不同，它认为航空部队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任务不是分别为每个师、军或集团军提供具体、局部的保护，而应将其保护伞扩展到整个战区上空。航空队的任务按其轻重缓急，首先是摧毁敌空军，夺取制空权；其次是大范围地孤立战斗地域；最后才是对地面战场上的直接支援。[26]

在这种与传统航空兵学说相抵触的新思想指导下，罗斯福给予陆军航空兵很大的发展空间及相应地位。到1941年12月23日第一次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尚受陆军部管辖的航空兵首领阿诺德便与史汀生部长、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同英国三位海、陆、空人员相对应平起平坐，共商两国的全球战略。在阿诺德的记忆中，首次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国战区的决议，不仅是维持中国的对日作战状态，且其在中国为美方修建轰炸机、运输机基地的建议得到总统的认可，按此建议，需要更多的运输机从空中对中国输入供给，“这也许就是驼峰航运的开始”。[27]阿诺德还被授权将其手下的轰炸大队由24个增加到1943年12月的224个，且可优先使用国家资源建立一支战略航空部队。

在美国逐渐重视航空部队及其新主张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在冯如、孙中山等“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于1940年第一次提出利用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实施对日本本土轰炸的想法。这个想法与时为蒋政府航空顾问的陈纳德一拍即合，陈纳德于是拟定了一份最早的对日本轰炸计划，并由宋子文于1940年11月30日向美国财政部摩根索财长提交。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自华盛顿向蒋介石汇报了与美交涉情况：

……美国产量目前有限，如欲即得五百架飞机，事实上恐不易成功，倘若钧座愿即行轰炸东京、大阪，彼可代向总统请示，以英国所订制成最大、最新式之七十二吨轰炸机，俗称空中炮台者，先给我若干架。该类飞机可长距离飞行，由美飞岷尼拉转飞我国内地，略为准备后，即可大施轰炸日本重要城市……以财长观察，此事四分之三总统可赞成，此计划如能实现，则其他当无问题，惟最要者为我飞机场之设备，如布置不妥，反为误事，此点子文最焦急者也。[28]

此提议尽管得到美国总统、财政部、国务院同意，但要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是基地的安全，陈纳德说至少需200架战斗机保护，还有后勤补给得考虑。而最具体的问题是此时B-17轰炸机生产量有限，陆军部反对此时把数量尚且不多的重型轰炸机转到中国，认为“重型轰炸机如没有驱逐机掩护不便使用”，[29]当前的空中支援应只限于战斗机。这样，第一次对日战略轰炸计划商议的结果是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AVG（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该志愿队拥有由国民政府从美购买的100架P-40战斗机，这些装备齐全的战机为更全面的战略轰炸规划开辟了初期的道路。

第二次提起对日轰炸计划的，是罗斯福的特别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此时，由于“租借法案”已将对华军事援助的主动权从此前的美财长摩根索手中完全转移到白宫。总统特别行政助理的特殊地位使居里在1941年2月26日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建议中国：

……美国对德的警戒胜于对日，故今全力助英国，英国需要轰炸机，故尽量以轰炸机输英，而中国今日所需者为驱逐机与远距离之重轰炸机。今中国要求之轻轰炸机，若能提出若干，该请驱逐机数百架及空中堡垒半打，或可容易获得……中国如能驾空中堡垒飞至日本上空投掷烧夷弹及塞珞璐纸，其影响必大……[30]

蒋介石对此建议似不以为其首倡，因为他曾与罗斯福有言在先：“此空中堡垒本约定于二月底抵华，其停放之机场于三月底前可以完工。”而且认为美方卖给中国一定的驱逐机和空中堡垒，可“于日本向英美挑衅作战之前，先予日本海军以致命之打击，倘能击沉日舰数艘，即可阻日军之南下”，“乃可遏止太平洋战争，至少可以迟延美日冲突”。[31]

5月初，居里向陆军空军联合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新的建议（后称JB355号文件）。这份比第一次对日战略轰炸计划更为具体的计划在上次计划未能解决的基地安全、后勤保障方面论证了在中国实施对日战略轰炸的可行性。此时已经进驻中国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能够在美国不卷入或危及太平洋舰队的情况下，较为有效地保卫新加坡、菲律宾以及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从而解决了上一次计划就存在的新的战略轰炸部队的后勤保卫问题。居里强调了该计划的价值：

1．对于让我们的空战人员获得实战经验具有重大价值；

2．不停地用燃烧弹轰炸日本，表明美国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张，使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感到恐惧，达到战略威胁的效果；

3．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国民党人进行鼓舞的心理战略。[32]

两个月后的7月12日，JB355计划得到陆军空军联合委员会的批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居里、陈纳德便忙于计划的筹备工作。但随着日本对滇缅公路的进一步威胁，以及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原本紧张的B-17轰炸机更无法及时调拨到位，此提议自然未能付诸行动。1942年10月，陈纳德还恳求居里调拨更多的战斗机，让他能够立即“开始袭击日本工业”。

此后不久，华盛顿针对珍珠港事件策划实施了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日本本土袭击，这就是1942年4月18日杜利特尔（James H. Doolittle）率领下的对东京的袭击。作为第一次特殊轰炸任务〔First Special Bombing Mission （China）〕,[33]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B-25轰炸机在轰炸前虽不需中国的基地支持，但轰炸任务完成后仍旧需要中方的支持，中国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这一行动和前两次计划中的行动不一样，没有重庆国民政府、陈纳德参与其中，而是华盛顿单方面的“临时”决策，当华盛顿将行动目的和具体方案[34]告知蒋介石时曾为其所强烈反对。蒋介石担心由浙江衢州降落得不到中国地面部队的保护，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衢州机场完全可能在敌人的反击中丧失。蒋介石提出，除衢州外美机可在浙江丽水（Lishui)，江西玉山（Yushan)、吉安（Kian)，湖南衡阳（Henyang)，广西桂林（Kweilin)等其他地方降落。[35]

美国首次对日本本土轰炸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盟国的战斗士气，另一方面分散了敌方的抵抗力量，日军不得不将“瑞鹤”号和“翔鹤”号两艘航母及其护航舰只留在日本海域，并增加了四个战斗机大队，用以担负东京等要地的防空任务，从而分散牵制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力量。

但对中国来说，事情正如蒋介石担心的那样，从5月15日起，10万日军为洗雪首都被炸的耻辱，向浙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搜剿在该地区着陆的美军飞行员。报复行动中，日军不仅屠杀了约25万救助美军的中国人，还攻占了蒋介石预料中的衢州，以及意料外的丽水、玉山等重要机场。

此次“蜻蜓点水”式的对日临时袭击后，蒋介石政府提出了其认为更为可行的对日轰炸计划，由宋子文于5月告诉了罗斯福：

a．日本在上海有些大型的设备正在制造；

b．这些大型设备依靠上海的电厂提供动力；

c．如果这些电厂被炸毁，可以拖延日本六个月的生产；

d．尽快对上海的电厂进行轰炸。飞机可以出其不意地从印度起飞，回来可在重庆附近的成都降落。[36]

罗斯福将此设想转告陆军航空队首领阿诺德时，这位主张美国空军独立的将军认为，要是美国执行宋子文的提议，无异于“随意地根据投弹手临时所见，或一些善意的外行（happened to catch the bombardier's eyes, or well-meaning laymen）提出的目标进行轰炸”，而非阿诺德所主张的“按既定目标进行”科学有效摧毁敌人战斗潜力的战略轰炸。[37]所以，对此“临时看见”的目标并未采取行动。

以阿诺德的战略轰炸眼光看来，“科学地选定轰炸目标和准确轰炸目标一样重要”，所以，无论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都必须认真考虑轰炸目标的优先权（priorities）问题。因为此时像波特（Portal）和斯帕兹（Carl Spaatz）这些人尽管被任命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战略轰炸行动，但他们的行动仍旧相当随意而不受约束（with fairly free hands）。[38]

陆军航空队于1940年2月向波音公司订购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到1942年9月已进入测试阶段，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投入战争，所以阿诺德此时已开始考虑该如何使用、分配这种令每个战区都极其向往的新型武器，从而避免指挥权分散的各自为政状况。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罗斯福派出航空司令阿诺德开始筹备调拨500架重型轰炸机到中国，[39]然而也是因为后勤和欧战的缘故被拖延至8月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此时B-29远程轰炸机可以很快就投入实战），才出现一个确定使用B-29飞机实行对日战略轰炸的提议。到1943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酝酿修正，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正式批准该决议，使B-29飞机得以从1944年6月开始到该年年底，以成都为前进机场，对日本本土南部和日本在华钢铁军事工业进行袭击。当时从国民党的《党军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到独立的《大公报》等各方报纸对此均有积极的响应和支持，[40]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

由此可以认为，从川西出发袭击日本的马特霍恩计划、为马计划修建基地的四川“特种工程”，是当时中国“航空救国”思想正好迎合了美国战略轰炸军事思想。其历史缘起似可追溯至美国参战前的1940年。但事实上此次“战略轰炸”[41]非同寻常，其主要原因在于马计划的特殊性——与原子弹计划有着密切关联。中美双方关于修建B-29机场问题的来回交涉过程也因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外交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曲折迂回，使得这个看似独立的军事行动，伴随着各种政治目的变得模糊不清，体现出战争时期政治、军事之间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微妙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