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清迄今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

晚清以前，古代学者们已经以评点的方式对先秦诸子的文体风格作了很多精妙绝伦的论述。虽多是零金碎玉的短章，但往往能够通过简短的话语，揭示出诸子散文独特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进入二十世纪，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对先秦诸子散文语言风格、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研究的论著。几乎每一部文学史和散文史也都少不了此一方面的内容。这表面看来成绩显豁，但其实并无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所增加的只不过是对前人评点结论的进一步阐发，或结合作品详加说明，或强调其写人艺术、论辩方式等。这当然并不是说今人的研究能力不及前人，而是由对艺术风格的把握这一课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风格的把握不同于考据和推理，它是在精读作品基础上的直觉领悟，不需要长篇大论。前人在这方面已做得相当到位，后人难以超越。在今后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这一课题中，语言风格、艺术特征和写作技巧的讨论将不再有可能成为研究的重心。

晚清迄今的百年之间，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一批学者立足于文本本身，为先秦诸子散文各种文体样态定名，并描绘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有明确的“史”的观念。整体上说，所作的是一种静态的、平面的分析。而另一批学者则从根本上调整研究思路，从文化传统、行为方式、职业习惯、师授方式或者文化传播方式等方面出发，去追溯文体产生的渊源及其与当时具体文化传统的关系，所作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动态的、立体的研究。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称持第一种研究理路的学者为传统学者，后一种为现代学者⁽⁴⁴⁾。下面我们就以这两种研究理路的不同，将这百年间的研究成果分述如下⁽⁴⁵⁾：

（一）传统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定名及其演变轨迹的研究。

1．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定名。

如何为先秦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各种文体样态定名，在传统研究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跳过的问题。客观来讲，他们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后来的学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论语》为语录体，几乎是二十世纪文学史家们的共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韩兆琦《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裴斐《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玉刚《中国古代散文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均持此说。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杨公骥认为，“最早的学术性语录是《论语》”，“战国时代的语录文体裁，是继承商周的诏诰语录发展演变而成的”⁽⁴⁶⁾，追溯了语录体的体制渊源。此观点虽然很少为后世学者赞同，但这种从文化体制上追溯文体渊源的思考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孟子》文体，传统学者有以下几种看法：（1）整体上仍然是语录体，但已较语录体有明显的进步。持此观点的有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和韩兆琦《中国文学史》。杨树增认为《孟子》创造了互相对话的形式，是语录体向专论体的重要过渡⁽⁴⁷⁾。（2）对话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孟子》“全书不仅记录了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对话体论辩文”⁽⁴⁸⁾。（3）多种文体样态并存。黄绳《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从现代文体学概念出发，认为“孟子是使小品文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先驱”，《孟子》是内容多样、形式别致的小品文繁花，蕴含着异彩纷呈的古典杂文的诞生，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短篇小说的雏形⁽⁴⁹⁾。

《老子》文体，历来难以定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语录体。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齐洲《论〈老子〉的文体风格》⁽⁵⁰⁾持此说。杨树增更明确地指出《老子》是“格言式的语录体”⁽⁵¹⁾。（2）否定语录说，又无法给出定名。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又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⁵²⁾（3）韵散结合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持此说。

《墨子》文体，谭家健认为是“语录体到专论体的过渡”⁽⁵³⁾，大多数文学史家赞同此说。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秦彦士《墨子考论》认为：“在今存《墨子》的53篇文章中，大致属于语录体的只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加《公输》5篇，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而属于专论的《亲士》7篇和“十论”24篇共计31篇，将近占全书百分之六十的篇幅。《墨经》属于更高层次的思辩形式，加上这6篇则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即使在《耕柱》5篇中尚有大量的论证反驳成分，而与简洁含蓄的语录体大不相同。……总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体制上来看，按照语录体和专论体的划分，《墨子》无疑应该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⁵⁴⁾

《庄子》文体的研究历来是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三十年代，郎擎霄以生平所得，撰成《庄子学案》一书，对《庄子》进行全面研究。该书以专章论《庄子》之文体，曰：《逍遥游》等内七篇为庄子自作，为论说体；《马蹄》、《秋水》、《在宥》、《天地》、《天运》、《天道》、《知北游》、《达生》、《缮性》、《骈拇》、《庚桑楚》、《则阳》、《胠箧》等，为庄子后学随地记录的庄子演说词，为演讲体；《寓言》、《天下》为庄子自叙其学说大旨，为书序体；《列御寇》、《徐无鬼》、《至乐》、《外物》、《山木》、《说剑》、《田子方》为庄子弟子所记庄子言行之实录，为列传体；《渔父》、《让王》、《盗跖》、《刻意》为庄子弟子所记录并增益的庄子杂谈，为杂记体。又综论各体的特点曰：诸体之中，论说体文旨华妙，演讲体文最雄放，序体最简洁，传体最严整，记体亦平实⁽⁵⁵⁾。《庄子学案》至今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庄学力作。它对《庄子》的分类，能概括出各篇章的一些突出的特点，难能可贵；但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如认为《列御寇》、《徐无鬼》等篇为实录，是列传体，何以言之？显然是主观臆断，并无史料可证。且各体之间的区分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显得较为淆乱。

关于《庄子》一书的言说方式，《寓言篇》云“寓言十九”，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其文体形式就是寓言体。《庄子》书中的确存在大量寓言，但是否就可以将其文体性质称之为寓言体，似有待商榷。

另有学者刘生良在其专著《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中，从西方文体学理论出发，指出《庄子》不仅在文学类型上是寓言体象征型文学为主体，集浪漫型、现实型、象征型文学于一身的特殊类型，在文体形态上也呈现出以散文为主体和表征，同时又蕴含着诗、赋、小说和寓言等尚未分化的多种文体要素的特殊形态，是奇异的散文、绝妙的诗以及赋、小说等纯文学的先导⁽⁵⁶⁾。

《荀子》、《韩非子》都是专题论说文，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定型和完全成熟，这是20世纪文学史家的普遍看法。《荀子》专题论说文，有明确的论辩目的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基本具备篇章的明确标题；各篇立意统一，往往开宗明义提出论点，然后由浅入深层层论证，对论说文立论体制作出开拓性工作。另外，《荀子》中还有两篇极其特殊的文章——《赋》和《成相》。《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游国恩认为是战国“隐书”一体⁽⁵⁷⁾，韩兆琦《中国文学史》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首以赋名篇的作品⁽⁵⁸⁾。《成相》一篇，游国恩认为亦是韵文，是对民间说唱形式的借鉴⁽⁵⁹⁾。

《韩非子》体裁多种多样。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指出，《韩非子》书包含了长篇专题论说文、注释式的经说体（《解老》、《喻老》）、辩难体等多种文体类型，并把先秦诸子的专论体散文推向空前成熟的新高度⁽⁶⁰⁾。

2．先秦诸子散文文体演变研究。

关于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演变，文学史界普遍认为：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与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孟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论说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传统学者认为，说理文的发展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从《论语》、《老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的确存在体制上的差异，但是否这些差异就一定意味着进化？近年来，对于这种简单的进化论观点已有学者提出异议：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⁶¹⁾一文指出：《论语》的简短，绝不意味着此时人们说理能力有限，而仅仅是因为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应该说，这种对传统观点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综之，传统学者皓首穷经，他们对先秦诸子散文文献本身的把握是精熟的，对诸子各种文体的定名及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大多数还仅仅是对文本存在样态的静态剖析，所得出的结论尚属于比较直观、浅显易见的层次。现代学者则改变了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力图从具体而微的文化背景出发，从历史文化制度、职业习惯、行为方式、文化传播方式、师授方式等层面，并结合新出土的地下资料，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产生的渊源，揭示由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转化的奥秘。这种新的研究理念，把文体学的发展向纵深方向推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下面我们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二）新思路下的现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新成果。

1．《论语》文体研究。

《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载邹广胜《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一文。该文通过对《文艺对话录》和《论语》文体的考察，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指出《论语》之所以呈现为独白式的语录体，从根本上说是由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决定的。用西方理论和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确能很醒目地点出语录体的一些文体特征，但是，如果不从具体文化背景出发去深入考察，而只是从文体表面形态进行理论的简单比附，所得出的结论，其意义是值得商榷的。2001年和2005年俞志慧分别撰《古“语”述论》⁽⁶²⁾和《〈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⁶³⁾两文。前文详细梳理了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古“语”，探讨其意义及源、流、变，认为先秦时期广泛流传的“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其作用是明德，辑录成专书的“语”被用作教材和读本，是当时人们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后文则通过对五十余条《论语》中文字与先秦古“语”相关性的逐一疏证，呈现出孔门许多思想和言说的资源。作者从具体文化背景出发，密切结合《论语》文本来探究“语”这种古老的文体现象与《论语》的关系，可以说是文体学研究有益的尝试。韩国良《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一文认为《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二者最根本的对立乃在于形式方面——前者接近于格言，后者接近于口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从《老子》到《论语》是箴言体到语录体的过渡，由《论语》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就是语录体向专论体的过渡⁽⁶⁴⁾。如俞志慧文，该文也是从更古老的文献和文化传统出发，追溯《老子》、《论语》的文体渊源，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值得推崇的。《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载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一文，该文通过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在称谓、篇幅、结构、文字方面的差异，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或多或少有记录孔子言行的教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教材中精选出来的，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相反，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等，则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也推测《论语》大概是从类似《仲弓》、大小戴《礼记》的一些篇章中摘录下来的，与陈氏结论暗合。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论语》的文体性质、孔门弟子的传授方式，了解当时的文化传播方式，而且对于此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的《论语》是说理散文的低级阶段也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2．《老子》文体研究。

1984年李炳海撰文《〈老子〉一书的经、传结构及编次》⁽⁶⁵⁾。该文通过《道经》与《德经》章次的对应关系，各自的纵向结构和文章风格，得出结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道经》是本经，《德经》是传，是经解、经说，二者是经与传的关系。作者从经传结构的角度阐释《道经》与《德经》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认为《老子》的文体在根本上是格言谚语的汇编，“吸收了大量来自人民群众的格言谚语……《老子》把这类东西吸收过来，加以改造融化，纳入自己的体系”⁽⁶⁶⁾。认为《老子》一书，是在汇集古“语”基础上不断加工阐释的结果。此观点为后来学者所发挥。2000年，高雄《中山人文学报》第十期刊登刘荣贤《从郭店楚简论〈老子〉书中段落与章节之问题》一文。该文认为，《老子》最原始文本是经由口传方式传播的韵语。这些原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被搜集后，经过整合、诠释、引申和补充，逐渐扩大而形成今日《老子》之章节形式。《老子》书之所以形成，乃是后人不断诠释、引申与补充既有文本的结果。该文又通过郭店本《老子》甲乙丙三组文本之逐文考察，并与今本对照，揭示出《老子》书之章节结构问题，对《老子》文体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韩非子》文体研究。

张惠仁《韩非——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一文指出：《韩非子·难篇》是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⁶⁷⁾。郑良树认为：“《难》篇里的每段文字，应该都是作者利用现有的材料磨练自己思想的短作。”⁽⁶⁸⁾指出了《难》篇的文体性质。对《韩非子》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中，马世年《韩非生平与〈韩非子〉文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较有分量。该文将《韩非子》55篇分为6类8种：书表体、政论体（包括一般政论文、长篇专题论文两种）、问对体、“难”体、“说”体（包括《储说》、《说林》两种）、解释体。“难”体为韩非子平时练习辩难之作，是一组没有连贯性的随笔集，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对后世驳难文有很大影响。《储说》为韩非学派内部的教学资料，其文体意义体现在对史传体、经说体的继承和创新上，同时它也是连珠体的上源；《说林》为原始资料汇编的故事集。解释体为章句注解式的文字，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文体流变方式：注文脱离了“经”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该文对《韩非子》文体6类8种的归纳，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这种从整体上对专书进行文体研究的尝试也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管子》文体研究。

《管子》一书，近些年来颇受学者青睐。有以《管子》为题的博硕士论文，也有学术专著，单篇论文也有不少。其中，对其文体状况进行考察，成为近年来治《管子》者必然要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经解体”是《管子》文体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管子》中，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解体四篇，统称《管子解》。四篇《管子解》是研究先秦“经解体”或“经说体”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民国时期的学者石一参《管子今诠》曰：“古人治经之法，本经自经，传自传，解自解。后世为便讲读，乃有分经系传之法。《管》书之混解入经，沿分经系传法也。维系解分为二式：一则每篇先列本经全文，后列解语，如《宙合》、《心术》是也；一则逐段分析经文，夹入解语，则《牧民》、《乘马》诸篇是也……”⁽⁶⁹⁾对经解体的两种类别作了细致区分。至于《管子解》这种文体的成因，郭沫若认为“《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至少这一篇或许即是慎到在稷下学宫里的教本”⁽⁷⁰⁾。胡家聪亦持此说，认为《管子解》是齐稷下学宫的讲义录⁽⁷¹⁾。

周勋初《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史学上的经传体，等于子学上的经说体。客观形势表明，先秦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产生经说体的良好土壤。”经解体“大约与当时的辩说之风有关”⁽⁷²⁾。

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则提出另一种看法：先秦诸子这种经传结构是战国末期诸子后学进行学术休整、造经运动的产物⁽⁷³⁾。此观点与郭沫若“教本”说截然不同，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目前尚难有定论。

2003年西北师范大学池万兴博士论文《〈管子〉研究》，将《管子》76篇文章按文体分为：论说体、记叙体、问答体、经解体、格言体、律令体、纲目体、著述体等八种。分类赅备，每一篇都能找到对应的文体类别，也比较符合先秦时期文体的实际称谓。

张固也《〈管子〉研究》一书，对《管子解》的文体特征有专门论述：“《管子解》的体裁，只有《韩非子·解老》与之相同……前两者（指《宙合》、《心术》，笔者注）表面上是经、解合一的文体，实际上是战国中期稷下先生中的道家人物相与讨论、阐发思想的著作，其解释文字严格说来不宜称为‘解’，即便沿用旧称，也要明白它们与《管子解》之不同。后者（指《管子解》，笔者注）主要是战国后期稷下先生中的法家人物用《管子》的重要篇章为学生作讲解的记录，所以未必会顾及所解篇目是否在《经言》内，甚至可能单独取某一章节作讲解。”⁽⁷⁴⁾此观点乃郭沫若“教本”说的进一步延伸，虽然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据，但未尝不是合理的推测。

概括来说，以新的研究思路为指导的现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往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被斥于文学研究之外的《管子》、《墨子》等文献的文体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多篇博硕士论文和多部专著，这可能与它们包含的文体样态多样，且与当时的文化制度、行为方式关联密切有关；而此前因为文学价值高而受到热切关注的《孟子》、《荀子》等的文体研究却进展缓慢，成果寥寥。

第二，现代文体学研究，受到了出土资料的极大刺激和鼓励，尤其是《论语》、《老子》的研究，学者们把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进行文本的细致对照，进而推测其文体性质和渊源。

第三，现代学者中也有利用西方文学理论或者将中西方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文本进行对比来研究文体现象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确能点出一些具体的文体特征，以及中西文化的不同对文体造成的差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文体学还应该从中国具体的文化背景出发去追根溯源。

第四，与传统学者仅仅进行文本的静态分析不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深入的。他们从具体的文化制度、职业习惯、文化传播方式等层面出发，去追溯文体的渊源，考察由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转化的秘密，从而揭示出文体性质。这已经超越了表浅的静态描摹，把文体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三）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体现象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先秦诸子散文中往往夹杂着韵语、先秦诸子的言意观念与文体形态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一些纵向的具有规律性的线索。理清这些线索，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先秦诸子散文中的韵文和对句。

“韵文”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韵文，是指诗、词、曲、赋、民歌及一切押韵的文字，狭义的韵文主要指有韵的散文。对句指的是讲究对仗整齐的句子，后来发展成骈文。先秦诸子散文主要以散文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为什么在散文当中又时常夹杂着许多韵文或者对句，这一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韵散结合最明显的是《老子》，有学者因此称《老子》的文体为韵散结合体。《老子》的韵文和散文为什么纠缠到一起？吕思勉《经子解题》解释说：“今观《老子》书，文体甚古，全书多作三四言韵语，乃未有散文前之韵文。间有长句及散句，盖后来所加。”⁽⁷⁵⁾也就是认为《老子》原来是韵文，散文部分不过是后学所附益的阐释性的文字。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推测，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后来的学者在出土文献的激励下印证了此一观点。

谭家健著有《先秦韵文初探》一文⁽⁷⁶⁾，已收入其专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该文从先秦韵文的历史发展、内容和形式特征、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先秦韵文作了全面梳理。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中夹杂韵文这一现象，作者分析道：《老子》创造了一种韵散结合的文体。成书与《老子》同时或稍后的《孙子兵法》亦常用韵，它们可以看成是从韵语到散文的过渡。战国中期，成篇的韵文不断出现，正式形成一种新的文体。《管子》中有不少整篇用韵的文章，《庄子》虽然没有成篇的韵文，但某些文章亦夹杂大段的韵语，且往往在对话中。战国后期，韵文更加普遍化，成为一股风气。《荀子·赋篇》已是赋体，其他文章亦常用韵语，《韩非子》的《扬权》、《主道》通篇用韵，《吕氏春秋》、《文子》、《鹖冠子》等书中都有大量韵语。出土文献中韵文也十分普遍。先秦韵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显著特征是，道家学派占突出地位，几乎所有道家著作都喜欢用韵语。医学、兵书也常用韵。韵语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还没有普及到民间。形式特点是：四言为主或者杂言为主、散韵相间或者散韵相杂。韵语不见于语录体。总的来看，先秦韵文的适用范围，多数是说理和抒情，少数用于描状和说明，主要存在于诸子散文之中，以单篇文章或文章中的片断出现。该文总结出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中存在韵文这一现象的一些基本规律，论述详备，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先秦诸子散文中为何出现韵语？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指出：“它反映了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传播对诸子之文的影响和渗透，书面形态的诸子之文，实际上处于当时广大社会阶层（包括知识阶层自身在内）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的包围之中，韵语就是这种影响与渗透留下的痕迹……”⁽⁷⁷⁾作者从文化传播方式这一角度解释散文中夹杂韵文这一现象，只能解释部分文本，如《荀子·成相》、《赋》篇，而对《老子》这一典型的韵散结合体却无能为力。

2．文言：先秦诸子散文的语体。

语体也是文体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若能弄清楚先秦时期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以及当时的谈话技巧等，对先秦诸子文体的研究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文言系统的形成，始于先秦诸子。薛凤昌《文体论》认为我国“语体（指的是口语，笔者注）先于文言。自孔子作《易》乾坤两卦的《文言》，其句法、字法，实与今之文言无大殊。是其题称文言，名与当时的话不同。从此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著《春秋》，曾子之门人成《孝经》，子游之门人作《檀弓》、《礼运》，有子、曾子之门人作《论语》。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都不用语体（口语，笔者注）”⁽⁷⁸⁾。

徐北文在其专著《先秦文学史》中单列一节“新的书面语（文言文）与新的文体”，也强调了先秦诸子在语体方面的革新，他指出：《论语》是在雅言，也就是宗周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书写的一种书面语。儒家在当时雅言的基础上一面吸收典籍的旧词汇和句式，一面加以调整，形成较为活泼的《论语》式的新的书面语。《孟子》将这一革新完成，形成“文言文”⁽⁷⁹⁾。此后先秦诸子皆用文言系统。

此外，先秦诸子文体研究中，尚有一些线索性的问题很少有学者关注，有待于进一步开掘：

（1）先秦诸子文体与先秦纂辑之学的关系。如果陈桐生、李零等所推测的《论语》是《仲弓》等其他文献的节选本，刘荣贤所说的《老子》原始文本是古韵语汇编等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战国时期必定有一次编辑古书的文化热潮，它与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2）“言”与先秦诸子言意观及言说方式的关系。孔门有“言语”科，把“言”、“语”作为两个并列的范畴对举，那么在当时，“言”和“语”肯定存在不同。古人对“言”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言意观念和言说方式。郭店楚简《尊德义》有“教以言，则民硇以寡信”⁽⁸⁰⁾，《说苑·敬慎》载《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⁸¹⁾，《逸周书·周祝》有“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在口言”⁽⁸²⁾等说法，而先秦诸子无论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对“言”的表意功能，态度都极其保留。“言”在当时大概是个十分尴尬的存在。考察出“言”在当时的存在状况，以及先秦诸子各自的言意观，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意义重大。

上述所举或许都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从整体上探究文化制度、行为方式与文体的关系将成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本书的研究特色在于，通过特定文化背景的考察，揭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发生与当时具体历史传统、文化制度、行为方式的关系；通过对诸种萌芽与甫定时期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考察，揭示出文体发生的普遍规律，即任何一种新文体的发生，都是特定文化制度、行为方式的产物，都可以找到其各自制度、行为方式上的渊源，任何一种新文体在定型初期都承担着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化功能。本书在理念上，尽量避免静态、单向度的文本分析，力图达到具有深度和穿透力的文化考证效果；通过文化的考证，进而帮助解决文体发生这一文学理论问题。本书也极其注重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运用，使其与传世文献互补互证，增强论证的可信度。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一是分类研究。先秦诸子散文中存在多种文体类型，每一种均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文化渊源和文体功能，将其分门别类，一一辨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二是发生学与功能学研究。先秦时期是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特殊阶段。在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类型基本上处于萌芽或甫定型时期，每一种文体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仪式制度、师授方式或者文化传播方式等具有明确功能的行为方式自然而然的产物。与文体已经惯常化的后代相比，它们与特定观念或行为方式的关系更加直接而密切。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在本质上是文化研究。先秦时期，几乎每一种文体都承担着与当时行为方式相匹配的特定功能，或为论辩、或为游说、或为训诫等等，都是功能文体，而非出于单纯的文学审美。因此，从发生学角度探索其文化渊源，从功能学角度揭示其文体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三是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将一些类似而不尽相同的文体类型区分开来，如“语”体与问对体、寓言与小说、经说体与经解体等，结合具体文献，比较其各自的文体特征、产生的文化渊源和承担的文化功能。

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对先秦诸子散文所包含的重要文体形态进行重新认识。前代学者已经对先秦诸子散文所包含的几种重要文体样式作了描述，如《论语》是语录体，《老子》是韵散结合体，《庄子》是寓言体等等。这样的描述虽无甚不妥，但过于平面化。本书希望对具体的文体结构重新认识，在文本细读及与相关文献的对勘中重新认识先秦诸子散文中某些重要文体的实质。如认为《论语》采用语录体，呈现出简约化特征，实际上是孔门弟子对先师语录撷取、概括的结果，在编纂过程中有意识地遵循“趋简”的原则。《老子》文本有两个层次，即原始文本和附加文本，后者是对前者的阐释、引申，乃是道家后学弟子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累加而成。原始文本从形式上看是句式整齐、简短的韵语，从内蕴来看是关于修身、治世的嘉言善语，为老子自创或征引，其实质是箴。

二、追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前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偏重于对文体性质作判断，而对于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却鲜有详细的考论。早期文体基本上都是功能文体，每一种文体的生成大多都出于当时环境下的特殊需要，承担着特定的文化功能。各种文体的形成都有其具体而微的文化成因。本书从发生学角度出发，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文化习俗，文献创造者的社会职责、文化身份以及文献的传播和接受方式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

三、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历程重新描述。历代文学史普遍认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经历了从语录体（如《论语》）、韵散结合体（《老子》），到对话体（《孟子》）、寓言体（《庄子》），再到专题论文（《荀子》、《韩非子》）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是较低级的一种文体样式，而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专题论说文则标志着说理散文的成熟和定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传统学者认为说理文的发展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进化过程。本书认为从《论语》、《老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虽然的确存在体制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就一定意味着进化。先秦诸子采用哪一种文体进行言说，与当时社会特定的需要和文献创造者的身份、话语方式有关，而与其说理能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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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2) 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童庆炳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4) 郭英德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 郭英德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29页。

(6)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98页。

(7)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60页。

(8)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94页。

(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746页。

(10) 陈柱著：《中国散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11)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098—1099页。

(1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3—2144页。

(13)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6页。

(14)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9页。

(15) 《四库全书》集部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

(16) 《四库全书》集部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张彦辉文集序》。

(17) 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2页。

(18) 〔唐〕柳宗元著：《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页。

(19) 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618—647页。

(20) 〔清〕刘熙载撰：《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

(2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2页。

(22)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727页。

(23)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94—195页。

(24)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255页。

(25)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页。

(26)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6页。

(27)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70页。

(28)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71—272页。

(29)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6—328页。

(30)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8—329页。

(31)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1页。

(32)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2页。

(33)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3页。

(34)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4页。

(35)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4-135页。

(36)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40-141页。

(37) 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姚鼐原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38) 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姚鼐原序，第17页。

(39) 〔汉〕王充著：《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4页。

(40) 〔汉〕王充著：《论衡》，第196—197页。

(41) 〔汉〕王充著：《论衡》，第429页。

(4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4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44) 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限，而是以研究方法的迥别。

(45) 文体研究不像思想、义理研究那样受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的影响那么明显，它所呈现出来的时间序列并不显著，因此，本书不拟以时间为序划分阶段，而是以研究方法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分别综述。

(46) 杨公骥著：《中国文学》，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288页。

(47) 杨树增著：《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页。

(4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49) 黄绳著：《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73页。

(50) 王齐洲：《论〈老子〉的文体风格》，《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51) 杨树增著：《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第117页。

(5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53) 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第53页。

(54) 秦彦士著：《墨子考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271页。

(55) 郎擎霄著：《庄子学案》，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203—204页。

(56) 刘生良著：《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7)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2页。

(58) 韩兆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59)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第82页。

(60) 杨树增著：《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第121—124页。

(61) 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62) 俞志慧：《古“语”述论》，载《“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2001年），第223-265页。

(63) 俞志慧：《〈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台北《孔孟学报》，第83期，第65-88页。

(64) 韩国良：《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5) 李炳海：《〈老子〉一书的经、传结构及编次》，《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66) 谭家健、郑君华编：《先秦散文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67) 张惠仁：《韩非——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68) 郑良树：《论〈韩非子·难篇〉的性质及写作年代》，《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

(69) 石一参著：《管子今诠》，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113页。

(70)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1页。

(71) 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72) 周勋初著：《〈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216页。

(73) 饶龙隼著：《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74) 张固也著：《〈管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52—355页。

(75) 吕思勉著：《经子解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76) 谭家健：《先秦韵文初探》，《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77)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78) 薛凤昌著：《文体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16—118页。

(79) 徐北文著：《先秦文学史》，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64—180页。

(80) 刘钊著：《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81) 卢元骏注译：《说苑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9页。

(82)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