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贸易壁垒降低和新经济、新产业的诞生，各国及其主要城市面临更多的机会与竞争。始于产品与产业层面的单个要素的竞争逐步演变为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综合实力的竞争。由此，城市竞争随之产生，且其地位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深远和广泛。随着竞争态势日渐激烈，城市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6]对于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系统地评价城市竞争力？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目前对相关经典评价模型的介绍见诸众多综述性文献，^[7]本书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对经典评价模型进行梳理汇总，重点针对一些较新涌现的理论和模型进行介绍并对各个评价模型进行分析评述。

一 国外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评述^[8]

有关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框架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解释性分析框架，另一类是基于量化指标体系的显示性分析框架。前者注重定性分析城市竞争力诸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波特、贝格、索塔罗塔和林纳马、韦伯斯特等模型。后者则侧重建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可量化指标体系，如龙迪内利的模型。也有个别学者的理论兼具这两种分析模型的特征，如克雷斯尔的模型。从竞争力主体上看，波特和IM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的模型侧重于国家层面，克雷斯尔和龙迪内利侧重于大都市区域。从竞争力评价目标设定来看，贝格和加德纳将居民生活质量作为最终目标。从核心要素来看，大多数学者侧重于经济结构要素，而韦伯斯特则强化了对文化与制度的关注，索塔罗塔和林纳马重视城市间的合作性。

（一）克雷斯尔、龙迪内利的双框架模型

克雷斯尔提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是显示性框架和解释性框架的结合。

在显示性框架中，他选取一个小型变量系作为反映城市竞争力的指标，将城市竞争力排序（Urban Competitiveness Ranking）表示为三因素的函数。在对美国24个大城市（地区）1977～1992年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序中，克雷斯尔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C=0.528RS+0.388MVA+0.084BSR

其中，C，城市竞争力排序（Urban Competitiveness Ranking）；RS，商品零售额（Retail Sales）；MVA，制造业增加值（Manufacturing Valued Added）；BSR，商业服务收入（Business Service Receipts）。

在解释性框架中，他将城市竞争力决定因素分为两类，其关系表示为：

城市竞争力（UC）=f[经济因素，战略因素]

其中，经济因素=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区位+经济结构+城市环境；战略因素=政府效率+城市战略+公私部门合作+制度弹性。

克雷斯尔开城市竞争力分析之先河。他的理论的特点是从两方面出发，既有定量计算也有定性分析，用多变量对抽象的竞争力进行了量化。这一方式被后来众多学者所继承。同时，他也关注了非经济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难以确定和量化。此外，该理论若要广泛运用，合适的数据资料不易获取。

与克雷斯尔显示性框架相似，从事大都市地区国际竞争力研究的龙迪内利的分析框架为：

大都市区国际竞争力（C）=f[U，N，T，F]

其中，C，大都市区国际竞争力；U，当地城市环境；N，国民经济中影响国际竞争力的要素；T，对国际贸易协定的服从；F，大都市当地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

龙迪内利在此框架上分别设计指标体系加以表现。其中，N大量使用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国家竞争力的指标及数据，然后运用数学方法将其综合起来。与克雷斯尔相比，龙迪内利所采用的数据比较全面。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都侧重于从要素中设计指标以对城市竞争力进行测评，而较少分析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都聚焦于经济因素的测评，而忽视了对非经济因素影响的关注。后来的许多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二）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

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强调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即整个模型是一个双向强化系统。作为一个互动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任何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与其他条件的配合上。波特的理论模型重在微观结构的分析。在完整的钻石模型中，波特没有忽视各层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整个体系起到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此外，波特还特别提到，发展环境是一国生产力水平的真正决定因素（主要指人为环境，如制度、文化等）。波特对于宏观层面的注重对后继学者的研究较具启发性并被深入发掘和阐释。

此外，波特的模型在宏观层面（国家）和微观层面（企业、产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必然是区域或城市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它的影响是自下而上的。而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则自上而下地影响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从而影响城市竞争力。波特的重要贡献在于系统研究了影响竞争力的诸要素和提升竞争力的战略方法，从而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他的一些重要概念甚至可以引入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分析中。但若直接把波特的模型不加取舍地移植到城市竞争力模型之中并不合适，因为城市作为中观层面有其自身特点，城市竞争力除产业以外还受其他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城市地理、基础设施等。

（三）韦伯斯特、索塔罗塔和林纳马的理论模型

对制度的影响明确予以肯定的是韦伯斯特。他将竞争力分解为四要素：经济结构、区域禀赋、人力资源、制度环境。在韦伯斯特的理论模型中，制度成为与经济结构并列的四要素之一。此外，区域禀赋也得到重视和体现。这都是先前经济因素分析中不曾有的要素。

与韦伯斯特相似，索塔罗塔和林纳马将城市竞争力决定要素分解为平行等立的六部分：基础设施、网络成员、制度和高效政策网络、企业、人力资源、生活环境。制度和政策是六要素之一。与韦伯斯特不同，索塔罗塔和林纳马非常强调网络合作并以此为其突出特征，亦即，从片面关注竞争转向对竞争与合作的双向关注。此外，生活环境也首次被提到，这一点对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很有启发。

二 国内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9]

（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理论模型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测度指标体系的核心是体现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涵盖总量、质量、流量3个一级指标，下面又设14个二级指标和79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各有权重，但其赋值有一定主观性。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评价系统是“城市价值链模型”，包括价值活动和价值流，强调城市各自价值链之间的竞争，进而提出需要定位城市角色、扬长避短、重塑价值链体系的发展策略。其指标体系含5个方面23个层次140多个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分析和数据处理相统一的动态分析方法，但是其中大量的定性指标难以合理量化。

（二）倪鹏飞的弓弦模型和飞轮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的体系框架和国外的克雷斯尔的理论相似，从两方面支撑其体系。例如，倪鹏飞将城市价值收益分解为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将城市竞争力分为显示性指标体系和解释性指标体系两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作为解释性框架的弓弦模型，其两翼（硬实力和软实力）类似克雷斯尔解释性框架中的经济因素和战略因素。显示性框架则包含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五要素（市场占有率、经济增长速度等）。该体系比较全面完整，但是由于指标众多，数据整理分析尤其是软实力指标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2009）》提出了“地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是测度城市竞争力的适合指标”的重要假设，这有利于模型的简化。《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以倪鹏飞为组长的课题研究组在城市竞争力解释框架构建中使用了飞轮模型，把竞争力分成整体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两方面。然后从内到外详细分析每个方面的情况，确定了由市民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商业环境竞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社会环境竞争力等构成的评价框架。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确立指标体系，对中国（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城市进行了比较。飞轮模型以竞争主体划分内外层次，在详细分析影响各主体竞争力要素时，可能产生要素重叠和各个层次之间的交叠，因为各个主体的竞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

（三）沈建法的理论模型

香港中文大学沈建法（Jianfa Shen）测度2000年中国253个城市的竞争力时，设计了一个包含4个级别57项指标的指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沈建法强调城市竞争力的测度不应总以经济视角为主而忽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而应该从社会因素、环境尺度方面去平衡，从而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整合在一起的理论。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的良好存在和发展。指标方面，他采用相对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避免受到城市尺度和研究区域的影响。

沈建法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对城市管理和城市竞争力之间关系的重视。他首先深入分析企业竞争、行业竞争、城市竞争、国家竞争四者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指出城市不像企业仅仅聚焦于利润和市场占有，还要关注生活质量等更广泛的领域，进而批评了以往以克雷斯尔为代表的学者对经济和企业的过分关注，指出城市和国家竞争力不仅应关注企业经济绩效，还应解决诸如政府管理和商业的联系、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关键问题，重视长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基于这些探讨，他提出管理在城市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城市竞争力存在内在联系。他以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等事件为例，阐释对竞争力的追求需要城市管理不断进步。他的这一观点，与汉布尔顿的理论正好相呼应。

沈建法的理论考虑到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的盲点，即对社会、环境、宏观管理方面的重视。但是，他提出的对社会方面的测度涉及客观和主观因素两方面，因此难以确定合适的标准。而城市管理涉及很多方面，要深入研究其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有效刻画和量度城市管理并不容易。

三 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10]

目前学术界评价城市竞争力的方法主要基于统计分析中的权重确定思想，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加权得分计算，得出总的城市竞争力水平。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

此外，近年来有学者另辟蹊径，立足非权重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评价城市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上述方法权重确定中存在的主客观偏差，但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方法能否直接用于评价城市竞争力、需要哪些先决条件，尚未得到实践检验。城市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性并存的显著特点，单纯的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都会导致一定的偏差，多维竞争叠加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尤其如此。

鉴于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显著的层次结构特点，有学者认为当下比较前沿的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可能比单纯的指标加权求和更能准确地得出评价结论。相比于传统评价方法，该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处理指标层与准则层之间的嵌套关系，也能通过估算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反映不同准则层下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HLM本质上仍然是多元线性回归，在评价城市竞争力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因变量指标的确定。由于当前仅有指标体系，也就相当于有了一组自变量，如何处理因变量是HLM模型在评价城市竞争力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当然，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HLM与SEM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