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斯南路客厅与真美善书店

提及曾朴的沙龙，须先谈谈曾朴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历史。据曾朴自述，他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1895年），“那时张樵野在总理衙门，主张在同文馆里设一特班。专选各部院的员司，有国学根底的，学习外国语，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里”[107]。这是一个专门为清廷官员特设的语言培训班，和正规的同文馆学员不同。在这个法文特班中学习的官员大多是“红司官”或“名下士”，对学习外语没有多大热情，每次到馆，谈谈闲天敷衍了事，少有认真求学的。而曾朴与众不同，“学一点是一点”，在拼音和文法略通之后，他自己便“硬读文法，强记字典”[108]。特班同学张鸿后来在悼念文章中曾提到这一阶段的求学情形，感慨“余无恒，无所成，而君（注：指曾朴）习法文不少间，卒通之”[109]。其实曾朴此时对法文并未“通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奠定了语言的底子。接下来阅读哲学、文学、科学等领域的法文著作，是“随手乱抓，一点统系都不明了”。曾朴学习法语尚属于自发的对外文的兴趣，而对法国文学的系统研习则要归功于“导师”陈季同。1898年，在朋友江灵鹣为谭嗣同践行的席上曾朴结识了陈季同，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10]陈季同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精通法国文学，对曾朴研习法国文学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复胡适的信》中，曾朴详细叙述了陈季同这位法国文学导师所给予他的丰富指点：

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反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左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弗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111]

曾朴跟随陈季同学习法文的经过他和很多人讲过，包括胡适、邵洵美、张若谷等。曾朴本人对陈季同充满敬佩和感激，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的剖白，1928年5月24日曾朴日记写道：“陈季同是我法文的导师，我在《真美善》杂志上已经提过多次了，这回因张若谷来，又提起了他。若谷提议像这种世界文学的先驱者，我们应当替他做一篇文章，表扬一下。这日，张若谷又介绍我到法国图书馆去（Alliance Francaise），焘儿翻阅书目，恰发现了陈季同的作品四种，真是巧遇。”[112]而后，曾朴在《真美善》杂志上连续刊文征集陈氏生平和著作，以出版专号。[113]

对于曾朴而言，陈季同的意义不仅是一位导师。胡适登门拜访时，曾朴对胡适也当面谈到了陈季同对自己的影响。胡适1928年3月28日的日记写道：

去访曾孟朴先生，他近年发愤译嚣俄的剧本全集，已出版四种，精神极可佩服。我有两函去赞叹他。他说有长函作复，尚未寄出。

曾先生说，他学法文在甲午年。那时张樵野提议，令总理衙门的一班红员都学习外国文，聘有教员，分英、法、德、日四班。这些红人都不肯学，上课只当上衙门一样，法文班的外国教员上了八个月，就不肯来了。只有曾先生却学了八个月的法文，以后自己修学，得陈季同之助，遂得读法国文学书。他说嚣俄译本销路极不好！我劝他多译点写实派与自然主义派的作品。[114]

而在之后的长函即《复胡适的信》中，曾朴再度回溯了自己艰辛求学的经历。可见，这一段学习过程对曾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反复申说一方面是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另一面也欲借翻译事业作通往新文学界的桥梁。而正是在对法国文学及文化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曾朴对法式沙龙的优雅氛围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开始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模仿法国沙龙文化的实践。曾朴对选择在上海重新开创文学事业，有着十分清醒的洞察。他认为“上海是我国艺术的中心，人才总萃，交换广博，知觉灵敏，流布捷便，是个艺术的皇都”[115]；而要“想做艺术国里的臣隶，要贡献他的忠诚，厚集他的羽翼，发挥他的功业，光大他的荣誉，怎能离开那妙史的金阙呢？”[116]曾朴之所以选择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文化氛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西方文化接触最便利的都市，图书出版业十分繁荣，可以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

举办沙龙，首先需要一处比较宽敞的居所。曾氏父子初居上海之际，租赁的是白克路大通里一座三楼三底带过街楼的楼房，曾朴夫妇、曾朴的姨太太、儿子曾虚白及曾耀仲两代三房都居住在此，《真美善》的编辑部只好另外设立在静安寺附近（后搬至棋盘街）。这个时期的曾氏父子，居处杂乱，寓所与书店、杂志又两地分离，显然不利于文坛交游。因而此时，沙龙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曾朴沙龙的红火，要到真美善书店和《真美善》杂志的事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这时，曾朴、曾虚白父子单独搬到了法租界马斯南路一座洋房里，四周绿草如茵，明窗净几，图书满室，正是理想的友朋相聚之所。

法租界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精致、典雅、洋派著名，马斯南路位处法租界的核心地域，以花园洋房为主。1912年8月13日，法国著名音乐家Massenet在巴黎去世，为了纪念他，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命名为“Rue Massenet马斯南路”。当年，此街区附近住客多为军政要员或文艺界知名人士，此外，马斯南路还是上海外国侨民集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充满着浓郁的欧陆风情。[117]这所新的寓所，显然给予了迷恋法式文化的曾朴丰富的“异域感”。在给张若谷的随笔集《异国情调》作的序中，曾朴对此予以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我现在住的法租界马斯南路寓宅Ronte Massenet，依我经济情况论，实在有些担负不起它的赁金了。我早想搬家，结果还是舍不得搬。为什么呢？就为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roide Lahore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皋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或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118]

在居所附近的大街上散步，给予了曾朴充分的异国情调，虽然这只是想象的异域。不仅作为主人的曾朴对此居所十分喜爱，后来沙龙里常相来往的客人们也注意到了这里浓郁的异国文化气息。张若谷在《访曾孟朴先生》一文中对这条街区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在法租界，则有霞飞路及迤西一带的许多支路，特别是法国公园西面的三条支路，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莫利爱路Rue Moliere与马斯南路Rue Massenet。前二者，都是法国有名文学家的名字，高乃依是法国十六世纪文学黄金时代的著名悲剧大家，莫利爱是同时最著名的喜剧大诗家……马斯南为近代法国有名的音乐家，歌剧《少年维特》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小传参见拙著《到音乐会去》），这三条点缀都会艺术文化的法国式道路，恰巧又都是采取艺术家的名字做路名，真是何等美妙风雅。[119]

在张若谷眼里，这几条道路的最大特色依然是点缀着都会艺术文化，且充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在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和赞赏上，年轻的张若谷和年老的曾朴分享了同样的趣味。曾朴在给张若谷《异国情调》一书的序言中自白：“究竟我和若谷情调的绝对一致在哪里？老实说，都倾向着Exotisme，译出来便是异国情调。”[120]这异国情调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对此处马斯南路寓所的喜爱。——这种对异域感的热衷和享受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属于新潮和时髦的象征，[121]在这一点上，曾朴沙龙同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文人，他们在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上都倾向传统，对异域风情无动于衷。左翼作家曹聚仁自称“我到上海第一个月，就住在一条英租界中最长译名的马路，叫做麦特赫司脱路”[122]。虽然长久地浸淫其中，曹聚仁并未产生如曾朴、张若谷等人类似的对“异域风情”的迷恋。[123]相反，他对这种“异域”悄然进行了“中国化”或者说“传统化”：

在这些法国式的路中，以霞飞路为最富法国巴黎情调，也等于当年北四川路之称为神秘街也。不管法国人眼中霞飞将军如何挽救法国的命运，在我们土老儿眼中，只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语而已。[124]

曾朴等人眼中的“异域”，成了曹聚仁眼中的“诗语”，具备法国文化史意味的“霞飞”将军转化为中国经典诗歌中的自然美景，这个转换很有意味。然而不论是“异域”还是“诗语”，对租界环境的认同是一致的。在同年龄的“旧文人”那里，曾朴寓所的风雅也是早有闻名。“住处通雅故，风土记清嘉，卓绝名山业，岂徒小说家。”[125]这是曾朴过世之后，吴梅悼念曾朴的诗句。其中，“住处通雅故”说的正是此境。搬到了马斯南路之后，有花园、有客厅，招待来访者有了好环境，曾朴父子的文艺沙龙正式开张，常常邀客聚谈。

1935年，曾虚白在为其父所作年谱中提到：“先生（曾朴）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祗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126]曾朴的同龄人汪辟疆亦曾回忆：“朴自十六年罢官居沪，与沪上新文艺青年作者往来甚密。偶至其寓，宾朋甚盛。其年皆小于朴二十或三十岁者。朴日夕相对，谈笑甚欢。少年亦乐就之，群呼朴为老少年云。”[127]由此可知，曾朴沙龙少长咸集，既有前辈如汪辟疆等光顾，也有新文学青年造访，但人员构成上以青年作家居多。曾朴的沙龙大多是下午开始，有时是曾氏父子特意邀请，更多的时候是沙龙成员随意来访，一谈就往往谈至深夜。据沙龙成员傅彦长回忆：“[……]从此以后我晚上去访问曾老先生是常有的事，不过面对面的只有他老人家与我两人谈天的机会，就我记忆所及，似乎是连一次也不曾有过。我去，总有一二人同去的。我们谈到深夜是极寻常的事，我记得那时桌子上总堆满了上好的朱古力糖。”[128]

沙龙基本上遵循“以文会友”的模式。来访者大都是通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由读者进而成为朋友。一些青年的文艺爱好者，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最受曾朴的欢迎。1928年5月27日的曾朴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沙龙成员名单：“晚六点钟，邀集傅彦长、徐蔚南、张若谷、梁得所、卢梦殊、俞建华、邵洵美作文艺聚餐，若谷因病未到，谈颇畅。”[129]在沙龙里，走得最勤的是名单里提到的邵洵美、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人，邵洵美这时期已开办了金屋书店，这些“西装少年”经常在邵家聚首后又不约而同地再向曾朴家转移。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记载：“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像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130]由此可知曾朴沙龙成员和邵洵美的沙龙成员有很多交集。进入了其中一个沙龙，便自然而然地也进入了另一个文学沙龙圈子。

在众人眼中，曾朴是个无可挑剔的优秀的沙龙主人，不仅健谈，而且平易近人。和曾朴只有一两次谈话机会的郁达夫这样写道：“先生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种事情的丰富的智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到了夜半，才兹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131]

而沙龙的常客们感受更加深刻。对此，这些青年文士们有着许多文字上的回忆。傅彦长回忆道：“曾先生善于谈说，尤其是关于同光时代的掌故，他老人家真正熟极了。”[132]戏剧家顾仲彝记忆中的曾朴是：“他的记性也真强，许多琐细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三四十年前的事情熟得好像是眼前才发生的事。一个人的姓名别号绰号出处结果他都能说得一丝不紊。我还记得他的坦白无私，有什么说什么，不像一般的老名士在我们后进面前喜欢卖老，喜欢做作，他的思想，他的聪明完全是个年轻的人……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话，我们竟会忘了年代的相隔。”[133]徐蔚南回忆道：“我和他每次见面总是三四小时的长谈。他是健谈的，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但谈得总是亲切，热情而有味。”[134]李青崖的评价更具感情：“他滔滔地说了三五十分钟。当时我觉得此老那副苍白色脸上的皱纹的张弛，那条云遮月式的嗓子里的音调的抑扬，那双筋骨如刻划般的手腕动作的起伏，几乎无处不令我想起海波海风和海里一切动作的令人莫测。”[135]

在这样一位沙龙男主人的引导下，曾氏沙龙跨越了年龄和身份的限制，马斯南路客厅呈现出了一个极具理想化的文艺沙龙的场景。曾虚白回忆：“一堆青年，有时两三个，有时十多个，围绕着一位老先生，有的吃着糖果，有的抽着烟，跟着这位老先生娓娓长谈是我们马斯南路客厅差不多每夜都有的热闹景况。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锋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我父亲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气氛，感到这才有些像法国的沙龙。”[136]

曾虚白是曾朴长子，也是曾氏沙龙的第二男主人。他的描述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大抵是确实的。据他回忆，曾朴文学沙龙开始于1927年，大概于1930年冬季结束。此后，曾朴回故乡常熟定居，以养花种草为乐，开始远离文坛。在沙龙延续的三年时间里，来往成员众多，曾虚白晚年曾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名单：“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当然现在想不起的要比这些人数多过好几十倍。总而言之，我们马斯南路的客厅里到了晚上没有一晚不是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的。”[137]这份名单并不十分准确，即如曾虚白列举的郑君平就和曾朴不曾见过，[138]郑只是和曾虚白比较熟悉而已。而经查阅《叶圣陶年谱》，叶圣陶和曾朴沙龙中的傅彦长、朱应鹏均有来往，并于1927年共同发起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139]。有此关联，或者叶圣陶和曾朴也会有接触，但目前并没有直接资料证实。

判断究竟何人参加了曾朴沙龙，还是得依据最早的史料。根据曾朴日记及其他成员当年的回忆材料，曾朴沙龙的详细名单（可以确证的）见下表：

表2-1　曾朴沙龙成员情况一览表（1927-1930年冬季）

资料主要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从年龄结构上看，曾朴沙龙成员大多为19世纪90年代后生人，除了曾朴一人而外，基本上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因而曾朴的沙龙显示出了明显的代际特征，是一个典型的老文人和新作家的聚合。而这些新作家，在童年时期大多受过传统教育，虽然底子不及胡适、鲁迅那一代人，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了20年代末曾朴举办沙龙之际，这些人基本上都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西方文学以及新文学抱着十分热衷和推崇的态度。曾朴在年龄上虽然属于“老前辈”，然而因为性情以及兴趣的“新文学化”和“西化”，仍然以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年轻姿态和晚辈们谑浪笑傲。

从籍贯上看，曾朴沙龙成员以江浙两地人居多。在20年代末的上海，同乡、地缘的关系仍然是文人群体聚集的重要联络途径。而从教育背景来看，除了曾朴一人接受的是完整的传统科举教育而外，其他人大都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西学训练，张若谷更是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到新式教育的人，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不多，唯一一个留学英国的邵洵美，还属于肄业，并未取得学位。甚至，受到正规的国内大学教育的也比较少，属于“杂牌军”。就职业分布来看，沙龙成员大多为报纸、期刊或书店的编辑，而所编刊物大抵为文艺性刊物，少有政治、社科性质的。很明显，曾朴沙龙成员是由老少“文艺青年”组成的。成员的教育背景以及职业取向和兴趣，对沙龙的交谈话题显然有明显的影响。

那么，曾朴沙龙里都谈些什么话题呢？张若谷的文章留下了一些详细的记录：

后来我们又随便问答，上下古今滔滔不绝地谈着天，从林琴南的翻译事业讲到辜鸿铭先生的英文著作。从法郎士的印象批评法，谈到白虑讷谛爱尔，以及乔治桑，绿缔等法国文学家的事情，以及发表对于近代小说作家张资平，鲁迅，郁达夫各氏作品的意见，旁且涉及腊丁世界语文字语言等问题。[141]

法国文学以及新文学作家作品和语言文字是交谈的主要话题。在法国文学领域，又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受关注。以曾朴和张若谷的交谈为例，曾朴本人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一相遇，就要娓娓不倦的讲法国的沙龙文学，路易十四朝的闺帏文会。”[142]再看郁达夫的回忆：“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143]——仍然是法国文学，当然，还有总会被提起的《孽海花》。《孽海花》作为已经被鲁迅等名家定评的晚清小说，显然给曾朴带来了深远的“象征资本”。此外，曾朴早年的生平、阅历、交游、见闻也是沙龙里很重要的谈资，对这些文艺青年来说，曾朴的一生无异于一部活生生的晚清文化史。

除了马斯南路家中的客厅，曾朴的沙龙还和他的真美善书店密切相关。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于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并发行《真美善》杂志。[144]据曾虚白的自述，这书店的创立，“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则“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145]。可见，在创办沙龙之初，曾氏父子便有了将其作为一个沙龙文化阵地的打算。

真美善书店日后对曾朴沙龙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出版曾氏父子自己的文艺创作，还出版了许多沙龙成员的著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新文学青年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等。计有：叶鼎洛《白痴》、张若谷《咖啡座谈》、徐蔚南《都市的男女》、崔万秋《热情摧毁的姑娘》、徐蔚南《艺术家及其他》、张若谷《都会交响曲》、雪林女士《蠹鱼生活》、陈学昭女士《如梦》等。除了出版同人自己的文艺创作，对他们的译作真美善书店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真美善书店出版的同人译著计有：崔万秋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和夏目漱石的《草枕》；顾仲彝译的法郎士的《乐园之花》；张若谷译的法领事莫朗的《留沪外史》。可以说，真美善书店是曾氏父子以及沙龙成员的“后台”和“前沿”，为他们推广宣传自身创作及译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曾朴对沙龙既热衷，以此眼光反观中国传统文学，于是顺其自然地将明季的一些文人雅集类比于西方的沙龙。在《虞山女作家》一文中，曾朴发出如此感叹：“绛云楼中，四方名士，挟著作请教的，纷至沓来。牧斋懒时，伊就出来酬应，时或貂冠锦靴，时或羽衣霞帔，清辩滔滔，座客都被倾倒。有时代主人答访，或唱和，牧斋毫不芥蒂。这种风气，绝类法国沙龙，想不到吾虞在明季已实行了，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146]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集”和西方文化中的“沙龙”本是相近之物，而曾朴觉得“雅集”之“绝类法国沙龙”，因而“值得夸耀”。除了他所激赏的柳如是，曾朴还对其他女文人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清豫亲王刘妃的书信“真可媲美法国的赛维妍夫人的《寄女书》”[147]，还将女文人翁孺安的浪漫行为，比作法国的乔治桑（George Sand）：“总之孺安的浪漫行为，是为环境所迫成，拿现代的眼光看来，并非孺安的罪恶，和法国的乔治桑一般，我们应该加以原谅。”[148]赛维妍夫人是法国17世纪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原名Marie de Rabutin-Chantal，其爱女之情在法国文学史上十分知名。而乔治桑作为19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沙龙女主人，爱情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可以说，因着“沙龙”的由头，曾朴赋予了这些中国传统女文人以现代价值。

马晓冬曾指出曾朴对西方文化价值判断的变化轨迹：“从最初承认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一样有价值，再到借西方文化反观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价值。”[149]而中国传统文化借助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重新得到曾朴的推崇，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曾朴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曾朴的这种文化取向，在2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行。梁启超曾撰文批评这一现象。他说：“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150]“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正是曾朴所为。1926年，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信函中，指出：“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151]的确如此，曾朴用“沙龙”这一西洋新名词来指称中国传统旧物事——文人雅集——可谓一种西化思维的体现。除了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沙龙的身影，曾朴同人还不断地宣扬西方文化史上的沙龙文学，这些具体体现在《真美善》杂志发表的文章上。[152]而对法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是曾朴沙龙社交之外的主要文化活动，也是曾朴沙龙成员得以凝聚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对沙龙文学，曾朴也抱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目前风起云涌的是托尔斯泰‘艺术为人生’的文学；不能再像十八世纪宫邸的文学和客厅的文学，集合了贵绅名士，在高雅文会里，关了门讨论欣赏；要重门洞开，放着大路上夹夹杂杂的群众，大家来了解，大家来享乐，大家来印感，这才是真的平民文学，真的群众文学，真的‘艺术为人生’的文学。”[15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曾朴对西方精英性质的沙龙文学并不是完全赞同，相反，他很支持与其相对的“平民文学”。更确切地说，曾朴希望将沙龙文学从精英分子的高雅文会扩展开去，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也有参加文艺讨论的机会，借以发展“平民文学”。这一方面自然是受到当年左翼作家提倡大众文学的影响，另一面也和曾朴民主、开阔的文学观有关。

另一方面，虽然曾朴对提倡文化沙龙热情可嘉，然而即使在法国沙龙最鼎盛的17、18世纪，沙龙要想在异国文化中生根也只能是一种缺乏色彩和韵味的舶来品，到了19、20世纪，沙龙在法国等欧美国家早已衰落，在这种背景下，这一过去时代的摹本要想在中国发芽开花，无疑缺乏足够的生命力。尤其是曾朴并不曾出洋留过学，他对沙龙文化的想象基本上来自文学作品和他人之口。因而，曾朴主持的沙龙便带上了中西新旧交相杂糅的色彩，这或许是舶来品在异国最初兴起时不可避免的阶段。此间，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得以展露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