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要素结构构建中的主要有形要素

一 资本要素

（一）资本要素与要素结构

1.资本要素的含义与分类

（1）资本的含义。资本的英语为“capital”，既指资本，又指“可用以生产更多财富的财产，用以建立企业如建造或购买厂房、机器”^[1]的资金。关于资本的概念和含义存在很大争论，其定义及其分类取决于不同的研究层次和研究目的。“经济学如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其他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2]马克思在揭示剩余价值时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一定组合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时，在舍掉生产关系质的规定基础上，资本是“带来增值的价值”；在研究储蓄与投资关系时，资本是“反映实物流动和金融资产流动的金融流量”^[3]。巴尔本认为剩余源于所谓“资财”（资本品）使用于商品生产和贸易而产生；杜尔哥认为资本就是货币资本；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本是以货币存量形式存在的货币资本；亚当·斯密强调资本积累在促进劳动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认为资本在生产中作为辅助劳动的功能，通过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物等）提高劳动的效率，以“促进”劳动；流动资本（货币、原材料、在制品和制成品）通过提供（物资）预付资金以“缩短”劳动时间。马歇尔把获得准租金的资本品同获得利息的货币资本区别开来，在本质上是生产与投资间的区别。^[4]

（2）资本要素的分类。资本无疑是重要的经济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而，马克思依据资本在价值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从资本循环的角度，将资本可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其中生产资本又可以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5]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定义，凡用于生产、扩大生产能力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资在经济学上都称为“资本”。因而，从形态角度来看，资本可分为用于生产过程中、购买劳动手段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货币资本，和以机器设备、厂房等形式作为生产手段而存在的实物资本两大类。总的来说，“资本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经济产出的耐用投入品”^[6]。因此，广义的资本是指为实现价值增长而投入的各种资金、土地、设备、厂房等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分配包括利息、股息、红利等各种投资所得，以及私营企业主的税后利润等。

从要素角度讲，资本要素泛指一切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般所言的资本要素，主要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指以机器设备、厂房等形式存在的生产手段；金融资本指用于生产过程中，购买劳动手段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从金融资本角度讲，资金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要素具有替代作用的要素，土地、劳动、技术等都需要用资金购买；资金是一种对其他要素具有一定配置力的特殊要素。从物质资本角度讲，物质资本是金融资本的物化，两者都通过货币的运动对其他要素起到一定的配置作用。广义的货币资本除支票和储蓄外，还包括债券和股票，即金融资本。

2.资本要素的源泉

（1）国内来源。资本要素的需求源于对商品的派生需求，其需求取决于边际产品价值，其供给源于一国（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除消费后的余额所形成的储蓄。从发展阶段上讲，资本要素的形成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政府、企业或家庭把消费后的剩余用于储蓄的阶段；二是通过金融机构使零星储蓄汇集在一起的集中阶段；三是由金融机构将资金贷给企业，用以购置机器设备等，以增加资本要素存量的投资阶段。若令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C表示在不考虑开放的条件下，从供给方面看：Y=C+S；从需求方面看：Y=C+I；当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状态时，则有：C+S=C+I，即：S=I。

所以，一国（地区）可用储蓄来进行投资，形成资本要素存量的投资是由收益、成本（即利息），以及投资者的预期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投资收益、投资者预期与投资量成正比，投资成本（即利息）与投资量成反比；因而，可以利用政府政策进行储蓄调控，以形成资本要素。

（2）国外来源。鉴于一国（地区）可用的储蓄供应包括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国外部分包括外国官方、外国援助和外国私人储蓄。对接受国来说，则指外债和引进外资。随着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投资来源不再仅限于国内储蓄，还可以利用外资。根据双缺口模型，在储蓄小于投资时会出现“储蓄缺口”；在出口小于进口时会出现“外汇缺口”，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刺激出口、提高储蓄等，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

社会总供给：Y=C+S+T+M；社会总需求：Y=C+I+G+M。

若税收等于政府支出，即T=G，则：S+X=I+M或S-I=X-M。

当S-I为负数时，出现储蓄缺口；当X-M为负数时，出现外汇缺口。

所以，对外进出口贸易既包括中外合作经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等三种形式直接利用投资，也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商品信贷等间接利用投资。经济交往具有促进资本积累的效应，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实现其价值增值和价值转移，从而弥补资本和外汇不足。

3.资本在要素结构中的作用

资本既是要素结构财富创造功能构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各个国家（地区）资本存量的多少、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是要素结构财富创造功能构建、增长促进或阻碍的基本原因。资本越少，投资和经济规模越小，要素结构的功能构建和财富创造增长也就越慢；资本越多，投资和经济规模越大，要素结构的功能构建和财富创造增长越快，资本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亚当·斯密的资本要素作用观。^[7]该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职业的愉快程度、职业学习的成本和难易、职业稳定性、职业责任大小、职业成功的可能性五种情形^[8]，将资本要素的利润和劳动要素的工资结合起来分析资本要素在要素结构中的作用；而且分析政策因素可以影响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政策的影响在行业之间的比例分布。

（2）萨伊和克拉克的资本要素作用观。^[9]萨伊提出了“生产要素论”，肯定了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认为资本在生产中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克拉克提出了被称为“边际生产（力）率论”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同劳动、土地等要素一样，其生产（力）率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并认为最后增加的单位要素的生产（力）率是边际生产率，并决定利息的多少。

（3）马克思的资本要素作用观。^[10]马克思认为，资本划分为只发生转移价值的不变资本和通过劳动使本身增值可带来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两部分，分析了资本要素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与劳动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同时，通过对产业资本、借贷资本（生息资本）作用的分析，肯定了借贷资本的职能资本作用；从整体上强调全部资本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并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认为资本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比不上劳动要素的作用大。

（4）柯布和道格拉斯的资本要素作用观。他们根据美国1899～1922年间资本和劳动对生产量的影响，得出了当时反映美国资本与劳动要素使用量之间比例关系的C-D生产函数：Q=KL^aC^1-a，其中Q代表产量，L代表投入的劳动量，C代表投入的资本；K和a都是常数，a为小于1的正数。该计算表明：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都创造价值，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对产量的影响不一样。明确了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资本、劳动要素及其在要素结构中的关系问题。

（5）纳克斯的资本要素作用观。^[11]其“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和收入低，导致储蓄和投资率较低、生产率低，从而使收入更低，呈现贫穷再造贫穷的“恶性循环”。因而，资本要素在要素结构的财富创造功能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通过得当的循环使用，会越用越多，形成良性循环。

（6）赫希曼的资本要素作用观。^[12]认为资源的利用会对其存量产生反响或“反馈”效应，导致资本要素产生收入，进而引起储蓄以得到更多的补充，使得某一行业的资本会补充另一行业资本的形成，因而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本稀缺在不发达国家（地区）经常是最根本的和首要的限制、约束条件，在工业经济时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资本要素在要素结构中的有限替代性

（1）资本要素总体上的不可替代性。资本要素是构建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工业社会后的很多资源首先用来生产出资本要素，然后再用新的资本要素作为手段生产出生活消费品，从而使生产效率和生活消费品的产出持续大幅度增长。当今，仍然在沿着“迂回生产”的路径前进，用于创造新资本要素手段的资源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的、高效率的资本要素手段不断产生，并在未来的社会呈现不可替代性。

（2）资本要素是其他要素的物质基础。其他要素要借助于资本要素来实现积累。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科技等要素都要依靠一定量的资本要素来发挥作用并实现积累。无论是医疗、保健、卫生，还是学校，都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硬件设施建设，形成大楼、仪器设备、校舍、图书馆、实验室等资本要素存量，进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当今社会，必须首先进行环保设备和工具等资本要素投资，才能去保护、治理和优化环境，使环境资本保值增值。无论是社会诚信体系、法制体系还是民主政治的构建完善，都需要机构、设施和体系等社会资本的构建投入，消耗资源并积累相应的资本要素条件。

（3）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公共投资的直接福利性特征形成要素结构的构建基础。物质形态表现为道路、桥梁、水源、卫生设备、通信、广场、休闲地等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这类资本要素存量至少有一部分具有可直接消费性、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表现出直接的福利性，如通畅的道路、完善的通信条件使得交往更加便捷，优良的水源和卫生设施使得疾病减少、健康水平提高等。因而，使得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在要素行为选择、要素交易、利用等方面受到影响和制约，并构成区域要素结构形成的基础。

（二）资本要素在要素结构优化中的现实特征

1.资本要素投入与要素结构优化

（1）中国的资本要素存量及其变动。中国资本存量要素配置的演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资本要素主要由财政分配，改革后逐渐由银行和证券等资本市场配置。因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是社会资本要素配置的核心，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波动较大。1952～1978年，增长率的最大值为1959年的24.53%，最小值为1961～1963年及1968年的负增长。二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推进，1978～1982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相对平稳且增速较高，大部分年份为8%～9%。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3～1988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高位平稳向前发展，大部分年份为12%～15%。四是1989～2006年，除1989年和1990年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年份都在高位平稳运行，大部分年份的增长率为12%～15%。五是近年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所减缓，增长率降到10%以下（见表4-1）。

表4-1 1952～2009年中国资本存量（1991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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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呈现过度高速增长特征。一是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二是2000年以前增长波动较为明显，增长率最高值为1996年的14.46%，最低值为1999年的5.10%。三是2000～2002年增长速度在10%～17%之间，增速在20%以下。四是2003年以来，增速在23%～30%之间，增速已超过20%（见表4-2）。

表4-2 1995～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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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优化特征。一是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前三名依次为房地产业（24.24%）、制造业（23.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2.37%）。二是2004～2009年的前三名依次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且2004～2008年制造业的比重一直在增加，由24.83%增加到31.17%（见表4-3）。三是该变动说明，中国要素结构的财富创造能力以制造业为代表在提升，以房地产业为代表在惠及民生，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代表在打基础。

表4-3 2003～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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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要素效率与要素结构优化

（1）单位资本要素存量的产出变动。就单位资本要素存量产出而言，一是国内生产总值与资本存量的比值较为稳定，大部分年份基本保持在0.3563，2006年以后有所下降。二是1991～2009年，除了1994年、1996年、2002年、2004～2006年为负增长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均为正值（见表4-4），说明资本要素存量的产出效率在增加，利用效率在提高。

表4-4 1991～2009年中国资本要素存量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及其变动情况

（2）单位资本投资的产出变动。从表4-4中可以看出，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较为稳定，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1995～2000年的绝对数大多维持在3.0以上，2001～2005年的绝对数维持在2.0～2.9，2006年以后的绝对数维持在1.5～2.0之间。二是除了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长均为负值，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在下降。所以，从要素结构的角度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挥效能的周期可能较长，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滞后，对要素结构优化的作用存在时滞。

（三）资本要素在要素结构优化中的突出问题

1.增长对资本要素过度依赖

（1）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根据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在65%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在50%左右比较合适。^[13]但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4年的58.2%，再下降到2009年的48.0%，为历史最低水平。^[14]与其他国家的消费率相比，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不足。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3.5%，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81.2%。^[15]因此，中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应导致中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偏高，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1994年的40.5%，再上升到2009年的47.7%，为历史最高水平。

（2）固定资产投资率过高。2000～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大约为25%，由2001年的13.1%提高到2009年的30%，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在15%上下变动（见表4-5），可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00年的33.18%提高到2009年的65.96%。根据张志勇的研究，平均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应在39%左右。^[16]因而，这种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说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源于高的资本要素投入支撑，要素结构总体仍处于以资本要素推动为依托的粗放型增长状态；同时，这种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会造成资本要素稀缺程度降低的假象，不利于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易于导致要素结构的失衡。

表4-5 2000～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及投资率

2.资本要素配置的非优化

资本的配置效率包括企业、部门和产业配置效率，区域配置效率和规模配置效率等内容。为简化，我们只扼要考察中国资本要素的产业配置效率、市场配置以及微观配置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要素配置效率较计划经济时期有较大提高，但总体配置效率仍然较低。

（1）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不合理。从要素结构角度讲，产业发展状况以要素结构为基础，产业间的关系实际上以其依托的要素结构间的关系为基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关系取决于其相应的亚（子）要素结构间的关系。因此，就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结构而言，表现为重视第二产业，轻视第一、第三产业，从而使得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不和谐，产业亚（子）要素结构基础相对于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和发展阶段比较滞后，具体可用反映收入分配关系的基尼系数来表述。根据李果（1999）和王宏伟（2004）的研究，基尼系数越小，资本的配置效率越高。^[17]张志勇（2007）计算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本产出率的基尼系数，认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业间的资本配置基尼系数呈现波动趋势；三次产业间的资本配置基尼系数呈现增加的态势，说明资本要素的产业间配置效率呈不断下滑趋势。^[18]可见，就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所依托的要素结构功能而言，资本要素流动的正向效应并没有达到，资本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存在着资本要素配置不合理的亚（子）要素结构间的关系失衡。

（2）资本要素的市场配置。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市场化程度低，直接融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秩序较乱，投机性过强；间接融资市场的资本价格非市场决定程度较高，国有金融资本比重过大，商业贷款不按市场规则进行，等等，使得资本要素配置不能优化，需要从市场机制角度、资本要素投入结构角度优化要素结构。

（3）资本要素的微观配置。市场机制不完善、地区和行业分割、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政府不恰当干预等原因，使得不同亚（子）要素结构间的规模扩张与其效率和效益不成比例；各级政府因“地方主义”利益诉求的干预使得要素结构功能的非效率存在；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偏好眼前利益，不注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不合理的要素结构构建持续存在；部分领域的“过度进入”和落后地区的“短、平、快”项目迅速增加，使得社会总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等等，从而导致资本要素的微观配置效率有待提高，需要从资本配置的微观角度优化要素利用结构。

3.要素结构发展的投资驱动

（1）资本产出比率所揭示的要素结构优化特征。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化，从各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反映出要素结构发展的特征，一般而言，资本产出比率越大，要素结构创造财富的资本要素依赖度越高，工业化程度越高。但资本产出比率的持续提高，也反映了过度依赖资本要素创造财富过程的“资本粗放”增长特征。当资本产出比率开始下降时，则表明要素结构创造财富的资本要素依赖度降低。当资本产出比率相对不变时，在生产函数中就蕴含了一个正的索洛余值（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98）。根据安立仁对中国资本产出比率变化的研究，1952～1960年的资本产出比率相对较低，均值为2.067，并呈逐年上升趋势；1961～1977年相对波动性较大，均值为3.343；1978～1988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1989年以后基本不变。^[19]因此，从要素结构角度讲，资本要素通过1952～1988年的快速积累，依托资本要素的要素结构功能，经过“粗放”的增长阶段。张军（2002）认为，“将新的积累向受抑制的部门配置，即通过在边际上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和要素利用方式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增量改革’优化要素结构，逐年提高资本要素利用效率，使得资本产出比率基本保持不变”^[20]。

（2）资本边际产量所揭示的要素结构投资驱动型特征。对资本边际产量计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原因是资料缺乏、核算不一致。在此，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这意味着基于要素结构的财富创造产出可被写成：

Y=F（K，L）=L·F（K/L，1）=L·f（k），其中，令k=K/L

当令，y=Y/L时，y=f（k）

所以，资本的边际产量：；

劳动的边际产量：

由于，，即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与当年投资的比率近似地表示资本的边际产量。

因此，在不考虑价格影响及资本要素存量累计效应的条件下，资本的边际产量可以近似计算（见表4-6）。

表4-6 1996～2009年资本要素边际产量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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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资本边际产量趋势几乎是不变的，尽管从发展上看略有上升的趋势，但其均值为0.26，年偏差大部分在10%左右，资本边际产量虽然有所变动，但并不剧烈。另外，根据安立仁的研究，1952～2002年资本的平均边际产量为0.289255；^[21]用资本边际产量对时间的回归分析，资本边际产量不显著地随时间增大。因此，可以认为资本边际产量相对稳定。所以，从要素结构的角度而言，至少说明中国GDP的增加主要由投资来驱动，从而使得资本要素与GDP之间的比例关系相对稳定，这也说明了其他要素的利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要素结构有待和谐化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