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唐度的弟弟，唐朝。
从德国辗转到过瑞士、英国，去年，我来到了挪威。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除了公司的那些同事。
回国？我不止一次想过。每年的圣诞节、国内的春节，我都会想家，想那座北方小城，那里有我年迈的父母，还有亲戚好友。
我没有那么残忍，置父母于不顾，每年我都会定期寄钱回去，足够他们体面地养老。
关于哥哥的死，那座城市里很多人都不会原谅我，我知道，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
谁知道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喝酒啊，我一直以为他喜欢喝酒，喜欢出人头地，赚大钱。每当家里有事的时候，他都会豪迈地甩出一沓钱，跟父母说：没事，有我呢。
作为比他小三岁的弟弟，我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来自各方的阳光，总是先照射在他的身上。我如同参天古木旁的一块苔藓，人们只会仰望古木的枝叶，谁会在意脚下暗黑湿滑的苔藓呢，包括我的父母，都一样。
不是我不想承担家庭的责任，哥哥包揽了一切，他买了大房子，接来了父母，自作主张退了我租来的小房，把我的一点儿东西扔垃圾一样扔进了他的家。
原本，我本科毕业已经找到了一家单位，但哥哥说那个公司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公司，我要努力上进，不能得过且过。
努力上进？我也想。大公司，跨国公司，世界五百强，谁要我啊？
我重新走进校园，读了硕士。硕士之后，又读了博士。
我原以为读了博士，就可以找一个和哥哥差不多的工作，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了搞研究，或被一些基层政府招去装点门面，并没有多少大公司对我表现出兴趣。在父母那里慢慢积攒起来的一点儿荣耀和资本，又不知不觉地消失殆尽了。
每天，我看着哥哥醉醺醺地走进家门，心里有一万个不平：凭什么他可以花天酒地就把钱赚了，而我拼了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还要吃他的喝他的？
在我眼里，哥哥越来越像个老酒鬼，父母劝，嫂子哭，都不管用，他依然不是加班就是陪客户，然后摇摇晃晃地回家。
出国留学，是我突然做出的决定。我对哥哥提出，要搬出去住，他一口就回绝了：不行。我是你哥，我家就是你家，你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哪有钱租房养活自己？我想说，不要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吧。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下去。我说：要不我出国？哥哥说：行。
就这样，我放弃了继续找工作，开始准备出国。那一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异常地好，父母因为我要出国，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好像这是一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嫂子的脸上也有了笑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终于要离开她的家了。哥哥的事业越来越好，当然，喝酒加班也越来越多。他对我说：放心，出国的钱哥给你准备。
我发誓，那天我说的“早晚得喝死”完全是随口的气话，那天晚上，本来说好我们一起研究出国的事，但他又喝多了，我就那么一说，谁知道他真的有病。
唉，父母明知道哥哥得过肝炎，他们怎么就不说呢？如果说了，我们是怎么也不会让哥哥再喝酒的。
能怨谁呢？哥哥吗？不，绝对不。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好，尽管这种好让我感到沉重深的压力，有时甚至觉得承受不起，宁可他不要管我。怨父母吗？不，他们仅有的医学知识也只是习惯和偏方而已。
哥哥得病的消息，差点儿让我有从二十八楼跳下去的冲动。家里的天塌了，父母怎么办？嫂子怎么办？我怎么办？
他的病是我们集体犯的错，也包括他。即使有病，也不要企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自己择出去，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就不知道爱惜呢，不能因为要对我们好，就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
哥哥临走前，我没有去看他。这是父母和亲戚朋友始终不肯原谅我，也一直让我无法面对那座城市的原因。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肝癌晚期的哥哥已经和之前判若两人，我无法克制自己，无法让自己面对他时不自责、不悔恨、不流泪。一想到他的生命已经离我越来越远，我就不知所措，五脏六腑揪成一团，疼得受不了。
哥哥走了，才三十二岁。父母把他的骨灰拿回家的时候，每个深夜，我都会紧紧地抱着他入睡，给他一点温暖和力量。
关于二十万块钱的事，我是来到德国后才知道的，是嫂子告诉我的。她说父母去哥哥单位大闹了几次，经理征求她的意见，她就给了父母。原本她是想给哥哥买一块好的墓地，让哥哥安静地休息，可父母说的也有道理，哥哥住得再好，如果他看见弟弟因为没有钱出不了国，心里也会难过的。
父母当时告诉我，钱是哥哥早就准备好的。
看着嫂子的邮件，我又一次难过得想死，把头在墙上撞出了血。
后来，我给嫂子寄去了足够买墓地的钱，告诉她，一定要让哥哥住最好的墓园，她说：好。
李宗盛用沧桑的声音唱着：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泪流满面。
我们原本彼此相爱，可相爱的方式竟如此惨烈。
（原载《百花园》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