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年人危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差异

本文基于笔者在北方农村的田野调研经验^[3]，将农村老年人危机放置到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来理解。中国的家庭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家庭不仅是一个财产单位和政治单位，同时还是农民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桂华，2014）。因此，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是一个能动性的主体实践过程，财产、权力和价值等要素构成了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家庭再生产因而表现为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并具体落实为代际复杂的互动形式和互动内容。在现代化背景下，随着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逐渐演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权力互动和价值实现层面都发生巨大转变，并由此带来老年人在资源、权力和价值等方面的系统性危机。

在本文中，老年人危机指的是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父代家庭的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父代家庭逐渐陷入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状态。本文对老年人危机的定义，突出了老年人危机的过程性与系统性。过程性强调了老年人危机并非“老年”阶段内在的问题，而是“老化”脉络积累和汇聚的产物；系统性指的是老年人危机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权力和价值层面。

1.老年人危机的表现

第一，在资源层面，老年人危机体现为老年人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底线生存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性因素的渗入形塑了农民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家庭再生产的难度增大、成本提升^[4]，家庭再生产意味着不仅要完成家庭的继替，而且还要实现家庭的发展与流动。因此，老年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为了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老年人往往已经透支了自身的资源积累能力。“劳动至死”和“死奔一辈子”成为当前北方农村父代家庭的常态生活，但老年人为子代家庭的持续付出并没有换来子代厚重的物质反馈和父代享受老年生活的心安理得。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以自养为主，而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则通过不断压缩自身需求的方式来减轻子代家庭的负担，老年人的生活渐趋底线生存状态。在调研中发现，北方农村的老年人将自身的需求压缩到了极致，老年人普遍都说自己没什么需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在当地老年人看来，只要子代能够“给口饭吃”就不会被认为是不孝。此外，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北方农村很多老年人都有向别人借钱的经历，部分老年人甚至每年都要通过向邻居借钱周转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从而在当地形成老年人“借钱过日子”的状态。

第二，在家庭权力层面，老年人危机表现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边缘地位，即权力上的缺失状态。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的进入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传统时期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受到挑战。随着子代权力的崛起和媳妇地位的提升，家庭权力重心逐渐由父代家庭下移到子代家庭。由子代所主导的家庭权力规则将老年人置于十分被动的位置，在子代掌握当家权的“潮流”中，老年人自觉地退出了与子代家庭的家庭政治互动，采取隐忍、妥协的姿态维系代际关联和家庭整合。例如，在婆媳关系方面，陕西关中豆村一位中年妇女用“十字颠倒颠，现在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这句话形象地刻画出当前的婆媳关系状态，并且，为了维系家庭关系的和谐，如今的婆婆事事都要忍让媳妇，“婆婆的委屈只能带到土里去”。因此，在外人看来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背后，实则是老年人地位的边缘化和话语权的缺失。

第三，在价值层面，老年人危机表现为老年人对子代家庭的价值依附。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传宗接代构成其生命价值或本体性价值的核心（贺雪峰，2008），而家庭则是其生命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因此，家庭对于中国人而言还具有宗教性和伦理性的一面。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因而传统时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在价值层面有效地安顿了老年人，从而使得老年人不仅能够获得相对于年轻人而言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还能在生活中体验满足感与价值感。而在现代性的压力和家庭的发展型目标面前，因为老年人几乎不再具有支持家庭发展的能力，且自己已经或者随时可能“拖累”家庭整体的发展，失去财富创造能力的老年人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老年人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并不能从过去的付出过程中获得自足感，反而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老年人的心理体验集中表现为“内疚”，“老人无用论”成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共识。在河南安阳南村调研时，当地农民直接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称为“垃圾”，老年人自己也认为当“不会干活了，不能自己挣钱了，要靠儿子给养老钱了，就是垃圾年龄了”。由此可见，无限的家庭责任并不因为年老而停止，它进一步吞噬着父代晚年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是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三种状态的糅合。从资源、权力到价值，实际上是危机属性的深化和危机层次的强化。物质上的底线生存构成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层次，家庭权力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的底线生存状态，而价值依附则赋予老年人危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老年人危机因而被锁定在家庭领域。

2.老年人的代际差异

老年人危机锁定在家庭领域，意味着要揭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需要将农民“老化”的过程放置在家庭再生产过程和具体的代际互动模式之中，实现对老年人本身的精准定位。代际关系不仅是共时性的平面铺展，而且由于不同时代内容的卷入而表现出历时性的差异，进而塑造出不同类型的代际互动模式。因此，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外在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遮蔽老年人危机生成路径的代际差异。老年人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达到特定阶段的年龄群体。如果单纯着眼于年龄的角度，老年人一般被视为一个“同期群”^[5]。然而，在老年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代际差异。“代”的差异，不仅是年龄层次的差异，在本质上也是其社会历史过程的差异。家庭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很难将变迁的发生精确到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笔者在多地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代际差异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划分：一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任务^[6]的农民，这部分成为目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主体；另一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为人父母，完成人生任务，这部分人构成当前低龄老年人的主体。从分析的角度考虑，高龄老人与低龄老人可以以70岁为分界点。这便可以打破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路径，而且也说明，即使“共时性存在”的、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其危机状态却导源于不同的路径。

笔者关于老年人内部代际差异的区分，不是为了刻意突出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年龄差异^[7]，而是为了强调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再生产过程，因此其当前所处的危机状态源于不同的生成路径和轨迹。简单来说，低龄老年人是已经卷入或正在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这一群体，因此他们的危机状态主要源于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历时性的弱势积累；而高龄老年人在其完成人生任务的阶段所经历的是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因此其当前的危机状态并非直接源于历时性的弱势积累，更多的是来自共时性和结构性的压力传递。由此可见，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主要有两种生成路径，分别为纵向的弱势积累和横向的压力传递。以下两部分将分别对之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