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

1.照料负担加重

老人健康状况与养老负担密切相关，从宏观上来看，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总量为576.49万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2.60%，预计2050年中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将超过1450万人，是2015年的2.5倍以上（王广州，2019）。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家庭养老责任由子女分担或共担，但随着生育水平下降，亲生子女人数减少，老人照料资源也随之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从照料时间看，顾大男等人（2007）研究发现，65岁以上（但非纯高龄）的老人临终前平均需要他人完全照料的天数为82天；对山东老年人口的调查也发现，农村老人在去世前平均临终卧床时间超过半年，80岁以上老人年人均卧床时间超过一个半月（王广州、张丽萍，2012），由此可见，随着家庭亲子结构的变化和男女人均预期寿命的差距，照料资源不足是家庭养老必须面临的严峻考验。周云等（2014）指出，代际的年龄差距小，两代人同时进入老年的可能性增大，则会出现银发人照顾银发人的现象。吴帆（2016）认为，政府应该大力开发50～64岁人口乃至65～69岁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他们不仅是家庭中照料老年人的主力，也可以成为老年人社会照料供给的重要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老年人既是养老照料的主要对象，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也是养老照料的主要提供者。鼓励他们为老年人的社会正式照料提供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

从家庭照料者来看，健在的老伴在照顾配偶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王来华、约瑟夫·施耐德，2000），有无配偶不仅影响到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料分担（庄绪荣、张丽萍，2016）。除配偶外，子女在生活照料上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当代中国家庭，女儿开始和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责任，甚至比儿子更加孝敬父母（Xie ＆ Zhu，2009；唐灿等，2009）。从城乡家庭养老的照料方式来看，“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已超过儿子（许琪，2015）。

2.经济压力大

经济收入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依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市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比例最高的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乡村老年人以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收入主要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子女给的生活费等为主，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高龄老人没有离退休金，只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及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能领到的养老保险金（赵欢、韩俊莉，2012），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劳动收入比例降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比例提高。在80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有37.2%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给，而在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67.6%依靠其他家庭成员供给（张丽萍，2012）。在中国特殊的传统与现代、发达与不发达、城市与乡村等社会经济差距巨大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迁移模式使得大多数老年人口留守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资源分配、家庭养老的模式和能力发生变化，同时老年人缺少有效的财富积累（李萌、陆蒙华、张力，2019）；随着经济增长和扶贫减贫措施的不断完善，老年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老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李实，2019）。特别是从医疗支出来看，有研究发现，个人医疗费用的高峰集中于死亡前一段时间（李大正、杨静利、王德睦，2011），对于老年供养者而言，高龄父母没有退休金或者只有很少退休金，加上高龄父母需要巨大的医药费支出，导致供养者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陈亮，2015）。

3.家庭养老责任边界模糊

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体系下，养老的责任由家庭承担，但随着国家介入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责任边界问题也随之出现。将老人纳入养老保障范围后，国家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目前已经为老人提供了基本支持，减轻了家庭负担，家庭就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照料和赡养责任；子女则认为既然国家对老人有了基本的制度安排，那么家庭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就可减轻，这成为部分农村家庭不赡养老人的借口（钟曼丽、杨宝强，2019）。国家在“老有所养”的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超越国家能力替代家庭养老则是十分危险的（陈军亚，2018）。所以，在家庭养老中，家国责任边界的划分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