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

幸福一直是人们追求的最佳生活目标，柏拉图认为“幸福是灵魂各部分达到有序、和谐、恰当状态时的产物”[6]，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达到至善的境界”[7]。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个体情绪状态、心理特征的体现，学者们基于认知理论、目标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逐步提出幸福感理论体系，而旅游者幸福感是幸福感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延伸，有关幸福和幸福感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以往学者对于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幸福感的内涵与分类、维度与测量、影响因素、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等方面。

一 幸福感的内涵与分类

何为幸福感？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其内涵和分类进行了探讨。Ryff、Singer和Love（2004）认为心理学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主要基于“快乐论”或“实现论”进行探讨，快乐论关注积极情绪的最大化与消极情绪的最小化，而实现论则更加关注个体功能的健全与个体自我潜能的实现等。幸福感可以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真实幸福感（见表2-5）。

表2-5 幸福感的内涵和分类

续表

鉴于此，本书认为真实幸福感较全面地反映了乡村体验旅游者的幸福感特征，因此，旅游者幸福感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放松身心并减轻工作和生活压力，从而恢复精神状态并能获得较高的积极情感，并通过沉浸在美好的旅游生活中而获得某种意义或价值。基于此，本书将深入探讨乡村旅游体验价值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与拓展。

二 幸福感的维度与测量

关于主观幸福感维度及测量的研究，学者们大致形成了一致认识，认为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一定时期内自我状态与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主要由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构成（Diener，Suh & Lucus，1999；Gilbert，2004）。此外，就时间维度而言，主观幸福感又分为恒常幸福感、境变幸福感和瞬时幸福感三个维度，其中，恒常幸福感是不随情境改变而改变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境变幸福感是随情境改变而改变的心理状态；瞬时幸福感是某一时刻的暂时心理状态，并随情境改变而改变（Lischetzke & Eid，2003）。

随着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入，其测量方式不断完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基于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意义上的测量。（1）生活质量意义上的测量主要有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两方面，整体生活满意度既有单项目自陈量表（Eurobarometer，2008），也有多维度量表，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是SWLS量表（Diener & Emmons，1985）；具体生活满意度测量通常包括家庭、家人、工作、邻里、健康等方面（Chen，Lehto & Cai，2013）。（2）心理健康意义上的测量，认为个体的幸福建立在心理健康的基础之上，Bradburn（1963）编制了包括10个题项的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其中，5个题项测量积极情感，5个题项测量消极情感，用以推断个体幸福感状况。

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维度及测量研究，Ryff等（1995）探讨了心理幸福感的多维度测量，并将心理幸福感分为自主性、个人成长、自我接受、生活目标、控制感和积极关系六个维度；Ryan和Deci（2001）将心理幸福感分为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机能自主、环境掌控、生活目标、个人成长六个维度。心理幸福感往往体现了个体自我实现、自我潜能的发挥、个性化特征以及阶段任务等。并且，Ryff等在探讨心理幸福感维度的基础上，开发了六个维度的测量量表，每个维度包括14个测量题项，共有84个测量题项，用以测量基于实现论的个体心理幸福感，此量表被广泛采用。

关于真实幸福感的维度及测量研究，Seligman（2002）认为愉悦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是幸福生活的三种方式，并以快乐论、自我实现论和流畅感理论为基础，提出“真实幸福感”（Authentic Happiness）的概念，Peterson、Park和Seligman（2005）提出“真实幸福感”模型，认为真实幸福感由快乐（积极情绪）、投入（体验参与）、意义（意义获得）三个维度构成，并编制了幸福导向量表[8]（Th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OHS），该量表共包括18个测量题项，用以测量个体真实幸福感。后续学者对真实幸福感的研究大多沿用此维度划分，并采用幸福导向测量量表进行研究（Chen，2010；Filep，2012；周蜀溪，2013）。鉴于此，本书拟采用并适当修改Peterson、Park和Seligman（2005）的“真实幸福感”模型，并借鉴其幸福导向量表（OHS）进行乡村体验旅游者幸福感测量研究。

三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并普遍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遗传基因、思想状态、心态、气质、自尊等，外部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特征、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以往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Diener & Oishi，2004；Steel，Schmidt & Shultz，2008；奉先武等，2010；Ettema等，2011；Lee，Lin，Huang & Fredrickson，2012）。

关于影响幸福感的内部因素研究，Magnus和Diener（1991）基于纵向对比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对个体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之后，Deneve和Cooper（1998）通过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137篇相关文献，研究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神经质、外向性有较高的相关程度；Schimmack、Schupp和Wagner（2008）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三维度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认为人格特质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相关程度较高，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程度较低。并且，通过长期研究，学者们发现遗传基因也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学者研究发现，遗传基因解释近40%的积极情绪变化、55%的消极情绪变化以及48%的生活满意度变化；但生活环境对其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均低于遗传基因。并且，个体心理状态、观念、自尊、气质等内部因素均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徐含笑，2010；尹鸾、冯成志，2012）。

此外，关于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因素研究，学者们广泛探讨了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关系、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旅游休闲等与幸福感的关系，并普遍认为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旅游休闲等影响个体幸福感（Clark & Oswald，1996；Lu，2008；阚洁琼、鞠嘉祎，2012）。

四 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起始于学者们对旅游活动与旅游者健康影响关系的关注。Milman（1998）首次验证了旅游活动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关系，并详尽探讨了旅游对旅游者幸福感可能产生的影响。随后，有些学者研究了旅游度假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睡眠、情绪的影响，并认为旅游度假不仅可以促进旅游者产生积极情绪、改善其睡眠质量、平复其不良情绪，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旅游者身体不适状况（Strauss-Blasche，Ekmekcioglu & Marktl，2000）。随着对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使用纵向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旅游者游前游后幸福感测量的实证研究，对旅游与情绪、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的影响关系做了有益的探索。

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有些学者认为旅游可提升游客积极情绪并减少其消极情绪，旅游者通过旅游度假可以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并提升游客积极情绪，从而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旅游度假并未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Niininen，Gilbert & Abdullah，2004）；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旅游活动可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并认为旅游度假应是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维度（Dolnicar，Yanamandram & Cliff，2012）；此外，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主要是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而对旅游者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不产生影响（McCabe & Johnson，2013）。

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旅游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并且，基于不同的研究情境，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亦不同。有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可以分为恒常幸福感、境变幸福感和瞬时幸福感三个方面（Lischetzke & Eid，2003）；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旅游活动后旅游者的恒常幸福感并无改变，而境变幸福感较之出游前水平有所提升（Chen，Lehto & Cai，2013）。然而，旅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旅游者幸福感？Nawijn和Marchand等（2010）通过旅游者与非旅游者幸福感的对比，以及旅游者游前与游后幸福感的对比分析，认为游前旅游者比非旅游者幸福感稍高，游后旅游者与非旅游者的幸福感并无不同，并将这种不同归因于旅游压力，并认为只有放松舒适的旅游环境才能让生活更幸福，与旅游时间的长短并不相关，通过旅游活动提升的旅游者幸福感只能持续两周便回到游前水平。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旅游者群体进行了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比如，McCabe、Joldersma和Li（2010）基于对低收入旅游家庭的调研，认为获得旅游资助的低收入家庭，其旅游活动对情绪有较高提升，对生活满意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大。并且，有些学者基于老年旅游者探讨了旅游对幸福感的提升，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活动并未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其游前与游后幸福感水平相差不大（Milman，1998），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旅游活动参与度较低。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游前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充满期待，其幸福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游后幸福感与游前差别不大（Niininen，Gilbert & Abdullah，2004；Nawijn，Marchand & Veenhoven，2010）。

此外，许春晓、王亮（2007）探讨了我国城市幸福感水平不同的居民的出游意向，研究结果显示，幸福感较高的旅游者常结伴出游，而幸福感较低的旅游者常单独自驾出游，并认为旅游者出游意愿与其幸福感有关；蒋奖、秦明等（2011）研究了旅游休闲活动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认为旅游休闲活动能正向预测旅游者积极情绪及其生活满意度（见表2-6）；亢雄（2014）基于伦理心理学视角研究了旅游者幸福感，探讨了旅游与幸福的内在关系，构建了旅游者幸福感模型用以测量其幸福感水平；陈晔等（2017）探讨了游客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同行者关乎己”。

表2-6 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综上，学者们大多基于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探讨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影响作用（Lankford & Howard，1994；Uysal，Sirgy，Eunju，et al.，2016）。在研究内容上，大多基于某一类型的旅游活动（如邮轮旅游、休闲活动、文化旅游等）探讨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Hailin & Elsa，1999；郑华伟，2016；陈瑞霞、周志民，2018）；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访谈和问卷调研法研究旅游与休闲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

五 研究小结

研究内容。以往学者对于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括幸福感的内涵和分类、维度与测量、影响因素以及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等方面。学者们基于情感和认知两方面对幸福感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研究；对于幸福感维度与测量研究，学者们大致达成一致的维度划分和测量方法，但仍需基于不同视角与研究内容继续探讨其维度与测量；对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未能形成一致结论，主要基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并且，学者们进行了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认为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部分学者对其影响程度进行了深入探究，此外，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的旅游者群体进行了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总之，旅游者幸福感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并开始逐步深入探讨不同旅游产品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并基于如何提升旅游者幸福感探讨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设计。

本书通过以上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真实幸福感内涵、维度及测量的研究与比较，认为在乡村体验旅游情境下，旅游者通过对乡村旅游活动的体验获得积极情绪，并投入乡村体验旅游活动中，进行深入体验参与，从而满足旅游者亲近乡村自然、体验乡土文化、享受乡村美食、参与乡村生活、慰藉乡愁等需求，使旅游者了解乡村、喜欢乡村、依恋乡村，从旅游中获取生活的意义并慰藉心灵，从而提升幸福感。因此，乡村体验旅游者的幸福感与真实幸福感较为契合，本书拟采用真实幸福感探讨乡村旅游者幸福感，采用并适当修改Peterson、Park和Seligman（2005）的“真实幸福感”模型来研究乡村体验旅游者幸福感。并且，基于以往学者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本书拟从人口统计特征和消费行为特征两方面，探讨乡村体验旅游者幸福感水平的差异。

研究方法。以往学者大多基于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旅游者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具体研究领域，比如邮轮旅游、文化旅游等，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本书拟在借鉴前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体验价值与旅游者幸福感内在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假设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