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综述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语境下的创新性政策话语。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以来，引发了国内学界和社会各界对这一概念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内涵解读文章和专题研究陆续发表。本书首先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概念和政策溯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述相关学术文献。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和政策溯源

1.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溯源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现代化”和“经济体系”构成的合成词。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涵盖经济上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化进程的实现，科学革命过程，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多维内涵（罗荣渠，1995；罗斯托，200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1）将现代化分为第一次（经典）现代化和第二次（当代）现代化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研究关注于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过程及其变化，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第二次现代化关注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转型过程及其变化，以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和生态化为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化的政策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简称“新四化”。党的十九大要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均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其他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在实现现代化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经济现代化理论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两大核心内容（陈争平，2016）。对中国而言，经济现代化与“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是当前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使命，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门槛（唐家龙，2011）。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题和战略目标下，学者们对产业体系建设、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等内容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通过协调与物资供应活动有关的各项活动，为社会秩序提供必需的商品或服务，从而把经济活动联结成一个连续的社会整体，是包括经济运行方方面面在内的完整系统（Boettke, 2000；Heilbroner, 2011；冯柏、温彬和李洪侠，2018）。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围绕生产和分配两大经济主题，经济体系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生产什么商品及服务、如何生产和分配商品及服务以及为谁生产和分配商品及服务。在经济体系这个概念框架下，国外有些文献将经济体系理解为经济制度体系，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Heilbroner, 1986）；而有些文献将经济体系理解为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如以集中为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

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经济体系”可理解为“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强调了经济体的整体性、系统性、内在关联性。

2.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溯源

现代化经济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提出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实践和理论探索，对此进行政策溯源，以回溯其形成发展史对诠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意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话语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话语提出前，我国有两条与此相关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线索：一是现代市场体系；二是现代产业体系。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话语，经过了从现代市场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演进过程。

我国对于经济体制的选择，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思路逐步明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论断的提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性突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加以具体化，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对市场体系的要求提升到了“现代市场体系”的新高度。

现代化的动态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科技进步推动下，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概念，为我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科学界定了现代产业体系的五大特征——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清晰勾勒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整个产业竞争力做出了战略部署。

总之，“现代市场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提出和发展反映了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突破，构成了我国经济政策话语的重要内容，但在前期的政策话语中还只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提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需要一个概括性更强的概念来反映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杜创和王佰川，2019）。由此，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认知提上了议事日程。

（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宏观政策话语体系

新时代要有新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发展阶段要求，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工作思路的深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观政策话语体系，遵循了“理论基础—现状判断—发展理念—主要措施—战略目标”的逻辑链条（杜创和王佰川，2019）。

第一，理论基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厘定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则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现状判断：从“三期叠加”“新常态”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准确研判。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了“三期叠加”“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所谓“三期叠加”，是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近年来，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党中央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随着对经济形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九大则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三，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原则。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2016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出系统阐释，阐明了许多关键问题。

第四，主要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做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正确判断，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五，战略目标：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战略目标提出的过程中，全党对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关于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不可偏颇，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在这一理论创新指引下，形成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关于现代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作为上述认识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由此指导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变革。

“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要内容共同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框架（胡鞍钢和周绍杰，2019），构建了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话语体系。由此推动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关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的创新。

（二）文献计量分析

本研究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和“读秀”中文学术搜索。分别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篇名，博硕士论文库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题名，在“读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书名，设定检索时间范围为2017年至2020年（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检索到期刊论文568篇，学位论文1篇，中文图书22本，共计591条，其中2017年114条，2018年333条，2019年135条，2020年第一季度9条（见图1-1）。

由于该主题的相关文献主要形式为期刊论文，因此我们的文献计量分析以期刊论文为对象，并进一步将期刊论文范围限定为收入“核心期刊”和“CSSCI”的高质量期刊论文，检索得到178条结果，除去编者按（7条）、检索结果重复（4条）、会议综述（3条）、新书评介（1条）等15条结果，最后得到163篇期刊论文，其中2017年26篇，2018年95篇，2019年41篇，2020年第一季度1篇。由此可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后，立即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在2018年，出现相关学术研究的高峰。

1.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借助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对现代化经济体系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2所示，“十九大”（73次）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说明党的十九大是研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心点。排名靠前的关键词依次为“社会主要矛盾”（38次）、“经济发展”（31次）、“经济创新”（26次）、“结构性改革”（22次）、“发展阶段”（22次）。此外，“战略目标”（19次）、“高速增长阶段”（15次）、“高质量发展”（14次）、“区域发展”（13次）、“城乡区域”（11次）、“经济发展质量”（11次）也是多次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在高频关键词外围，则分布着“税制改革”“技术转移”“金融风险”“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结构”等低频关键词。

2. 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分析

研究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科研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发文数量得以反映。以第一作者所属科研机构为分类依据，可以发现在2017—2020年研究期间发文数量位居前8位的科研机构依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见图1-3）。中国社会科学院以17篇排在首位，占全部发文量的10.43%，其中包括经济研究所7篇，工业经济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各5篇。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分别以13篇、12篇紧随其后，分别占发文总量的7.98%和7.36%。这反映出上述科研机构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中的重要影响力。

从文章作者看，图1-4展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文献的核心作者分布情况。国内学术界以刘志彪、刘伟、洪银兴、张占斌、黄群慧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关键问题、构成要素、重要瓶颈、路径方略、着力点和政策重点等内容在核心期刊发表了7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的刘伟教授则重点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等方面发表了5篇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关文献。此外，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4篇）、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占斌教授（3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群慧教授（3篇）也集中发表了多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文。

3. 高被引文献分析

以下基于163篇文献的被引频次来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领域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文献。表1-1列举了被引频次最高的10篇文献，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表在《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2期的《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文，被引频次为44次，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早期文献引起了后续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此外，绝大多数高被引文献发表于2018年，这与前面发现的2018年出现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的学术高潮相一致。从高被引文献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文献多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多聚焦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解读，试图回答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什么这一最基础的理论问题，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成为学术界开展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

（三）研究热点内容综述

在上述163篇研究文献中，有96篇（58.90%）的研究以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阐释、战略研究等综合性理论探讨为主，其余67篇（41.10%）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某一专门细分领域的探讨。据此，本书将相关文献分成两大类，分别予以分析。

1.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与战略研究

（1）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在新时代的具体呈现和经济发展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侯为民，2019）。在163篇研究文献中，有7篇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石建勋、张凯文和李兆玉（2018）从三个层面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认为微观层面要素现代化是基础，中观层面产业体系现代化是主要目标，宏观层面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制度保障。冯柏、温彬和李洪侠（2018）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为经济主体，以人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以科技创新、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为发展动力，以动态升级、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运行载体，以结构均衡、分配合理、持续发展为发展路径，以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调控机制为管理方式的经济运行集合体。洪银兴（2019）从新时代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将其概括为优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转换增长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等三个方面。

（2）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逻辑框架

在内涵解读的基础上，部分文献开始从全域视角解读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逻辑框架。高培勇等（2019）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并据此建立了“四个转向”和“四个机制”逻辑框架。“四个转向”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刘志彪（2018）提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建七个子系统，总体框架是要坚持一个方针，坚持一条主线，建设创新引领、协同的产业体系和“三有”经济体制，而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这个体系和框架的物质基础。

（3）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路径

张辉（2018）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创新动力不足、要素市场化程度低、产业结构亟须升级、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等挑战，提出以创新引领发展方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要素市场改革，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空间均衡布局，逐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战略路径。冯柏、温彬和李洪侠（2018）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概括为“六个转变”：即“发展目的从先富转向共富；发展动力从要素高投入和低价格转向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产业体系从各自发展转向协同发展；市场环境要进一步优化；发展质量转向绿色发展；管理方式转向供给管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郭威、杨弘业、李明浩（2019）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从加快深化政府职能改革，完善经济体系制度保障；持续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夯实经济体系产业基础；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转换经济体系内生动力；着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优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效率；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强化经济体系人才支撑等五个方面阐释相应的路径选择。

2. 细分领域研究

具体地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分类研究主要概括为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区域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开放、经济体制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相关研究的大致分布情况如图1-5所示。

刘伟（2017）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要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制度供给；另一方面要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产业载体。为此，结合本书研究主题的相关性，下面重点对产业体系研究和经济体制研究予以综述。考虑到相关研究的连续性，本书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文献的分析不仅限于党的十九大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研究框架下，对党的十九大之前的相关文献以及国外文献也一并进行了系统梳理。

（1）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研究是在继承经典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长期性、内生性和动态性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针对深刻转变的经济现实，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是指具有当代领先的竞争优势又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体系，既有本国先天的要素禀赋带来的路径依赖，也有后天要素禀赋升级和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动态比较优势（刘明宇和芮明杰，2009）。贺俊和吕铁（2015）总结了现代产业体系研究的三个方面拓展：一是在经济结构分析中引入知识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的异质性等新维度；二是在产业分工基础上考虑技术或知识分工等更加复杂的分工形式；三是关注产业和产业要素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特征。

产业互动是产业之间存在的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一种社会协作关系（彭亮，2010）。工业革命以来，产业互动经历了以产业分工、产业间比例关系和产业关联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产业分立互动研究阶段（Leontief, 1936）以及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产业交叉互动研究阶段（Pappas＆Sheehan, 1998；Karaomerlioglu＆Carlsso, 1999；Eswaran＆Kotwal, 2002）。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互动为研究对象，相关文献不仅从生产率提高、中间投入、交易成本等不同理论视角揭示了两者互动发展的机理、路径、动力机制和非平衡性（Grossman＆Helpman, 2003；Francois＆Woerz, 2008；冯泰文，2009；孙畅，2020），而且利用投入产出法、SFA模型、适应性预期动态模型、改进的Logistic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显著互动关系（程大中，2006；顾乃华，2010；孙晓华、翟钰和秦川，2014；于世海等，2019）。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新特征和趋势，管制环境变化、全球化与自由化、顾客需求变化等外在因素，以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战略联盟、企业基本组织原则的变革等内在因素形成产业融合的驱动力（Yoffie, 1996；宋怡茹、魏龙和潘安，2017）。产业融合途径包括以市场需求为主线（Stieglitz, 2003）、以知识扩散为主线（Hacklin，Marxt＆Fahrni, 2010）、以科学技术交叉渗透为主线（Curran et al.，2010）等路径，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会涉及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企业融合、市场融合等阶段（Alfonso＆Salvatore, 1998；马健，2005）。产业融合的识别与测度研究主要利用专利、并购与战略联盟、合作项目等数据，通过赫芬达尔指数法、熵指数法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产业融合及其相互关系方面进行实证研究（Fai＆Tunzelmann, 2001；Curran et al.，2010；陶长琪和周璇，2015）。

（2）经济制度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定义为约束谋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博弈规则（North, 1990），强调制度是决定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关键要素（DiMag-gio＆Powell, 1983；Powell＆DiMaggio, 1991；Scott, 1995）。制度体系是由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所规定的正式约束、实施机制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结合而成的整体（田玉忠，2010）。经济制度体系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经济关系在制度上的反映，是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总和（李建平，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多层次、多因素有机结合而成的系统架构，是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经济保障制度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李太淼，2009；马耀鹏，2010；胡乐明和宁阳，2014）。

经济制度变迁是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反复地创立和变更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将其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与之相适应，中国由点到面的渐进性改革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底层创新）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杨德才、郭婷婷和唐悦，2014）。李强和魏巍（2015）探讨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采用双重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发现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有关。

经济制度体系评价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综合评价（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1；裴长洪，2014），也有学者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企业效率作为评价标准（任毅、丁黄艳，2014；黄速建、李倩和王季，2017）。马立政、彭双艳和李正图（2017）构建基本经济制度的指标体系，从发展状况、发展环境以及发展功能三个维度出发，通过构建基本经济制度指数，用以观测基本经济制度演进趋势及其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