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谓“日月盈昃，星霜荏苒。”转瞬已是嘉祐五年春，户外寒气远迸，东风熏染，绿意芬芳时节。谁料，有度支判官张田，在春祭间祫享太庙，又请自执政下差减赉费，遭知谏院唐介论其亏损上恩，由此诎知蕲州。
——今言及唐介，自皇佑四年，因弹劾时任宰相文彦博，昂昂争执于朝堂，令圣上大怒，贬为英州别驾之后，过数月，接连拔擢为郴州监税，潭州通判，复州知州。于是，复召回京任殿中侍御史，俄以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调为开封府判官。其后，又陆续出任扬州知州，江东路转运使，河中知府等职。于至和中，再调回京任度支副使；嘉祐二年，迁礼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权知谏院。
然而，张田出知蕲州后，未几日，朝廷又以户部判官吕公孺，徙任判都水监事。此前，二人获包拯荐举，同为三司职僚，各尽其所长，重务上多得咨决之。
至于官员更调黜陟，不只裹从着政事纷争，同时难扫除挟私椓谮，更充斥着人脉博弈，不一而足。但朝廷自有规制，兼权衡考量，绝非个人意见与愿景可左右，今相继履新而去，亦无需多言。
且说时至深春，由于鄂州知州张负良，因贪赃枉法、滥用职权，断案暗庸残暴，一味酷刑危害民命。经由本路宪司慎覈情实，既向朝廷举劾下，终将张负良黜汰落籍。
此事说来，先是鄂州在城锦缎商贾鲍顺，同盐侩江玉，本为街邻交契。然江玉处世黠狯，与官府暗通款曲，延接往来客商。鲍顺则为人敦厚，得乡亲抬举，置成大家。
这鲍顺妻乃黄州汤氏，于年前冬，其妻弟因储备布帛短缺，遣家人至鄂州相问。鲍顺遂领着家仆槐安，用船载绫锦赴黄州，以解妻弟燃眉之急。过数日，鲍顺得妻弟付与百金，相辞携钱财回转。
当船行至鄂州东北青石矶大江湾，夜下停歇，凑巧相会江玉、江吉叔侄，走得几担盐，将赴武昌县樊溪口交割，亦歇于青石矶大江湾。友邻间在外遇见，免不得设酒食共饮几杯，彼此问及缘由，皆直言以告。
时至夜深，江玉、江吉叔侄告辞去后，鲍顺、槐安便于船中各自歇下。哪知夜里，鲍顺竟被人谋害，头颅遭钝物击打破裂而死，身边钱财不翼而飞。槐安欲寻问江家叔侄讨个主意，其或许行程着急，天刚拂晓已经起船去了。槐安别无办法，只得载主人尸首返归，哀哀凄凄，将实情具告主母汤氏。
汤氏闻听，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悲恸得发厥过去。而鲍顺与汤氏生有一子，名鲍成，现年十五六岁，一向心性散淡，不求上进，父母禁之不得。他曾驯养一只黄莺，珍爱备至，成日遛鸟游荡。鲍顺恨子厌读诗书，甚不争气，每每为此几多不快。一日看见，即夺过鸟笼将黄莺放飞，使用器物尽行毁坏，并连声呵斥，逐出庄所，不令回家。
鲍成量家仆槐安颇受父母信用，时又正好在旁，认为有其乘间投隙，使父子关系不睦。从此深恨槐安，常要生个恶事捏陷之，只是没有机会处，暗暗忍在心头。故鲍成在庄上闻知，直怒道：
“此必槐安谋死，自攫取财物藏匿在外，假意载尸回来，妄图谩天昧地而已。”
辄自行具状，告于张知州堂下，拘得槐安到衙审问。见槐安苦不肯招，鲍成立地禀复，说是积年刁仆，是他谋死无疑。张知州信之，经连番拷讯，诘问深更半夜，舱室又无外人，何得主被谋死，汝却安然无恙？若非汝贪财害命，还得是谁？槐安无以分辩，兼受苦不堪，自忖大江湾早晚船只出入络绎，人多繁杂，不好妄加揣测，只得认了谋杀情由，可减免眼前的酷刑。遂长枷监入狱中，结案已成，就此呈报大理寺，等候核准处决。
然谋害人命者，实则江玉、江吉叔侄。缘叔侄二人平素好赌，折损不少本钱，见鲍顺豪富，早暗生嫌隙，心谤腹非。当于大江湾饮酒闲话间，得知鲍顺携有百金，谋画半途正好为事。遂心怀鬼胎，连同年轻仆人槐安，都与劝说着饮得不少酒下肚。待酒饮止，江家叔侄起身去后，其主仆醉眼朦胧，沉沉睡去。
当夜，江家叔侄挨至更深人静，复潜入鲍顺船中，用秤锤砸死鲍顺，劫取钱财，于拂晓匆匆起船离去。江家叔侄自觉行事机密，神不知鬼不晓，满为得意。然那日与叔侄同行之仆人周富，对其叔侄后夜诡异行迹，有所觉察，虽心下生疑，却未敢惊问。隔日，到樊溪口将盐交付腌藏鱼之贩夫后，又随其叔侄入武昌县城耽搁多日，才复返鄂州。听说鲍顺被害情事，周富断定必江家叔侄所为，但想来无亲见，一时间不肯多事，守口如瓶，并未与发露。
寻至拜神祭祖、祈岁纳福，驱邪禳灾、除旧布新之岁旦日。那江吉从外面来，赶上周富一盆秽水泼出，失手溅污其衣裳。江吉大怒，周富急忙跪地赔不是，恳乞宽恕。
江吉怒不可遏，手持马策上前，狠狠将周富挞笞一番才罢。周富被打得皮开肉绽，多处无可遮蔽是鲜血迸流。不一时江玉撞见，又大骂一顿，皆不敢作声，而痛恨在心。直至入夜，周富径来鲍家，见面汤氏，报说江家叔侄某夜谋杀鲍顺的事。汤氏大恨，悲咽不止。
翌晨，急往州府申告，言逆子无知，令家仆槐安受冤。今谋害妾丈夫者已明白，实乃江玉、江吉叔侄，万望逮捕二强人抵命，以慰亡夫在天之灵。岂料，知州张负良与江家叔侄颇有交结，更收受得江玉贿赂，言槐安就谋杀一事供认不讳，已负罪在狱，唯待伏刑。恶奴何敢因犯过失，主家责罚，遽怀恨报复，藉此诬陷泄愤。当堂将周富械系下狱，听候发落。
正值新春间，有周富之兄周乙，听闻亲弟遭了罪，见识过张知州的严刑拷问，怵目惊心，恐亲弟不复堪命，自去乞求汤氏援救。汤氏也担忧槐安无辜丧生，况兼凶徒江家叔侄诡诈，其言词深得张知州信实，逍遥于法外，亡夫冤仇难申。遂将银两相助周乙，嘱托其前往江陵府提点刑狱司，诉告知州张负良误断命案，横生冤狱事。当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祖无择、潘夙，闻悉张知州于鄂州官商勾结，裒取贿赂，曲法害民等情，乃亲赴地方根勘。
当祖无择览阅案件前情，与潘夙相议道：“若仆人谋害其主，劫取钱财，则当远逃，怎肯载尸自回？张知州仅凭受害者之子口词，生生屈打成招，将仆人问成死罪，竟又财物、凶器无获，真可谓糊涂至极！”
——言及祖无择，自当年举进士第，授为齐州通判后，历南康知军，淮南路提点刑狱。又调知黄州、海州，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等职。如今，迁太常博士，徙荆湖北路提点刑狱。
闻得祖无择言，潘夙是应声颔首赞同，对张知州之昏聩，亦颇为忿忿。
——言及潘夙，字伯恭，乃大宋开基元勋，郑王潘美从曾孙也。夙时已五旬五六岁，起初授仁寿县主簿，然仕途邅回，与世俯仰多年。近年，历权知韶州，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现今，同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
这祖无择、潘夙将案卷阅毕，即差遣公牌缉捕江玉、江吉叔侄归案受讯。经仔细搜查，于江吉居宅取得鲍顺生前随身佩饰，乃遇害时与同钱财被掠取之玉佩一枚，令其叔侄不能抵瞒，一一招认。审实案情，用长枷监于狱中，问江玉、江吉叔侄偿命，鲍顺之冤始雪。
于是，将周富释放了，另槐安拖着半残之身，获重见天日。并追还百金，汤氏愿给一半赏周乙、周富回去，以助兄弟二人自立家业。
祖无择既上书朝廷，举劾张负良碌碌庸才，任官因循苟且，断案不循规制，诐行酷法。又赃贿狼藉，利令智昏，蠹国残民等语。圣上见章震怒，遂将张负良褫职处治，使受其剥削之鄂州百姓莫不忻悦。
而提及张负良，乃青州益都人，已故虞部员外郎张可久之子。早年，其以父任恩荫入仕，授为大理评事，后经多年履历转迁，得以权知鄂州，不过二载耳。
然其父张可久，昔年以司勋郎中，任淮南转运按察使时，就因贪滥蹹婪、目无纲纪，有公然利用权位，于部下兴贩私盐一万余斤等情罪。当劣迹被举发后，案件移送大理寺审理，见招伏不合，按惩艰难。若援例先前条贯定断，应犯违禁等物治罪轻重，依据实际捉获斤两来裁处。而张可久熟知律法，行事自是十分狡猾，所贩卖私盐虽多，但转手迅速，几无存留，议罪必轻。令大理寺诹度日久，如何拟罪刑罚，无计可施。
时年，包拯在朝为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主政一方之大吏，以身试法，岂可与一般百姓并论。当务必重处，严厉惩艾张可久，即讦谏曰：
“今张可久在任日，所贩违禁等物已经卖过，纵别无见在，亦不可轻刑。况前件条贯本为细民所投，按张可久本庸鄙之资，滥按察之任为朝廷之倚重，乃一方之表帅，而巧图财利，冒犯禁宪。虽前后职司臣僚，或有以赃滥获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张可久，乞不原近降疎决，特於法外重行，远地编管以励将来。仍乞今后应臣僚等，或犯兴贩诸般违禁等物者，不以见在或发用，并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断。其诸色人等，所犯即依旧条施行。”
朝廷采纳包拯建议，终令奸宄张可久未逃脱严惩，流放到边远蛮荒之地去了。后来，见张可久累经叙用，升擢至蔡州节度副使，监陈州粮料，包拯又不惜进言曰：
“臣窃闻太宗朝，臣僚或犯赃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既犯赃污，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复以官爵。’——责贪残如是，厎慎名器也。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尚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今明堂大赦，应系贬降臣僚，例该录用。若张可久，先前任淮南转运使日，以自贩私盐，剩收职田黜削，累经叙用，已任蔡州节度副使，见监陈州粮料，今来不可更复正官。欲望且与散官量移差遣，其馀应以赃滥致罪者，乞不一例录用。所贵赃吏，稍知警惧。”
此后不几年，张可久因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终以虞部员外郎致仕。不想今其子张负良为官，仍不改贪恋利欲之作风，甚至于恃权不法，恣意制造冤情，荼毒于民。
从而，促使包拯因有感于赃官污吏，多少无耻之行，对百姓为害不细，特意再次上疏《乞不用赃吏》曰：
“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既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辈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嗟乎！包拯不遗余力论及于此事，冀望赃吏不得复返官场，蠧蚀国家，噬食民财。而此中，可见朝廷制度上的缺陷与守法刚正不足，何况人心难测，欲杜绝权幸之门，扫除污浊营私之风，亦绝非易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