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快与慢:长期主义者赢得未来的决策法则
- (美)比娜·文卡塔拉曼
- 6615字
- 2023-11-06 19:16:25
导读
THE OPTIMIST'S TELESCOPE
成为一名乐观的长期主义者
假设你今天准备去超市购物。到达目的地后,你径直走向蔬果区。或许你会随手拿起几根香蕉、几个橙子和一些绿叶蔬菜,感觉神清气爽,就像刚冲了个热水澡,或者为无家可归者捐了款一般。你感觉自己浑身洋溢着美德的光辉,是一位正直的好公民。
随着在超市中不断“深入”,你经过了陈列着各式薯片的货架。它们看上去十分“妖娆”,引人“犯罪”。你的医生曾警告你要远离这类玩意儿,但你耳边却不停响起渴望的咆哮。你凝视着袋装薯片,想象着唇齿间回荡着盐味和摄人心魄的爽脆。你开始发觉自己的口水在第七货道间决堤。平心而论,薯片并不是通往光明未来的正确选择,但你此刻却对它如此渴望。最后,你将一袋薯片扔进了购物车。
你又挑选了几样购物清单中的商品,加入等待结账的队伍中。你发现在收银台后面有彩票出售。你原本计划着今年把零钱存下来,但刮卡彩票也花不了几块钱,无伤大雅,没准还能中奖呢。想到此处,你又随手拿了几张刮刮卡。在未来,你可能会为这个行为后悔,但眼下这小小的放纵让你乐在其中。你结了账,踏上回家的路。
培养对未来做出明智判断的远见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究竟是满足当下迫切的欲望,还是从长远考虑,做出对自己或他人最优的选择。
是出去吃饭、挥霍一番,还是规规矩矩地省钱,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在冬日寒冷的清晨,究竟是骑自行车上班,还是舒舒服服地开车上班?是将这个塑料包装盒回收还是扔进垃圾桶?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五花八门的选择。渴望或满足,焦急或从容,倦怠或乐观,情绪状态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以逛超市为例,有时我们会抵御住贪嘴的欲念,有时却会在欲念面前溃不成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不计后果地吃巧克力,就好像活不到明天似的。
有些选择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我曾经对巧克力的狂热,谈不上攸关生死,更不会一票否决你的终身幸福,甚至用“不计后果”来形容都有夸大之嫌,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对此耿耿于怀—没办法,毕竟我们不是完人。
然而,生活中有些选择则举足轻重。比如,你想明年出去旅行,或想为紧急情况存些积蓄,却管不住冲动消费的手。又或者你本想学门新语言,或考个学位当日后的敲门砖,最终却功败垂成。为了逃避当下的痛苦和不便,有时我们会牺牲对未来的渴望和抱负。虽然分开来看,每个小的选择都微不足道(比如今天没有锻炼),但叠加起来却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比如罹患心脏病)。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轻率发言,可能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人设,影响他的事业和名誉。
我们在今天做出的选择,往往能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不仅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企业、组织乃至社会都是如此。当下的选择决定未来的走向,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位扑克玩家费尽心机,在牌桌上冒着风险赚到数十万美元,但他的父亲却在赛马场上输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得克萨斯州的渔民一时的决定导致墨西哥湾红鲷鱼濒临灭绝,他们最后又不得不想尽办法保护这个濒危的物种;
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没能躲过恐怖袭击,这让安全官员们悔恨不已;而几千年之前的石刻,却让日本的村庄免遭破坏;
一个密西西比州的男人选择住在屋顶,因为他不想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前撤离;
一位俄勒冈州的教师必须反复控制自己,才不会反射性地惩罚黑皮肤的学生;
哲学家们曾信誓旦旦地向庞贝古城的居民保证他们的城市是安全的,而另一个团队则解除了古巴的导弹危机,成功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
由社会做出的决定往往会产生更为长远的影响。古代中东选择了种植一年生作物,从而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沙尘碗事件”和大平原肥沃土壤的流失埋下了伏笔。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立,影响了后世美国人对旅行和交流的理解,而免费的高中教育也为这个国家20 世纪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本书讲述的就是我们做出的种种决定,如何对我们和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又会对这些决定感到后悔或庆幸。在本书中,我尤其关注那些鲁莽的决定,即那些我们忽视明显的机会或危险迹象时所做出的决定。通过在各种情况下对此类决策进行的密切调查,我发现了我们必须做出的更明智选择所带来的暗藏的力量。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来说,决策都涉及信息和判断两个要素。能对未来做出明智选择的判断就是我所说的远见。但远见并不意味着像神话中的先知卡珊德拉一样准确预测未来,据说她曾预测到了特洛伊的陷落。为了模仿她对未来的洞察力,各个时代的学者穷尽智慧,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书籍和研究项目。但这些成果大多无益于提高我们的判断力。想拥有远见,我们需要在将要面临的事物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从而做出对未来的自己而非现在的自己更有利的选择。有人认为,所谓远见,就是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从而决定自己去看球赛时要不要带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我将在本书中论证,虽然我们做许多决定时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但我们仍然缺乏良好的判断力。我们努力去了解确切的未来,却很少为它的多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结果自然是一时的鲁莽导致计划的巨大失败。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道路,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远见。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为未来而采取行动。我们渴望让自己不要过于短视,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留下痕迹。我们渴望做正确的事,让子孙后代钦佩,或至少不被他们嫌弃。我们猜想,如果能够学会超前思考,我们可能会更富有、更健康,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家庭免受危险;企业可以赚取更多利润、社区可以蓬勃发展、文明可以避免可预见的灾难。为了后代,我们甚至可以更好地管理森林、河流和海洋。
然而,今天的人们仍在努力权衡未来的后果,无论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在全人类的终极福祉方面。我们依旧不愿意为了迟来的奖励而约束自己,即便明知会招来灾难,我们仍会选择当下的放纵。决策的后果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难以运用好自己的智慧。
当我们专注于自身利益,且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时,为未来而行动会变得更容易。为了防止牙髓病,每天刷两次牙只是很小的代价。每隔几年修改一次遗嘱可能需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忧虑。你拥有的时间和金钱越多,就越能够提前行动,例如购买医疗保险或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你越相信自己的选择能够产生影响,就越有可能为未来采取行动。
当我们期待一些事情(比如野餐、假期、结婚)时,我们更容易在脑海中将它们描绘出来,我们希望自己能身处期待之事发生的现场。但是,当我们对某些事(比如报税、变老、海平面上升或即将到来的难民危机)感到害怕时,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想它们,因为我们希望它们根本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当下做出较大的牺牲,比如预防社区地震,或者为一项新发明提供天使投资,又或者防止过度捕捞,那么为未来而行动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而行动尚且如此困难,更不用说为了邻居、社区、国家乃至地球的未来而行动。这种现象有助于解释世界各国为何未能阻止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最终导致上万人失去生命,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肯定远高于研究疫苗和建设医疗设施的成本。即使我们真心希望能让未来变得更好,但为未来而行动仍然如此困难,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直观地闻到、听到或触摸到未来。未来是需要我们在脑海中想象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可以用身体去感知的东西。相比之下,我们对当下的事物有着更丰富的感知。已故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切尔(Walter Mischel)认为,我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诱惑,会在我们的内心激发出一种非理性的热情。在面包店闻到新出炉的甜甜圈的味道,或者在加油站登记处看到色彩鲜艳的刮刮卡彩票,都会令人产生一种热情,让人无暇考虑未来的后果。只有在远离诱惑的、更加冷静的时刻,我们的脑海中才可能闪现出正确的想法,并开始为未来打算。
我们老了之后的健康状况会如何?我们将来能喝到更清洁的饮用水吗?能拥有更安全的街道和社区吗?未来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并不能像餐厅柜台上的炸薯条那样,让你感到充实和满意。放弃今天的欢愉能否换取明天的幸福,我们谁都说不准。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未来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下周二要吃什么,他们又怎能确切地知道自己 10年后会想要什么呢?至于子孙后代,对我们来说就更加陌生而遥远了。如今,我们的社会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变革着,技术进步会让未来变得更加陌生和不确定。
鲁莽时代下的焦虑使我们看不清远方
在20 世纪 60 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ler)极有先见之明地意识到这种趋势及其对人们的远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称之为“未来的震撼”(future shock)。在 21 世纪,由于我们沟通、出行和工作的方式经历了更频繁的变化,我们的不安情绪也变得更加严重。如何既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当下,又能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做出决定,探究这个抽象的问题,可能只会让我们徒劳而返。
从古至今,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做决定时,总是选择伤害未来的自己—即使我们已经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却还是义无反顾。亚里士多德说过,“不能自制”是人类意志的弱点,它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但他又认为人类不应苛求自己彻底抵制放纵,因为放纵有时反而会带给我们生活的理由。他最终说道,我们最好能在放纵和克制之间取得平衡,通过不断地磨炼,避免做出轻率的决定。
我们的祖先靠冲动维持生存—无论是躲避咆哮的野兽还是参与狂野的捕猎活动。人类学家提出,人类之所以有一种“抓住片刻机会而不顾后果”的行动倾向,是因为遗传基因在发挥作用。当我们逃离一座燃烧的建筑或躲避一辆超速驾驶的汽车时,冲动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但当我们试图存钱,或让社区中的成员为下一次火灾做好准备时,冲动又往往会让我们失败。
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告诉我们,鲁莽的决定源于人们的默认思维模式—他称之为“系统 1”。而理性谨慎的“系统 2”思维模式会给大脑带来更大的负担,因此它对于大脑决策的参与度更低。神经科学家指出,人体强大的边缘系统控制着我们对恐惧等情绪的反应,而这些情绪最终会演变为直接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凌驾于我们对未来的理性、谨慎的认知,从而主导我们的行动。
公元前 380 年,柏拉图在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写道,“对于未来的快乐和痛苦的错误估计会导致愚蠢的行为”。1920 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将人类对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的“扭曲”见解称为“有缺陷的远见”。今天的经济学家称这种决策模式为“双曲线贴现”或当前偏差。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的研究表明,人们确实会关注未来,但也会误读未来。他认为,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之所以会扭曲,是因为我们会高估未来某些特定事件(如升职)对我们幸福感的影响,却低估小事件的积累对幸福感的影响。
关于世人为何会做出鲁莽的决定,上述的思想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他们的理论仍不足以纠正人类短视的行为。在这些专家和广大公众之间出现了一种误解,即“鲁莽是人性的固定特征”。然而最近的科研结果表明,我们可以影响甚至平息鲁莽的冲动。人性不仅仅是一套生物编码,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决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不仅能决定在杂货店排队时做些什么,还能决定如何制定刊行于世的法律。实际上,做出选择是我们无法逃离的宿命。
然而,社会上的主流文化却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我们都在期待即时的满足、即时的利润,希望快速解决所有问题。企业家们的口号,就是减少“渴望”和“实现”之间的摩擦,这也是他们吸引大量资金和人才的法宝:搜索引擎在我们完成输入之前就能预判我们想查询的内容。当我们不耐烦地在火车站台上等车时,墙上的优步公司的广告则宣称:“好东西只属于不愿等待的人。”对即时性和便利性的需求,迫使我们做出大大小小的决策。
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因为当下的需求而忽视自己和社会的未来。我们的收件箱里挤满了要求立刻回复的消息,无论是制定销售目标、赢得比赛,还是在测试中取得好成绩,是否能立即完成任务都成了我们衡量自己和他人能力的标准。在我们被新闻快讯和社交媒体上无休止的信息冲击时,注意力仅仅集中于新出现的信息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忽略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忽略了未来,因为我们已经过度沉浸在当下的幻觉中。
然而,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改变。人们成立了社区、组织和国家,这种聚集在一起的传统根植于一种需要:我们需要集体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无法独自完成的事情。作为集体的一员,我们交易商品、防范暴力、惩罚犯罪、教育年轻人、监管货币并帮助饥饿人群。文化规范和制度规则鼓励人们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为集体谋求共同利益。同样,如果组织、社区和社会能帮助个人在做决定时权衡后果,那么个人就可以做出对未来更有利的决定。
但如今的问题是,这些集体的存在反而提升了筹划未来的难度。我们在文化、企业和社区中创造的环境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它们本应是治病的药,现在却成了要命的病。眼前的担忧放大了我们当下的焦虑,让我们看不到远方。
企业和学校以季度利润和考试成绩的形式奖励立竿见影的成果,却对长远的影响不闻不问。股票市场只顾一时得失,将长期的增长和发展抛诸脑后。“常换常新”的概念被编入了法律(比如缩短的选举周期),刚刚上市的消费品转眼间就变得过时。政府不断重建灾区,却没人提醒居民提前做好防灾准备;政客们只顾眼前利益,却不顾子孙后代的死活。
作家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认为,随着历史的更迭,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做出更好的长期决策。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从公司股票回购到失败的气候行动)表明,我们面临的挑战正不断升级,形势在全面恶化,鲜有例外。约翰逊认为,人类在预测方面的进步,可以被视为我们比前人更有前瞻性的证据。但正如我们将在第 1 章中说明的,预测和远见不是一回事。约翰逊认为我们使用的工具在不断完善,这一点我表示同意,但问题在于这些工具尚未普及。作为社会和文化共同体,我们仍需要做出改变,现实远不如约翰逊想象得那样完善。
将信息置于判断之上,做出远见决策
盲目鼓吹自身的进步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随着代价的进一步加大和挑战的进一步升级,我们更应该从以往文明的兴衰之中吸取教训。地理学家、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对多个文明进行了研究,试图了解这些文明为何会在达到发展水平和影响力的巅峰之后一落千丈、迅速崩溃。他认为,历史上那些盛极而衰的文明:从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到格陵兰岛的维京文明,再到美国西南部的古代普韦布洛文明,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没有注意到未来的预警,等到察觉之时,早就为时已晚。他们做出的“糟糕选择”,如破坏植被、拒绝与拥有不同资源的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等,抹杀了自身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如果一个文明的人口持续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但人们的远见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那么即便是最伟大的文明也会因此消亡。
对今天的人类来说,虽然灾难看似无法避免,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即使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仍可以做出选择,以避免文明走向消亡。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企业、社区和社会中采取措施,为未来做好准备,避免更多的遗憾。我们可以建立新的文化规范、设计更好的环境并不断评估,以获得最好的制度实践。
在接下来的内容之中,我将揭示阻碍我们继续进步的错误观念,并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我们的探索将从个人和家庭开始(第一部分),然后转向企业和组织(第二部分),最后来到社区和社会(第三部分)。我会在每个章节中为读者提供重获远见的策略,给出培养远见的方法。
在本书中,我将研究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将信息收集权置于判断之上。我将展示个人、组织、社区和社会为何会在得到准确预测的前提下,仍会做出鲁莽的决定。我将展示如何从代价和耐心的角度衡量即时的结果。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过分依赖历史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而忽视历史的人更是愚不可及。我将探索如何克服末日预言带来的行为瘫痪,并纠正现代商业和政治实践所孕育的畸形视野。
阅读本书,你就会发现,有关塑造远见的一些最重要的见解,其来源往往异于常规。本书中能够为读者提供教益的,有一个由女医生组成的团队、一项喀麦隆幼儿研究计划、一位古代雅典政治家的流亡之旅、一个堕落的金融大鳄的救赎、一个有着 8 万年高龄的树木群落的生存策略、一座神社的历史,甚至有一段职业赌徒的黑话。在本书中,拥有卓然远见的,有 17 岁的雄鹰童子军和起诉美国政府的青少年原告,也有 80 多岁的农民和辞世已久的诗人。换句话说,本书中的深谋远虑之人,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