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纪念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就个人研究经历答《北京党史》编辑部问

朱成甲[1][2]

201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值此重要的党史节点，《北京党史》编辑部采访了李大钊研究的著名学者朱成甲教授。想通过朱成甲教授为了“仰范前哲”“贻厥后来”而“殚精竭虑”的重要研究成果，来缅怀与纪念李大钊这位历史伟人！

一、特殊时代的求学经历

采访者：朱老师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作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李大钊最有成就、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您早年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朱成甲：谈到我的求学经历，我想你的意思是想通过我的这种经历，来理解它与我其后所从事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自从我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重以后，有些友人有时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我是学文学的，专业背景与党史研究似乎关系不大。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我的求学经历与后来所从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比在和平、安定、顺利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要曲折复杂得多。

我生长于苏北解放区，幼逢国难，所以只能入私塾读书，先是家塾（鲁迅称“书塾”)。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不限年龄，四五岁就能起步；而其学习内容的特点，是专攻经典。所以，它学什么和怎么学，基本上不问便知。后来，我看到鲁迅、郭沫若、胡适等谈他们自己幼年求学时的情形，发现我和他们竟也非常相似。例如：胡适说他读过《幼学琼林》。其实我在7岁前，就也读过。又如：郭沫若说他12岁曾读过《东莱博议》，并且说自己日后之所以“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而我在9岁读了《左传》以后，老师和家长总怕我读成“书呆子”，所以也让我读这种与《左传》相辩诘、专唱反调的书。在很幼小的年纪，接受这种思维训练，的确颇能激发我对思辨的兴趣。我其后的研究成果，或许也与此有点关系。

在书塾读的书，都是经典或启蒙的精品。所谓“读过”某书，基本上都是指能背诵的。所以，我说我“读过”《四书》《战国策》《国语》《左传》《东莱博议》《幼学琼林》《鉴略》《古文观止》甚至《史记》《诗经》中的某几篇，基本上都能背诵。我也曾像鲁迅所写的那样“放开喉咙读”，至今还记忆犹新。作文都用文言，约一周一次。李大钊是15岁考上秀才的人。到我10岁读《诗经》的时候，老师就说如果有科举考试，过几年我也能考个秀才。所以，我古文的这个底子，对于研究与理解李大钊那早年的一些难懂的文章，应该也很有用处。

当然，在当时我也不可能都读古书，实际上也兼习新知。这种新知，主要是读抗战前蔡元培大学院时代所编的中学课本和其后苏皖边区政府所编的中学课本。但老师要求不高，主要靠自学。在这一时期，从新知上说，对我学习教育影响更大的，还是那革命时代的社会大课堂。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新四军到达苏北。淮阴地区抗战的是第三师黄克诚部。当地党的干部，与家中来往很多，所以我就能经常接受最生动的党史教育和革命理论教育。1940年，我7岁时，就第一次听到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名字。地方干部说党的领导人过去是洛甫，现在已是毛泽东了，并且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1946年，春节刚过，淮阴地委群工部王维文、孙礼孝两同志在赴灌云县委途中，路经我家歇宿。他们慷慨地送我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俞铭璜的《新人生观》与艾寒松的《青年修养》三本书。这是我读毛主席著作之始，时年13岁。随后，我作为孩子王，积极地参加地方的革命活动。在乡各界代表会上，我作为代表，指导员还让作了演说。以后，地方干部又送我《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解放区时代的这种经历，对于我在研究中理解党的历史与理解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实在至为重要。

上大学以前，我念正规的新式学校的时间，实在很短。所以，我的文化知识，实际上主要是靠非正规的教育和自学获得的。这种情况，在那特殊时代，也是常见的。郭沫若说，他上六年制的小学，用三个学期就毕了业；而我则是用半年，六年制的小学也毕业了。当然，当时两者的具体情况并不同。1949年2月，我考上东海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于1951年6月毕业。其后，我在今连云港市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师、五年半的小学校长，共工作六年。这是我自学的黄金时代。我并未想到能有机会上大学，但我坚信我能自学成才，达到大学的文化水平。因为在过去的人才队伍中，我看到这样的人也不少。1952年，我看到一本谈早年毛泽东的书，读到毛泽东的自学经历与他对自修的看法，这就无异于使我获得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激励下，我在上大学以前，就读了一些并非仅限于某一个专业的大学课程。

第一是政治理论。当时，只要能买到或借到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都读。更明确的范围，先是延安时期所规定的“干部必读”。“干部必读”这几个字，书上是印着的。还有的则是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相继出版后，更是反复地读。当时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可以说我都读过，尤其他那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印着“中级党校教材”，我更是读了无数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就读过了，后来才知道，它就是高校规定的政治课教材之一。

第二是历史学。我主要是读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胡绳的《两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邵循正的《中国历史纲要》等。

第三是文学。当时所能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位文学名家著作的单行本，能买到、借到的，我在上大学前都读了。1955年，我还买了王瑶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上）》；还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和陈望道的名著《修辞学发凡》，我也都反复地去读。

另外，当时中央级的重要理论刊物与学术刊物，如《学习》（实际是《红旗》前身）《历史研究》《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我也都一直订阅。

以上，就是我上大学前的自学经历。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被称为“调干生”。我入学后，就要求转系到政治教育系。其原因就在于我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更有兴趣。我最终还是留在了中文系，但仍然不忘继续读马列。今天我仍认为：李大钊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固然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马列的理论素养更重要。

我的求学经历与其后研究之间的关系，实在很难用简单的话说清楚。为了回答多年来友人对此问题的关注，我借此机会才多说几句，以便理解。

二、仰范前哲：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采访者：您所谈的求学经历，的确是特殊时代条件下的特殊经历。这不仅很有助于读者了解您的研究成果与这种特殊经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很有助于读者从中理解：如果要想对李大钊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者本身到底应该尽可能地具备何种条件。现想请您谈谈：您是在何种情况下选择研究李大钊的？

朱成甲：我的李大钊研究，是在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幵以后开始的。1979年年初，以胡乔木为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举办一次在思想文化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我为准备参加这次讨论会而选定了以研究李大钊为主题的论文。谁知，竟由此而一发不可止。到如今（2019），竟已40年！

人生有限。我以40年的岁月，来研究李大钊这样一位人物，究竟为什么呢？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李大钊这个人物本身的伟大力量和我们党开辟新时代的伟大力量。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6月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党又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关于进一步尊崇李大钊的慎终追远的重大决策，前所未有地以党中央的名义为党的领袖个人立纪念碑，并请小平同志题词。

面对党所开辟的新时代与慎终追远的重大决策，我就不能不想到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的名言：“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我40年坚持研究，应该说就是出于对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所产生的“仰范前哲”、继承前哲、慎终追远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三、30年攀登之难与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采访者：您的研究，坚持进行了40年，着实令人感动。其中一定遇到很多困难。我想您取得那些主要成果，一定是和克服这些困难分不开的。

朱成甲：李大钊研究之难，是我开始进行研究时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恰恰相反，开始时反倒认为研究李大钊很容易。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浅见与误解！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因为自己还根本不懂李大钊。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凡是具有“前哲”特点的杰出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与理解，在开始时往往都是如此。

1898年，谭嗣同死难后不久，梁启超在为他的《仁学》一书作序时写道：“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梁启超所说的当时人们对谭嗣同的认识情况，用在李大钊身上，同样是再合适不过的。

长期以来，我国李大钊研究者对李大钊的认识，的确就曾仅仅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烈士之烈”，几乎是“人人知之”；但对于李大钊的“烈士之学”，却“罕有知之者”；或许有人“自谓知之”，但一旦考之于研究的事实，则“其实”还仍是“未能知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李大钊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况，与80多年前梁启超所说谭嗣同就义后人们对他的认识情况，可以说几乎完全相似。这种几乎完全相似的情况，在1984年出版的、由李大钊研究的知名学者韩一德教授与王树棣先生合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下）所收的80篇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

当时，我国李大钊研究者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李大钊的研究与认识，从总体上看仅仅是属于认识李大钊“烈士之烈”的那种范围与水平。对于这样一种总体估量，韩、王所编的那一份珍贵的研究史料，已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所谓“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是指研究与认识李大钊仅限于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后转向共产革命、直至英勇就义的后半生，却并未及于他的“烈士之学”，并未及于“烈士之烈”以外的人生范围与认识水平，也就是并未及于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前半生”。这就说明，我国李大钊研究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但对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实际上是留下了“一片空白”。这就是我开始进行李大钊研究时的最基本的研究状况。

采访者：您讲的“一片空白”的状况，的确让人闻之震惊。这种状况，给您开展李大钊研究造成了什么样的困难？

朱成甲：上述的“一片空白”，的确对我刺激很大。我其后几十年的研究，可以说始终都与此有关。我认为，“一片空白”的状况，表明李大钊研究的水平与范围，还远远地不到位。不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最有决定性的，还是时代性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客观条件所限，在李大钊研究者中即使有一流的人物，也同样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一片空白”状况的存在，就是意味着这一段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李大钊的历史，尚未得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对待；就意味着李大钊所首先倡导与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史观，在这里还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就意味着李大钊这一段20年的人生经历，是时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正面评价的。因而，真实的李大钊，在当时的一些史著中实际上处于隐性地被排斥、被贬抑的地位。这就是我最感痛心的。因此，我才矢志要改变这种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与史观的研究状况。

李大钊早期思想或者说“前半生”，之所以被研究者长期留下“一片空白”，从研究对象本身来说，他的时代，的确是最难研究的。凡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达到一定境界水平（必须具备这种条件）的史家，都知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难实事求是、即最难研究的时段，就是戊戌变法以后的30年，特别是其中的前20年。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于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时年38岁。李大钊说：“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就说明，他成长与奋斗的时代，恰恰也就是戊戌变法以后的30年，尤其是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前半生”，即前20年。这两者之间，恰恰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人要想真正地研究李大钊、认识李大钊，就必须要认识到：研究李大钊人生时代的上述背景，是最为重要的。李大钊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是时代人物，是时代骄子。他的整个人生，都和自己的时代有着最密切的互动关系。他政治早熟，从“束发受书”时起，就能抓住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寻找救国的真理。并且在经过“可歌可泣”的“摸索”之后，于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终于率先找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真理。李大钊的这样一个人生过程，既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符合他自己人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然，也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近代史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原则。但是，所有这一切，也不能避免他的“前半生”竟长期被研究者留下“一片空白”。这是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内涵、历史主题实在太复杂，并且因为李大钊与那个时代主题的互动又实在太密切。所以，对他的“前半生”的研究，即使是权威史家如范文澜、胡绳、李新等，也都实在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采访者：为了突破这种“一片空白”的状况，您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了哪些思考和探索？

朱成甲：李大钊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时代之骄子，任何时候对他的研究，都应该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李大钊研究，属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李大钊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近代人类思想发展潮流中的李大钊研究，而决不应该是孤立的李大钊研究，决不应该是脱离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脱离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近代人类历史潮流，仅仅是狭隘的中国化的李大钊研究。脱离于上述潮流的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实际上本来就不存在。所以，针对长期以来李大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对李大钊研究的任务、特点、意义与困难，逐步地形成了一种新看法。

第一，针对“一片空白”的状况，必须全面、完整、客观、深入地认识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和“前半生”留下“一片空白”，对李大钊后半生的研究即使真的完全到位（事实上根本不可能），那么，对于李大钊的研究与认识，也仅仅是“半个人”，而不是“全人”。所以，这种对于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一片空白”的状况，对于李大钊的认识仅限于“半个李大钊”的状况，我实在决不能让它再继续存在下去。

从历史科学（包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来说，对于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史家的考察认识，都必须首先“实事求实”，继而才能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是”，以求达到认识的全面、完整、客观与深入。所谓“全面”“完整”，就是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必须知整体，知过程，知始终，反对任何的片面、孤立与断裂。所谓“客观”“深入”，就是要学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达到研究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应有的史学标准。

第二，针对有关李大钊的认识长期仅限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必须突出地解决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泰山”当“东山”的那种浅陋眼界，首先要真正认识到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重要特点与历史地位。

研究者经过长期努力能够研究与认识到李大钊的“烈士之烈”，当然也是重要成绩。而且，这种研究成绩，实际上也正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尊崇与纪念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的重要条件与原因，成为构建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伟大观”的最主要的基本点。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上述四个方面的历史评价，是党和人民对李大钊永远尊崇与纪念的根据。但是，李大钊的“前半生”在其中却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李大钊的“前半生”，并不是无足轻重，平淡无奇；相反，它恰恰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与大书特书。我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位最具特殊时代意义、最具特殊人生曲折经历而又最具特殊重要历史地位的伟大人物；而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位最值得深入研究而又最难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

中国近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多，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李大钊这个人物从思想史、文化史上看最值得深入研究？理由当然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是真正始终准确地抓住历史发展的主题，始终能从更深的思想理论上回答中国文化选择、文化方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真正是一位杰出的站在历史制高点的思想家、理论家。正如老革命家林伯渠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起到了“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历史作用。

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上述从“烈士之烈”出发所构成的“伟大观”的四个基本点，应是人们最熟悉的，但是，人们如果细察那四个方面，只有邓小平1983年4月为李大钊烈士陵园纪念碑题词所称“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与林伯渠林老所说“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评价，才更为确切地显示李大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是构成党给予李大钊最高尊崇地位的决定性条件。长期以来，我的李大钊研究主要成果所体现的研究方向与评价标准很明确，就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与理解李大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所没有的，其中也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杰出人物。

任何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按照时代需要的标准，由这个人的社会实践的实际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除去李大钊、陈独秀之外，其他领袖人物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实都是从党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陈独秀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以至思想文化革命中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的名气、影响与贡献，的确有很多方面是超过李大钊的。但是，李大钊在清末民初以政治体制变革为中心的各派政治势力、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博弈中，所涉时间之长、范围与影响之广、思想理论探讨之深、学术分量之重，特别是在引领时代、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方向方面，应该还是在陈独秀之上。所以，称他是“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人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应是最合乎历史实际、最为正确的。事实上，首先“登高一呼”的是李大钊，而并不是陈独秀。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从此神州不陆沉”，应该是由于陈独秀，因为他是党成立的最早发起者。有这种看法，很可能是因为不懂毛泽东的著作。因为毛主席从来都是把找到马列真理看作是党成立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先决条件来谈开天辟地，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与客观实际。在“群山应”当中，陈独秀当然算是第一个。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研究者对于李大钊历史地位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那么实际上就是把“泰山”当成了“东山”。原来对李大钊历史地位的那些评价标准，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那些标准而不顾邓小平与林伯渠所评价的那个最高标准，那就难免会不自觉地浅化了李大钊，矮化了李大钊，并没有认识到李大钊在客观上应有的伟大。

采访者：您所说的认识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应有的高度，实在是太重要了！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原来的认识水平与您的研究所达到的认识高度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您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达到这个高度的？

朱成甲：在开始李大钊研究时我就认为，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困难主要有六，即：时代的隔膜、人生的曲折、史观的局限、理论的艰深、文本的难懂以及资料的缺乏。其中，资料缺乏的困难在20世纪已基本解决，其他五个困难，则是研究者永远都不可能回避的。

40年来，特别在前30年中，我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仰范前哲”的崇高使命感与责任心的激励下，在克服上述“六大困难”的前提下，对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取得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三项主要成果：（1）历时5年，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发表的论文《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2）历时10年，1989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42万余字的专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3）历时30年，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62万余字的专著《李大钊传（上）》。侯且岸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上发表综合性的重要评论文章，题为《殚精竭虑，理性至上—评朱成甲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评述了这三项成果。

采访者：侯老师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题目也非常好，真是用八个字就把您30年的研究苦心与特点、意义都概括出来了。请您谈谈对该文的看法。

朱成甲：我的三项成果发表后，曾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过热烈反响，不少名家学者在重要报刊上发表评论，侯且岸的这篇综合性评论文章是很不容易写出来的。这主要是靠他敏锐的思辨能力、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成熟的以简驭繁的文字驾驭能力，才能写出的。

侯且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不仅对我的学术成长助益颇深，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学术走向，哺育了至少两代学人。至今，他的著述仍为新一代学子开启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入门之径。”他在总体上高度肯定“三部曲”所弘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及其重要意义与影响之后，还对“三部曲”分别作了精当的点评。

由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也就是他的“前半生”，涉及很多复杂的时代背景、很多曲折的人生经历、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理论，任何人如果不是了解拙著“三部曲”，或者不是他自己也曾下过相应功夫并有相应感悟，要说真正能够认识与理解李大钊的“前半生”，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读者通过这篇短文，来了解我那百万字以上有关成果的大概，还是很有帮助的。

四、“三部曲”与李大钊研究的标志性新突破

采访者：侯老师的这篇文章，的确已和您的研究成果一起为读者所重，成为他们了解您整个研究成果的一个很好导读。请您谈谈，李大钊研究“三部曲”各带有什么样标志性意义的新突破！

朱成甲：“三部曲”的确是李大钊研究史上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三次新突破。但是，这三次新突破，又以“第一部曲”的突破为最难、最关键。

“第一部曲”，是指《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这篇论文。它最集中地指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李大钊人生的特定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李大钊研究当中那些最难解决的尖锐、复杂和深层次的问题。

李大钊是成长于戊戌变法以后、尤其是庚子国变以后的人。他与当时对国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慈禧、袁世凯等有关系、有看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并非不可理解、不可以用科学的史观来加以说明。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却偏偏没有这种说明，以致人们对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在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上不能不下最后决断，并对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都采取了一种偏于主观的、简单的、直线的、绝对化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根本不可能真正面对、更谈不上科学地来论述这一时段客观存在的李大钊。所以，研究者对此如果不是留下空白，那也难免会产生误解与曲解。

研究者对于李大钊这一段人生历史发生误解与曲解的突出表现，就是把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曾经一度有过拥护袁世凯、抨击革命党的言论，竟说成是拥护革命党、抨击袁世凯的言论，从而否认李大钊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也曾有过某种失误，以便证明李大钊这种伟大人物必然是永远地一贯正确与先进。

由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加上我小时候读《东莱博议》与阅读经典文本所受的训练，我从李大钊十分难懂的早期文本中，最早得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一度有过“拥袁”的政治态度与思想倾向的结论；并且，在1979年年底以前，我就已经可以写出一篇如《李大钊的“拥袁”史实考》这样的文章。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当时肯定会有轰动效应，可以一举成名；但是我考虑决不能这样做。因为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离开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与历史过程，只是孤立地去谈他的某种失误，就难免会产生一种片面的负面影响。这与我的研究目的，是根本地不相容。所以，我决然排除这种“一举成名”的诱惑，下决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新的总体设计，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新的总体设计是：我的研究不但要能够确凿地说明李大钊曾经“拥袁”，而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进一步说明他为什么会“拥袁”、说明他继而又如何走上“反袁”、说明他对“反袁”的重大贡献及说明他由此而引起的思想飞跃。我认为，只有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到能够作出“进一步说明”的地步，才能够对李大钊一度“拥袁”的史实写出一篇真正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伟大观”的文章。这当然也就要求我必须深入研究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庚子国变以后直至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亡这一时段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于是，我又花了约四年的时间跑图书馆、坐冷板凳，才发表特意命题为《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的文章，这就是“第一部曲”。

袁世凯一向是公认的反动人物。所以，拘于传统“伟大观”者说李大钊“一贯反袁”易；而有志于创新追求党的实事求是新“伟大观”者说李大钊“一度拥袁”难。我的研究，虽然尽最大努力来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但还是做了受到批判的思想准备。果然，原来在研究上已有成就、后来也成为我好友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当时的确坚决不能容忍我的“伟大观”，所以，几次集议如何写文章批判。而就在这时，我又有意外的支持者。文章发表后仅一个多月，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在聚集全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1984年春节座谈会上，首先对《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这篇文章进行了高度赞扬，并希望同志们今后也要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研究。此后，即使曾经持有保留态度的学者，也渐渐地普遍接受了我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由此可见，“第一部曲”的发表，确实是对李大钊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伟大观”的新突破，从而，标志着我国李大钊研究进入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阶段。

采访者：这种突破，的确太重要，也太艰难。再请您谈谈“第二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二部曲”是指《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本专著。

这本专著的基本内容，实际上是将构成“第一部曲”观点的突破性的历史依据，再放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来并加以充分展开。所以，该书除首先安排不能不写的“决定全局大背景”的历史内容外，主要构成部分就是上述的一个“确凿说明”与能够“进一步说明”“更重要”的那“四个方面”。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李大钊“前半生”研究所留下的那“一片空白”，才第一次获得了突破性地解决；并且，通过对李大钊这个人物真实的人生过程的客观阐述，实际上对中国史家长期以来对这一段中国近代史很难从通史的角度体现实事求是的面貌与过程，也作了相应的突破与重构。其中，书前“决定全局大背景”的历史内容，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突破与重构，李大钊“后半生”的所有那些“伟大”，人们都将难以理解。这部分的内容，就是20世纪中国近代历史一切根本性变化之“所由来”的另一个方面！

前面讲到，中国史学界对于李大钊曾对慈禧、袁世凯“有看法”的“大背景”，长期以来偏偏没有更为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说明，“以致人们对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在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上不能不下最后决断，并对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采取了一种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回避或歪曲的态度，从而，使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留下了“一片空白”。这种情况下，我在写“第二部曲”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沿袭旧说。因为上述那种“决定全局”的不能不作“最后决断”以后所引起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最主要的部分，都集中地体现在李大钊这个人物身上。

现在来看这种决定全局的历史内涵，主要是：第一，所谓“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就是指中国必须进行根本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第二，所谓“不能不下最后决断”，就是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失败后，本应像其他五大臣一样被处死的“祸首”慈禧，才“不能不下”“最后决断”，也就是首先进行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然后又进一步宣布预备“仿行”英式“立宪”制度，对封建君主专制的传统体制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第三，所谓“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那就太大、太多了。但所有的主要变化，在李大钊这个人物身上，反映得最全面、最集中、最持久，而且最深刻。李大钊说，自己从“束发受书”开始，就“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并把“深研政理”作为救中国的根本取向。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由于上述“决定全局大背景”那三要素所造成的。所以，“第二部曲”开始的四章，用大约7万字的篇幅来讲李大钊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不能不下最后决断”背景之下的人生新起点：其一，从科举道路到进入新式学堂，后又出国留学；其二，以满腔爱国热血，投入改良派发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宪运动，并竟使李大钊最早成为学生与群众运动的领袖，接受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才有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与博弈过程，才有“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命题。不然，一切都根本无从谈起。

这里必须明确，上述“决定全局大背景”，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最难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大领域。这项研究的难度、尖锐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远远超过袁世凯这个人物。李大钊之所以最难研究，之所以会留下“一片空白”，最根本的原因也应追溯至此。这一领域不突破，李大钊的历史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实事求是的理解，其后中国的一切变革、变化，也很难获得确切清晰的解释。试想：如果没有庚子国变以后“不能不下”决断的教育体制变革，那中国怎么可能会在其后极短的时间内应时涌现出那么多影响与决定中国其后历史命运的人才？“第二部曲”，就是在上述这个“决定全局大背景”下，把“第一部曲”所指出的需要“确凿说明”与“四个方面”等准备“进一步说明”的那些内容，再具体化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例如：“第二部曲”以《民初政争与拥袁》为一章，用2.7万余字的篇幅集中地“确凿说明”李大钊曾一度“拥袁”的史实；又以《拥袁的背景、原因》为一章，用2.3万余字的篇幅进一步说明李大钊为什么拥袁；又以《反袁思想的形成过程》为一章，用7.3万余字的篇幅叙述李大钊走上反袁道路的思想发展过程；又以两章约7万字的篇幅，论述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实现思想飞跃所取得的主要思想理论成果，也即是民彝思想与青春思想。所以，“第二部曲”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大背景下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民主思想的发展过程，其余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李大钊与梁启超的改良派思想、章士钊等革命党的稳健派思想、孙中山等主流革命民主派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相磨、相激、相融、相竞的演变关系。在这过程中，李大钊终于在1917年底开始转向了俄国十月革命，接受社会主义新潮流。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来看，“第二部曲”涉及的新突破实在很多。但就李大钊研究来说，最主要的是对李大钊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前半生”历史“一片空白”的状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从而，标志着李大钊研究已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那种狭小天地，进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广阔领域的新阶段。从此，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自然地通过李大钊这个人物，从历史深处去进一步探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就必须溯源于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大潮流。

采访者：“第二部曲”，对长期以来李大钊“前半生”研究“一片空白”的状况实现了新突破，是一个重要贡献。而且，其意义还不限于李大钊研究。请您再谈谈“第三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三部曲”《李大钊传（上）》，最主要的新突破，是关于李大钊的历史定位问题。

李大钊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前述已有多种说法，但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定位，实际上并不明确。在“第三部曲”《李大钊传（上）》完成后，我认为可以有充分可靠的理由，得出一个新定位。

《李大钊传（上）》比《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更系统、更充分、更严谨地考察阐述李大钊从“束发受书”时起，百折不挠地以“深研政理”为途径、寻找救国真理的“可歌可泣”的曲折过程；并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产生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新成果，即形成重要的“烈士之学”，成为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其中，以7万余字篇幅所阐述的民彝思想，即是其中之一。所以，该书《后记》明确地认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和孙中山、严复一样，苦心地向西方（不是俄国）寻求救国真理并且真正是作出杰出成就的优秀人物”。

李大钊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定位，其实，毛泽东从中共历史的角度，早就提出来了。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根据毛泽东这个论述，符合其条件的，只有李大钊一个人。试想：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李大钊，还有谁比他更早地找到马列主义？还有谁比他在寻找救国真理过程中经历的曲折艰险更“可歌可泣”？还须特别指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可歌可泣”，是指找到马列真理的过程，而不是指找到马列主义真理以后实践这个真理的过程。如果不这样想，就完全错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这里所提到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其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是否也有像严复、孙中山一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另外，不经过首先“向西方寻找真理”，他是否能够直接率先找到马列主义的真理？我认为，通过《李大钊传（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可以得出新结论。所以，《李大钊传（上）》的“后记”中，明确地提出了李大钊历史定位的新突破，即李大钊实际上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论列的与严复、孙中山一样，曾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正以此，李大钊才有条件、有资格在中国率先找到马列主义真理，为中国革命与历史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第三部曲”对李大钊的这个历史定位，应该标志着：李大钊的整个人生过程，将从此有可能获得更为合乎历史的客观实际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新表述。

采访者：《李大钊传（上）》对李大钊“历史定位”的新看法或者说新突破，的确很重要。“三部曲”之后，您的李大钊研究还有什么后续之作？

朱成甲：根据李大钊这个人物的实际情况，我想，后续之作就不再以传记的形式来写。因为传记这种形式，对于李大钊的思想理论贡献的阐述难免会着力不够。所以，我想省去一些分量不重的一般经历的叙述，更集中地写《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一本书。其中心思想是：在已经从历史深处探寻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阐明李大钊为何率先和能够率先选择马列主义真理救中国之由！

李大钊“后半生”的研究，我原本计划还想写另外一本书，即《李大钊与中国大革命》。现在看来，这只能留给新一代的学者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研究得比我的水平更高！更好！

采访者：这次访谈，让我们充分了解了您为撰写李大钊研究“三部曲”而殚精竭虑的心路历程，并从中了解了李大钊的伟大及原因之所在，相信广大读者会受益良多。最后，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早日见到您的新成果！

（采访者：《北京党史》编辑部常颖、冯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