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
- (美)倪豪士
- 12019字
- 2025-03-28 19:51:09
走进历史长河——我与《史记》翻译
早年的学习经历
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最早的认知，来自小时候读的一本书《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这是美国历史读物“里程碑丛书”（Landmark Books）系列的一种。书中描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帮助在山东省降落的美国伞兵的，这些美国大兵刚对日本首都进行了著名的第一次空袭。后来我就读于芬恩大学（如今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工程系，我发现我对工程师这一职业并不感冒，当然我的父亲并不喜欢我的这一想法（我的教授则相反）。后来美国征兵办的人与我畅谈了一番（当时我18岁），他们说服我去当一名间谍。1962年，我应征入伍，并且接受了两个月的新兵训练。最后，我参加了一个加州蒙特利军事语言学院的入学考试。我本来想学的是俄语，但是学院的教导员让我选中文作为第一志愿，俄语为第二志愿，等我入学后再改回来。年少懵懂的我当然就听了他们的话。等我到了后才发现美国部队并不允许这样转专业，于是我就开始与另外八名战友一起学习中文。我们每天上六小时的课，一周五天，还有一大堆作业。每个课时都由一名不同的中国老师负责。才过了几周，我就感觉到这些老师与他们的学生之间有着某种我从未体验过的联系。我逐渐相信选择中文似乎是某种宿命使然。当然，我最后没有成为一个间谍。军事语言学院的其他学员都有大学经历，在他们和风细雨般的影响和指导下，我决定在服役三年后离开部队，然后到印第安纳大学继续深造。
我当时对印第安纳大学的中文项目其实并不了解，只是因为伯明顿离我在俄亥俄东北部的家乡不远，而且印第安纳承诺可以把我在军事语言学院的成果转成26个学分。1965年春，我开始上课并报名了Y.J.Chih（1917—2016）教授为期四年的中文课，他的课主要是让学生阅读现代政治档案和中国报纸。1966年春，我以最优等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开始了研究生学习，本来的计划是研究一位晚清的小说家（吴沃尧是我的第一选择）。接下来的几年，我陆续完成了八个学期的日语课，以及学校开设的所有有关中国文学和历史的课。尽管我的硕士导师是罗郁正（Irving Lo，1922—2005），博士导师是柳无忌（1907—2002），Friedrich Bischoff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赋的兴趣正是源自他，硕士论文便以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美人赋》和《长门赋》为题目。在伯明顿度过了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后，我曾犹豫过是否要继续做研究。Bischoff教授建议我申请德国的学校，因为那里不需要学费，我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未来。我那时申请到了《国防教育法案》[1]第四类的一个三年奖学金，所以我和妻子决定听从Friedrich Bischoff教授的建议。波恩大学接受了我的申请，在霍布理（Peter Olbricht）教授的指导下我在那里待了一年，主要学习唐代的文本（尤其是柳宗元，773—819）和德国的学术史。1969年秋天，我回到了伯明顿，继续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我的学业。延续原来的研究，我开始阅读更多的西汉文学作品，终于在1972年完成题为《〈西京杂记〉的文学性与历史性》（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Xijing zaji）的博士论文。同时，我还与柳无忌教授以及其他同学合作为“韦恩世界作者丛书”（Twayne’s World Author Series）写了一篇对于柳宗元的传记研究（1973年出版）。我发现司马迁的书写风格和结构对柳宗元的作品，尤其是他那些寓言式的传记，有着极强的影响。1971年，我开始申请教职，但一个都没找着。我以访问助理教授的身份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了一年德语，1973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之后便一直任教至今。
早年的教学生活与《史记》项目的开始
我能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东亚语言系任职，得益于刘绍铭教授的帮助，他当时也接受了同系的一个教职邀请。在我任教的第一个十年里，刘教授于我亦师亦友。从一开始我就有机会为研究生授课，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与他们从我身上得到的一样多。我对叙事学的兴趣依旧——尤其是文学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但也因学习比较文学系亚瑟·昆斯特（Arthur Kunst）教授的叙事学理论而有所减弱。1975年，我获得了来自洪堡基金会的赞助，需要协助汉堡大学的刘茂才教授研究唐代的叙事学，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基金赞助（之后越来越多）。在汉堡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叙事学的文献。其实我还是小孩时就已经被“里程碑丛书”的传记所吸引，于是我开始阅读唐代的传记，霍布理教授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在刘茂才教授的指导下，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韩愈〈毛颖传〉的隐喻》（“An Allegorical reading of Han Yu’s‘Mao Ying Zhuan’，”Oriens Extremus，23〔2〕，1976，pp.153-174）。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我早年对历史和小说文本之间关系的关注与兴趣。韩愈（768—824）以及柳宗元的“寓言传记”（例如《毛颖传》和《捕蛇者说》）反过来促使我去考察了宋初类书《文苑英华》中的三十五篇“传”。在阅读韩愈的追随者所作的其他“古文”作品时，我愈加相信，公元9世纪的复古派是与一个更宏观广阔的社会和学术变化有着紧密联系的。受这部书将小说和历史文本混为一体的启发，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并在《亚洲研究》（JAS）发表了我的第二篇文章（1977年）。那时，我终于意识到韩愈和柳宗元的写作其实是模仿了《史记》的“列传”，但我还没开始对这种借鉴展开研究。1970年代的最后几年，我的精力主要用来完成了一本关于晚唐诗人皮日休（838—883）的著作（P’i Jih-hsiu，“韦恩世界作者丛书”，1979年）。这本书中有关诗歌的部分是由我在“向日葵诗歌朗读会”（Sunflower Poetry-Reading Group）几年的心得成果而来，这个朗读会是由罗郁正教授组织的。1975年，刘茂才和罗郁正教授编辑出版了Sunflower Splendor，其中就包含了我早期翻译的一些诗歌（皮日休以及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不过，让我对司马迁产生更深兴趣的是皮日休所写的两篇仿韩愈的传记，即《赵女传》和《何武传》。前者是关于一个烈女的故事，后者则是一位遭到诽谤和不公对待的男性的故事。尽管这两篇作品都应该是历史题材的，但皮日休在每个传后都附加了一段道德评价性质的后序，这明显就是对司马迁的致敬。1979年，我获得了来自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研究基金的赞助，这是由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的Kang Chao教授带领的项目，我因此有机会阅读更多关于唐代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文献。随后一年，我将我的研究成果撰文发表，是为《小说初探：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社会》（“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Ninth-century China，”in C.P.Adkins and W.Yang eds.，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 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16）。
1981年，我承担了一个延续数年的项目，即编辑《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这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所赞助的研究项目。此外，我还当了两年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这两件事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我为《指南》撰写有关“散文”的部分，但该文中只有一段是关于《史记》的。关于《史记》和司马迁的条目我委托给了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来撰写，我知道他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我当时的翻译兴趣也仅限于《文苑英华》中的“传”。1983年春天，为了能阅读更多其他传记文学，进一步了解《史记》，同时磨炼自己的古典文本阅读能力，我接受了台湾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邀请，由科学委员会资助，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但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仍停留在唐代。到了第二年夏天，我作为洪堡研究员再次回到德国，这次是在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即慕尼黑大学）。那里的两位著名教授，即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鲍吾刚（Wolfgang Bauer）都已经对《史记》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与两人的讨论增强了我对这个文本的兴趣。1985年到1987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校际中心基金会的赞助下，我又回到中国台湾任教。我和他们中最有名的导师之一，即梁太太，一起阅读柳宗元。我还与台大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王秋桂成了好朋友，这对我重新翻译《史记》的念头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直在古文运动和唐代故事之间的关系上用功，并为唐传奇的语言而苦恼。我通常会在晚上11点左右去秋桂兄的家中，因为他喜欢晚上工作。我们会讨论我正在研究的文本。可能拜访了他五六次之后，他告诉我，“文建会”有一大笔资金是专门用来资助西方汉学家的，希望有人能完成四个主要的翻译项目，他敦促我将《史记》作为一个选题去申请。秋桂兄认为1959年的中华版《史记》有太多的错误，建议我也做一个新的校注本。但我很精明，一下子就意识到那是（至今也是）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可能是因为秋桂暗地里为我不停地走动协调，我最后获得了四个项目中的一个（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获得了另外两项资助），赞助金额为125，900美元，用于翻译《史记》那些尚未被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杨氏夫妇（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成英文的章节（共三十章）。
《史记》翻译项目
有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我开始组建了一个翻译团队，包括郑再发教授、吕宗力和魏伯特（Robert Reynolds），后两位是我们系的研究生。郑教授精通中国古典文献，吕宗力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战国秦汉研究室的成员，魏伯特是在台湾大学修的学士学位。我们编了一个术语表，这样对一些特殊用语的翻译就能保持连贯性（这是魏伯特的主意）。组建了团队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要确定目标读者人群，以及选定一种风格和形式。我意识到，要达到华兹生的风格是很难的，尤其是对一个翻译团队而言。我花了数个星期的时间来浏览法文、德文和英文学者所翻译的古希腊史。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充斥了不少没有太多学术注释的通俗译本，以及满是注解的译本——德文译本尤甚。很明显，一个接近直译且有文本和文本背景注释的译本，似乎是最符合我们团队的人员构成，又能满足汉学研究群体的需求的，通过补充和完善华兹生的译本，我们的译本应该是可与之比肩的。
我曾在课堂上提出在每章之后附加一个译者后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中国文学的日语翻译的风格的影响。1960年代中期，尚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的我就已经开始翻译中国诗歌，因此这次开始翻译叙事文学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转变。当时我参加了一个由罗郁正教授组织的唐代诗歌翻译小组，小组会每个月一次，我们会选一个晚上在罗教授家里碰面，那真是热闹非凡，会上觥筹交错而讨论激烈。我们的翻译会以小组里高年级学生的译文为底本，如杰罗姆·西顿（Jerome P.Seaton），并力求达到一种自由且具诗意的程度。但在翻译《史记》的过程中，我们选择的更为严肃的“学术风格”是更有效的。一开始，我们简单地以1959年的中华版《史记》作为底本来翻译，我们做好了分工：吕宗力、魏伯特和我负责“列传”（有译为“arranged traditions”的，我们将其译作“memoirs”）部分的草稿，这些翻译草稿很多是由我们的项目助理陈照明或魏伯特完成的。郑再发教授和我负责“本纪”（我们译作“basic annals”）的部分，我们主要参考劳榦先生（1907—2003）的《史记今注》；先由郑教授草译一遍，然后由我进行修改、添加脚注。我每周工作五个上午，其中四天与吕宗力和魏伯特一起，周五上午则与郑教授一起，我们会逐字逐句地讨论校正。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还需要参考王利器先生（1912—1998）的白文版《史记注译》，泷川资言（1865—1946）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王叔岷先生（1914—2008）的《史记斠证》[2]。之后吴树平先生的《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以及韩兆琦的《史记笺证》又陆续出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翻译了几个月后，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致信约翰·高尔曼（John Gallman），他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主编，就是他负责出版了我编写的《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指南》，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出版《史记》全译本的计划。1991年8月，约翰起草了一份合同给我，内容是将《史记》全部翻译成英文，并以七卷本的形式出版，我当时预计，到1996年8月这个项目应该就可以完成。在这件事上，我可没有华兹生一样的运气，他向哈佛大学的柯立夫教授（Francis Cleaves）提出他的《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翻译计划时，他解释说他可能需要三年时间，但是柯教授当时就告诉他：“你是说三十年吧！”（Burton Watson，“The Shih Chi and I，”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als, Reviews 17〔1995〕，pp.201-202）尽管我现在终于深刻领悟到柯教授的意思，回想1991年，那时的我可真是天真得可爱啊。我还夸下海口说不完成这项工作就不剪头发，并给所有小组成员买了一顶印着“史记”字样的棒球帽，在我的书房里也挂上了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和顾颉刚先生（1893—1980）的照片。那顶棒球帽我现在还留着，但是从那之后，头发还是偷偷剪了几次。
从1991年夏天到1992年的夏天，我们一直维持了这种分组见面会。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卷几乎所有章节的审稿。魏伯特编写的术语表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好像已经完全背诵了那个表，总是能告诉我们几周前我们是如何翻译某个术语或词语的，这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这个术语表也让我们的译文前后更加连贯。我们感觉司马迁的一个风格特点就是在某些章节中重复某个用语（如《刺客列传》中的“知人”），因此这个术语表也帮助我们在译文中保留了这种特点。而且，我们也希望能避免詹姆斯王《圣经》译本中的“异文合并”现象，如“有不少于十四个希伯来词汇（被翻译成）prince这一个英文词”（A.Hunt，“The Locus Tree, Mysterie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Still the Most Influential Version 400 Years after Its Birth，”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11，February 11）。因此我们区分很多不同的表达，如“攻”译作“to attack”，“与战”译作“to give battle to”，“伐”译作“to lead a punitive expedition against”，“击”译作“to assault, strike at”，以及“居顷之”译作“after a short time had passed”，与之相似的“久之”则作“after a short time”，“顷之”作“some time later”，“既而”作“after some time”。之后我们还总结编写了一个风格清单，并沿用至今。
1991年，由台北“中央图书馆”出资的中国研究基金中心资助我展开自己的独立研究，我可以在“中研院”比较《史记》的诸版本。当年的夏末，我回到了威斯康星大学，我们开始为译本添加脚注，这部分工作大部分是由我和魏伯特完成的。到了1992年年末（即我们向“文建会”所许诺的时间），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十章的大部分的翻译和注释。临近限期前完成的一两章则主要参考华兹生的译文。我们将这些稿件发给了康达维（David Knechtge）、杜润德、富善（C.S.Goodrich）、李克（Allyn Rickett）、许倬云、彼得逊（Jens Peterson）、韩禄伯（Robert Henricks）、何四维（A.F.P.Hulsewé）以及梅维恒（Victor H.Mair）等人校读。最后，我们翻译的前两卷，即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n 1：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以及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n 7：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终于在1994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但此时，我们一开始的翻译团队已经解散了，研究生们毕业离校，而郑再发教授也转向了自己的研究。
我也已经展开了其他章节的翻译，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1993年的夏天，并向韩兆琦教授请教《史记》的问题（我此行是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在此次行程期间，吕宗力把我引见给吴树平先生，吴先生又带我见了王利器和钱锺书（1910—1998）先生。1994—1996年，我得到了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Hayes）和ACLS的赞助，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中国台湾的，我在那里继续翻译了《高祖本纪》和《吕后本纪》。杜正胜让我在1996年夏天访问“中研院”并在其图书馆工作，我也十分有幸能够拜访王叔岷先生，并向他请教了几个关于他的《史记斠证》的问题。那年夏末，我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的大型学术会议，会上我认识了不少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史记》研究大家。1996年秋，我回到美国开设了一门关于《史记》的课，我还让所有报名了课程的研究生来参加翻译的工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剩下的五篇本纪，然后开始翻译“世家”（hereditary houses）部分。尽管有很多学生参加了项目（我们通常将每章分成不同部分并让不同学生来负责，然后在课堂上展示），但在我心目中，1990年代后期最出色的学生有Su Zhi、陈致（负责《吴太伯世家》的翻译），尚琤、曹卫国（翻译了《孝文帝本纪》《鲁周公世家》和《楚世家》），黄红宇（翻译了《燕召公世家》）、布鲁斯·克尼克博克（Bruce Knickerbocker，翻译了《齐太公世家》）以及斯科特·嘉乐（Scott Galer，翻译了《孝景帝本纪》）。每周六上午我们都会在我家讨论译文，其间大家还一起享受蛋糕、咖啡或是茶。
1996年秋天，我收到来自哈佛大学普鸣教授（Michael Puett）的邀请参加十月份在马萨诸塞州剑桥举行的一个工作坊，主题为“理解司马迁《史记》的途径”（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Sima Qian’s Shiji）。老实说，我被那些参会的学者给吓到了，对是否参会犹豫不决。而且，我当时还在为《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撰写一篇关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Stephen Owen,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的书评，我有点不敢在会上见到宇文所安，尽管我跟他的关系一直很好。于是，我动身前往巴黎，并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帮助下参观了沙畹留下来的藏书，这些书现在已归属亚洲古典学会。沙畹的藏书占了整整一个书架（3.6米长，2.7米高），其中还有不少早期的《史记》版本以及一些《史记评林》。我还获得许可阅读了藏于吉美博物馆的沙畹尚未出版的手稿，包括几乎全部《史记》章节的部分译文（我当时的法文水平实在是一言难尽）[3]。
1996—1997年，班大为（David Pankenier）加入了小组一起完成剩下的本纪部分，翻译了《武帝本纪》。1997年夏，我又得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并在柏林的市图书馆研究海尼士尚未出版的手稿，他在慕尼黑大学任汉学系教授时曾翻译过《史记》的一些章节，他本来的计划是将沙畹五卷本译本之外的章节翻译成德文[4]。1997年8月末，班大为与顾史考（Scott Cook）、韩大伟（David Honey）、陈致、吕宗力一起参加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举办的第一届“早期中国历史与历史学”（Early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工作坊。每个参会的学者都发表了演讲，接着大家一起讨论了我们的“本纪”翻译。我们将大家在工作坊提出的意见，以及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鲁惟一（Michael Loewe）、John Page以及普鸣的评注汇总起来，最后终于在2002年将《史记》卷8—12译成出版，即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2：The Basic Annals of Han China。
接下来的一年，在吕宗力的牵线下，王云度先生邀请我到徐州师范大学，并到了沛县和丰县这两个传说与刘邦出生和早年经历密切相关的地方。我还收到了一整套的《刘邦研究》（自1993年创刊起）。从1999年秋至2000年2月，我在东京大学做了一个学期的访问研究教授，最后两个月还当了某个日本基金会的研究员。我当时的东道主川合康三先生还专门安排让我阅读并誊抄一些在别处看不到的《史记》版本。他还把我引见给日本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教授，藤田教授给我提供了大量日本的《史记》文献材料，此后亦一直给我们的翻译提出意见。1999年末，我访问了日本东北大学，终于有机会看到了他们收藏的与泷川资言相关的材料与照片[5]。
与德国的《史记》研究小组共事
两年后，我又从威斯康星大学招募了一批研究生来组成新的小组。曹卫国还在威斯康星，一年后，王静、赵化，David Herrmann, Meghan Cai, Shang Cheng以及其他一些学生也陆续加入进来。但翻译工作却有点停滞不前。同年，即2001年，我从洪堡基金会那里得到了一些新的资助，在德国的埃朗根大学待了一个夏天，并尝试与朗宓榭（Michael Lackner）一起组建一个《史记》翻译小组。朗宓榭教授提出想提名我获洪堡研究奖，并把我介绍给叶翰教授（Hans van Ess），他是慕尼黑大学新聘的教授，而且早已因其《史记》研究而闻名。2002年，我获得了洪堡研究奖，春季学期也留在了埃朗根大学，每周都与那里的教授见面，艾默里希教授（Reinhard Emmerich）经常会从慕尼黑来访，叶翰教授每周五也会带着三个研究生从慕尼黑开车过来。从这一年起，一直到2019年6月，我每年都会到德国两次，我的落脚处也从埃朗根转移到了慕尼黑。此后几年，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洪堡基金的资助下，我与叶翰的德国小组一起开始翻译先秦时期的世家和列传部分。威斯康星大学的小组也参与翻译了一些章节，这些成果也陆续出版了，即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5. 1（2006），Volume 8（2008），以及Volume 9（2010）。
在这几年里，我也在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几次国际工作坊，基本都采取了1997年那次的形式。藤田胜久、史嘉柏（David Schaberg）、侯格睿（Grant Hardy）、纪安诺（Enno Giele）以及很多其他学者都参加过这些工作坊。2013年，陈致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一个工作坊，随后一年的夏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傅熊教授（Bernhard Fuehrer）组织我们一起到他在巴黎多尔多涅河的家乡做客。我们在这些会议和聚会上讨论的成果，在2019年结集出版，即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11。从2011年到2019年，我每年春天都会在慕尼黑大学待上一个月，并与叶翰教授的小组一起讨论翻译，其中包括Jakob Pöllath, Marc Nürnberger, Andreas Siegl, Clara Lohn, Maddalena Barenghi, Sebastian Eicher, Katrin Lesse-Messing，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得到了来自洪堡基金或慕尼黑大学前沿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我们是如何翻译的
在慕尼黑和麦迪逊工作的这几年，我们逐渐完善了我们修改草译稿的方法。这里以2011年3月26日的一次小组讨论为例加以说明。当天，麦迪逊的小组有十三位年轻的学者参加，其中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十一个中国人，他们都是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系的研究生。我们讨论的是我草译的《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如往常一样，我们将其分成数个部分（即序言、五个小传以及最后的“太史公曰”），每个部分都分配给两个学生检阅。具体的做法是，先由一个学生朗读译文（不是译者，因为译者此时都在马不停蹄地做笔记），每句都停顿一下，如果没有人对此句提出意见，我们就认为译文是可接受的，朗读者就继续往后读。一旦有什么问题或评论，我们就会进行讨论。这与詹姆斯王的《圣经》翻译团队的做法不同[6]。以下是对我们某次讨论会的一个大概记录：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的开头如此写道：
草译稿作：
His Honor the Grand Scribe says，“Laws and orders are that by which one guides the people；punishments and penalties are that by which one prohibits villainy. Although the civil and military[laws and rules]are not complete, the reason good people will fearfully cultivate themselves is that those in official positions have not yet acted disorderly.As long as[officials]accept the duties of their positions and follow reasonable methods, they can still affect good government.What need is there for threats and severity?”
我们很快就发现要在“villainy”前面加上不定冠词“the”，接着就开始讨论“文武不备”的“文”和“武”分别指的是什么。吴树平和吕宗力的白话文翻译译作“虽然文德不备，武功不扬”。有一个学生提出，“文武”可能指的是前文所说的“法令”和“刑罚”。我们都同意这个观点，然后我们就注意到泷川资言也是这么理解的。我们都认为“备”意思为“完备”，尽管吴树平和吕宗力将“循理”的“理”解释为“法理”（jurisprudence，或legal principles），我们认为“reasonable method”（合理的方法）甚至“reason”（合理）最能体现本卷故事的主旨。我们也在想为何三家注对此没有任何注释。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三家注而言，这段文字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又或者说，这是司马迁之后的某个人抄入正文的？我们无法确定这点，因此只好存疑。
接下来的一段是：
我的草译稿作：
这一段由另外一个学生朗读出来。她指出“正义”引了一个故事并询问是否可以附在脚注。我解释道，就像屈原一样，霍克思（David Hawkes）称其为“target figure”（对标人物），也有很多故事是归在孙叔敖头上的。我认为可以在“译者按”部分简单提一下这些故事，而不是放在脚注里。她接着读了好几行，也没有人提意见，直到“those above and those below”（上下）一句，有人提出这与我在子产的传记里的翻译是一样的，但本卷之后还出现过一次，我却译作“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一般而言，同卷内如果出现相同的表述，我们倾向于保持一样的译法。因此我们将其改为“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下一句中，“世俗盛美”的“俗”字不好处理，吴树平和吕宗力翻译为“民间风俗淳厚美好”，似乎对“盛美”过度发挥了，单纯的“美善”（excellent）就够了（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第7册，1427页）。经过一番讨论，我们最后译作“current behavior and customs rose up to anexcellent[level]”。下一句“政缓禁止”也有问题，我的译文为“the administration was eased and prohibitions on them stopped”，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其义不通（包括我在内）。一个学生指出，华兹生的译文是“though the government was lenient, it was able to prevent evil”。吴树平和吕宗力的翻译是“政令宽和，法禁严明”（Administrative orders were lenient and legal proscriptions strict and impartial）。华兹生将“止”译作“evil”看起来是有问题的，也许吴和吕的理解是对的。《汉语大词典》（第7册，920—921页）对“禁止”的解释有：1.以禁令制止，如《管子》中的“令行禁止”；2.谓限制受弹劾官吏的行动自由，如《汉书》“延寿劾奏，移殿门，禁止望之”；3.制止，阻止，如《墨子》“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4.禁令简单，即引《史记》此处的“政缓禁止”。对于这一解释，我只能找到一处文献支持，即日本学者有井进斋（1830—1889）的“其政平易，其刑简约”（凌稚隆，《史记评林》，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疑问，只好保留原始译文然后继续往下朗读。
接下来的一句“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其字面意思是说“in the fall and winter he urged the people to gather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to make use of the waters, so that each was able to obtain that which was easy for them and the people all delighted in their lives”。很多注家都对这段话作注了。《集解》引徐广（352—425）曰：“乘多水时，而出材竹”，即趁着河流水涨的时节将竹木水运出去，这也是我们译文的基础。这可以从多个版本中的“下”这个异文找到一些支持，“春夏以水”有作“春夏下以水”的（见泷川资言，119.3），意即“春夏时他们用水道将（在山上采集的）运到山下”。当然，我们也认为这个异文很可能是某个人依据徐广的注而补上的。有一个学生指出，泷川引现代学者李笠的观点曰“以水，对上山而言，盖言田渔也，故下云各得其所便”（李笠，《史记补订》，1924年，卷八）。尽管这是对本段意思的另一种猜想，但确实与“各得其所便”能对应上。在结束本段讨论时，一个学生又提出华兹生对此句的翻译为：“thus everyone obtained the benefits of his surroundings”，他明显将“所”理解为“地方”或引申为“周围的环境”，我们都认为他是错的。
接下来的一段，我们也没有太多意见，直到“相曰：罢”一句：
草译作：
King Chuang considered that the coins were too light and had the small ones changed for larger ones. The families of the hundred cognomens found this inconvenient and they all left their occupations.The Master of the Market spoke of this to the Prime Minister：“The market is in chaos！The people have not settled into their places and the order[of their stalls]is not set.”The Prime Minister said，“How long a time has it been like this?”The Masterof the Market said，“For three months'time.”The Prime Minister said，“That's the end of it！I will now rescind the order.”Five days later, when he went to the morning court session, the Prime Minister spoke of this to the King：“On a recent day the coins were changed because they were considered too light.Now the Master of the Market came to me and said that‘The market is in chaos！The people have not settled into their places and the order[of their stalls]is not set.'I request that the order after all be restored as it was of old.”The king allowed this, issued the order, and after three days the market was again as of old.
正如有几个学生指出的，将“罢”译作“that is the end of it”听起来不像是正常的英语表述，于是我们将其改作“say no more”。华兹生（374页）和青木五郎（《新释汉文大系·史记·列传》，东京：明治书院，2007年，119：466页）认为其意义更接近“你被罢免了”（you are dismissed），或者是“你回去吧”（you may go back now）。吴树平与吕宗力（3121页）译作“不必慌张”。我们于是查阅了《史记》中“曰罢”的用例，发现只出现过一次，见《陈丞相世家》（2053页）：“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华兹生此处的译文为：“After Chen Ping and six other guests at the interview had come forward and received gifts of food, the king[of Han, Liu Bang]announced，‘You may return to your lodgings now.’”当然，若将每个字都译出，“You are dismissed and may return to your lodgings”更佳，因此我们最后的译文作：“The Prime Minister said，‘You are dismissed.’”至此，我们结束了当天的讨论，然后将剩余的部分留至下周处理。
尾声
2012年春，我受聘为南洋理工大学的访问学者，并组织了一个《史记》阅读小组，参加的人有普鸣、曲景毅、李佳，Chiu Ming Chang, So Jeong Park, Winne Song以及Yan Shoucheng。第十卷译稿也在2016年出版，这是慕尼黑、麦迪逊和新加坡三地众人的合作成果。我当时以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卷，而且我也会在2014年春天，即我的古稀之年退休。但是我发觉，与司马迁“相伴”多年，要离开并不容易。在叶翰的鼓励之下，我决定继续我的教学与翻译工作。
2016年，我自己出版了Jean Levi小说（Le fils du ciel et son annaliste）的英译本（我的译名为The Emperor and His Annalist），这是一本关于汉武帝和司马迁的佳作。这一年，我们在南京大学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届一年一次的工作坊（2016—2019年均有），每届都集中讨论《史记》的某一卷。2016年，我们只有一个12人的小组，2019年已经扩展到30余人，除了南京地区的学生，还有来自杭州和香港的与会者。我们的流程也是先朗读一段我们的翻译和注释，让学生熟悉我们使用的二手材料以及我们相对直白的翻译风格。然后每三四人会被分成一个小组，他们要准备将余下的部分翻译出来并出脚注。2019年，他们甚至出版了他们翻译的《陈涉世家》。这些工作坊都是由我原来的学生，即香港浸会大学的陈致，以及他原来的学生徐兴无组织的（他现在是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院长的慷慨与支持，让我们的相聚成果卓然。我也对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委员会满怀感激，他们对我在2018年春至2019年秋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的支持。
因着在南京大学的工作坊，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将要再版我们的所有译稿。2018年，他们先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因为第一卷和第七卷是最早出版的（1994年），我决定再版前先修订一番。整个2018年春天，我都在与一群来自中国的天资聪颖的博士后和研究员一起工作，他们分别是孙宝、张宗品、吕新福、余建平、邓琳，以及我自己的学生蔡译萱，Masha Kobzeva, Josiah Stork，苏哲宇以及王吉。我们一起修订了第一卷的内容。艾龙中心（Elling O.Eide Center）也极力支持了我们这次的修订，他们赞助我们举办了一次工作坊，让来自德国的译者，以及原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生（如曹卫国、黄宏宇、吕宗力等）在2018年11月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一起校读了第六卷的章节（Han-Dynasty Hereditary Houses），这些成果将在2020年出版。
而今，我正在着手修订第七卷的二十八章内容，现在在读及原来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叶翰小组的一些成员共二十二人一起参与了校读修订。这些卷目还将在2019年11月由艾龙中心赞助的第二次工作坊中进行二次校读。2020年，我计划完成前汉时期的世家部分，这些部分的译稿草成已近十年。之后，我将下船登岸，正式与司马迁挥手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