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往事散记

蒋子龙

父亲的表扬

我平生只被父亲表扬过一次，一直铭记于心。

那是开始到孟村上四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我用平时收存的牛皮纸和旧年画之类的结实纸，给新课本包上书皮，然后用毛笔很潇洒地在书皮上写了课本的名称。父亲在检查到“语文”课本的时候，指着封皮上的“语文”两个字问：“谁写的？”

我心里嘀咕，低声承认是自己写的。他脸上仍然没有笑意，但语气柔和了一些：“这两个字写得还不错。”我兴奋异常，却不敢显露出来，等父亲走后，反复端详那两个字好在哪里。自己写的时候无非是轻松自如，还有一点“玩儿帅”的意思，远不如平时写大仿认真，反而误打误撞地入了父亲大人的法眼。当时便给语文课本重新换了封皮，将父亲表扬的那两个字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不是那两个字珍贵，是被父亲表扬太难得了。虽然他不过就那么顺口一说，也不是我真做了什么值得夸奖的事。自我记事起，就没见父亲笑过，随着我渐渐长大，才理解了父亲的悲苦。

鬼子进行“华北大扫荡”时，蒋家掌家的“老祖母”跳坑自杀，紧跟着曾祖父去世。因祖父是“过继”的儿子，乡间流行“吃绝户”，连着两场大殡，几乎家底掏空。在逃反（躲避日本兵）过程中又丢失了家里的大青骡子，可谓祸不单行。但对父亲打击最大的，还是内战期间，他最钟爱的二儿子意外身亡。我二哥私塾毕业后，到天津关银号学买卖，已经出师，开始给家里寄钱，1948年冬天外出为银行办事，被流弹所伤，不治身亡。他是家里读书最好、最有出息，可以说是家族的骄傲和希望。这一噩耗，让父母撕心裂肺，尤其是母亲，几次哭得昏厥。

此后又迭遭变故，家道败落，家里难得有欢乐的时候。我五年级时，在全区会考得了第一，都没有听到父亲的一声赞扬，甚至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一丝笑意。我揣摩在他的心里，我功课好坏已经无所谓了。平时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习，偶尔会翻翻我的课本和作业，看出毛病说两句，挑不出错来就不置一词，转身离去。每到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陪着他守岁，我看小说，他看他的书，父子俩直到子时煮饺子上供，也说不上几句话。

我在乡村长到十四岁，基本是散养。母亲对我非常疼爱，却并不约束我，但我必须完成家里分派的农活，诸如给牲口打青草，麦收和秋收时帮着抢收，等等。其他时间就没人管我，我可以跟小伙伴们疯玩儿，怕家里给派活也可以躲到村外的树上看书。小学的前三年，是在本村学校就读，感觉上学的时间还没有放假的时间长。读书要服从农活，麦收要放假，暑假要放到秋收结束才开学，离春节还老远就又放寒假了。也就是冬闲的两个多月和春天青黄不接的三个多月，是上课的时间。稀里糊涂上完三年级，村里没有教四年级的老师，不得不每天走七里地到孟庄小学读书。

因为不是农忙季节，早饭没有主食，只喝粥，年成好粥里会有红薯、胡萝卜、蔓菁，农村的那种大海碗我会喝上三碗。胃口大就是那时候撑出来的，今已年过八旬仍不明白现代养生学的“七分饱”是怎样的境界。每顿饭须吃饱才舒服，当然也是没出息。那时虽然被三大碗黏粥撑得肚子鼓鼓的，但出村不多远就开始撒尿，走七里路不知要撒多少泡尿，到学校肚子就瘪了。下第一节课就感到饿，忍不住会掰一小块本来是中午饭的饼子充饥。比成年人手掌还略大一点的饼子，是玉米面或掺和了高粱面在锅边上贴出来的。每到下课吃一点，到中午放学，外村的同学都在教室吃午饭，我却无饭可吃了。看着别人吃东西，自己就更饿，也特别尴尬，只好躲到学校外面找个没人的暖和地方待着，估计快上课了再回教室。

1954年冬，母亲去世，我的童年也结束了。母亲葬礼结束后，在天津工作的三哥要起程回津，当着全家的面突发豪言：“老兄弟只要考上天津的中学，我负担全部费用。”不知他当时是觉得我能考上，还是认为我考不上。当时三嫂和他们的孩子都还在老家。他或者是这样想的，“家里替我照顾老婆、孩子，我负责供老兄弟上学。”

所以我的小学只上了五年半，当时农村是寒假后升级，城里则是暑假后升级。1955年夏天，六年级刚上完半个学期，到天津考中学，没想到考题很容易。原来农村的小学课本，比大城市的小学课本要深得多，尤其是数学和语文。出了考场我就知道，除非他们歧视农村的考生，否则我就不会落榜。

入秋后，根据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我到学校报到，按学校大门口贴出的分班名单找到自己的教室。一位温和秀婉的女老师已在教室等候，她显然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指定我在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坐下。上课铃响后，老师先自我介绍姓苏，然后根据入学考试的成绩宣布五名班干部的名单：班主席蒋子龙、学习委员李××……

我竟然是全班第一名，这倒没有想到。更没想到的是，班里还有临近天津的霸县、仁丘、胜芳等多位外县的学生，有两三位同学已经结婚，其中刘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这个班可真是一个城乡混杂、其乐融融的大集体。

从此，我由一个农村散养的少年，变成离开故乡的漂泊者，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人生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

世上或许真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一辈子安稳度日，大道平直。我的生活轨迹，却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却又不是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能解释的，其命运曲线是不能简单地用“福”和“祸”可考量。1960年8月，我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平生第一次拿到了三十六元的工资。当时这笔钱省着点用，可养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在农村几次饿得周身浮肿，命悬一线，家里太需要我能挣钱了。

就在这时候工厂武装部通知，全厂高中和中专毕业的适龄青年都要报名参军，符合条件而不报名是政治态度问题，没有人敢逃兵役。我自然也不例外，但心里有数，这种讲政治的事没有我的份，在当时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五种家庭中，我出身富农，排在第二位，只这一条当兵就不够格。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是全天津市唯一一个受处分的中学生，因为当时上边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这第二条算“政治错误”（后面细说），也够厉害，部队怎么可能要这种人？在学校被批判时因气性大，吐血，当兵对身体要求很严格，不可能要我这种肺上有钙点的人。所以，我报名应征不过是跟着走个过场。

据说以往征兵先体检，这次却是先进行文化考试，像高考一样，全市报名应征青年分在几个中学的考场。我不怕考试，加上知道自己不会被选上，心里也很轻松，交了卷就回厂上班，把招兵的事彻底扔到脖后了。过了大约一周多的时间，武装部长李永明，突然急呼呼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请我坐在他对面，他面前摊着我的档案袋，眼睛直瞪着我说：不要再回车间上班了，你被批准应征入伍了。我心头一惊，眼睛可能比他瞪得还大：真的，假的？

“假的还找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他告诉我，负责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专门来工厂一趟，看了我的档案，说蒋子龙这个兵不管什么出身、受过什么处分他都要了。原因是我在全市征兵文化考试中得了个第一名。读书时我在班里考第一是常事，但不可能在全市考第一……许多年后才想明白，或许有些城市青年不想当兵，故意不好好答卷。那一年天津市只招了三十个兵，编成一个新兵排，又是根据分数，季参谋让我当了新兵排的排长。我带着队伍上军车时，不知为什么想转头再看看天津市，却猛然发现三哥躲在胡同口的拐角，一脸凄苦地看着我。我知道他的心思，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心思，富农子弟当兵不是白耽误几年工夫吗？要少挣多少钱！不然我转过年每月就是41.64元，家里正指望着这笔钱哪。

入伍后继续上学，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才知道招兵时为什么那么重视文化考试了。每月津贴6元，正好是我在工厂工资的零头，除去买牙膏、牙刷等零星的生活必需品，我几乎不花钱，每两个月给家寄一次钱，十块八块也是好的。从海校毕业后参与绘制首张中国领海图及太平洋图集……这让我终生为傲。对中国的海域了然于胸，并实实在在地绘制成图，自觉对得起此生及自己的祖国。以后根据海图，中国政府一次次抗议外国舰艇侵犯了中国领海……渐渐世界都知道并承认了中国的领海线。

领海及太平洋绘制完成了，我也超期服役多时，命运常会阴差阳错，惟我家的“成分”却始终不变，在部队不可能升官，当兵当到头，就复员了。我复员却不想回天津，已经“胸怀四海”，还想见识祖国的河山，便带着全部证件和近两百元的复员费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想当然地认为凭自己的测绘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一定会受到欢迎，不想在兰州等候转车时打盹儿，证件和钱被偷光，多亏“兰州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把我送上东去的列车。回部队重新开复员证，部队为防止我再私自“支援边疆”，特意在复员证上注明只能到天津报到。

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科长，大都结婚、分了房，那时工厂管复员军人一律称“傻大兵”，因为拿二级工的钱，却什么技术都不会。我复员了却又成了“大兵”，但我不傻，我有技术，劳资科分配我去锻压车间。车间发给我一身粗帆布工作服，黄色大头鹿皮鞋、安全帽、手套等全套防护用品，还有单身宿舍的一张床，并通知我上夜班。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高高兴兴地回宿舍休息。

晚上十点钟，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向八级工班长陈廷礼报到，他却让我回宿舍睡觉，明天按时到厂部报到。我跟他百般解释，我不是当官的转业，是当兵的复员，只能当工人，一定是哪儿弄错了，明天到厂部还会把我打回来，多麻烦……他说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这是上边传下来的话，你的关系都转到厂部去了，车间还怎么留你这个人？是冯厂长亲自点名让你给他当秘书。陈廷礼的话不可信，我很清楚自己此生没有当干部的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第二天到厂部报到，果真是给厂长当秘书，也不好当面问厂长为什么选我，实际也来不及问，他简单地向我交代了几句当天的工作安排，就跟着他去新电炉试生产的现场了。我自己心里琢磨，我们厂是国家156项重大项目之一，所以派冯文斌这样的中央大员来筹建，他是长征干部，共和国建立之初主持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我查《名人词典》，称他是“著名的中国青年领袖”。像他们那批老干部，没有几个是出身“红五类”，所以在冯厂长心里对我的家庭出身并不是很在意。我从1962年起，在报刊上发表点散文、小说，这些作品本不该进档案，冯厂长不会知道，但我有一篇描写部队生活的作品《西瓜熟了》，是按小说写的，纯属虚构，寄给了《人民海军报》。海军报竟当作通讯加花边发表在第一版上。部队每天晚上有半小时集体读报，读到我的小说一片哗然，政治部黎干事当即把我找去好一顿批评，说我瞎编，影响恶劣……此后再不敢给军内的报纸投稿。或许那次“瞎编事件”，进了档案？

许多天以后，厂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原空军上校转业的老陈，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冯厂长对我的文字有印象还是在我当兵之前。两千五百吨水压机试制大型五拐曲轴成功，当时在机械制造业是填补空白的发明，实际也是冯厂长的贡献。我写了篇比较长的通讯，发表在《天津日报》头版头条，厂长为此注意到我太正常不过了。

也正因为这次提拔，以后“文革”爆发我成了“走资派的黑笔杆子”，有时造反派觉得这顶帽子不够解气，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遣送车间“监督劳动”。总归还是受大累的命，大小一当干部就招祸。1955年我从沧州考到天津上中学，报到第一天分班，班主任根据入学分数任命班干部，我竟然是头一名“班主席”。两年后，一位昨天还讲课的老师，转天被打成右派，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师“够倒霉的”，被同班的一个学生告到学校“运动办公室”，以“同情右派”罪遭到全校青年团员开大会批判，然后撤掉班主席职务，给予严重警告，调到别的班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所以对回车间劳动我从心里能够接受，无非是打入另册，被排斥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从此也不必再怪罪家庭出身不好了，自己本身已经在工厂里开始享受“富农”待遇。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我又烙大饼似的成了车间领导。不想工厂的提拔，又招来一场祸，皆因我手痒痒写了小说“乔厂长”，引起一场大风波。本市大报用十四块版围剿，中央大报发长文支持这篇小说……国防科工委创作组知道我在天津的日子不好过，想调我进京，给正师级待遇，带家属、给房子……这么好的事我自然心动，但心里对突然降临的好运总有些不敢轻信。科工委给工厂发函，工厂领导正为我挨批抱不平，竟欣然同意。

科工委张大校来天津为我转档案关系，当晚在我家吃便饭。天津文艺界“进城干部”、《天津文艺》主编万力，从来没有到过我家，那天晚上不知刮哪阵风，他突然闯进来，见到张大校自然知道我明天就要调走了。他没说几句话，也没说有什么事，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很快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原来他是回家给市委一个领导打电话，市委连夜通过第一机械工业局给我的工厂下令，以我是“人才”为由不准放我走。第二天科工委张大校一上班赶到工厂，碰了钉子，已经说好的事黄了。

万力或许把我当“人才”，往坏里想这就是又整你，又不让你逃，捏在手心里整起来多方便。但创作本就是绝处求生之路，文学是逆境之果，越批我越写，让“文革”式的刀斧手批不胜批，毕竟不是能全面封杀我的大环境了。几年后，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上边让我主持作协日常工作，我坚辞不干。宣传部管干部的副部长林代柱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把我纳入干部系列，给个副局级，我当即拒绝。还是游离在干部系列之外、以写作为主心里踏实。

后来被选为天津作协主席，仍然只挂虚名，不管事。不管事，就不碍事，人家方便，自己也心静。不想虚名一挂就二十多年，到七十多岁才给摘掉。我一向不喜欢“人生如戏”的说法，觉得有些轻佻、游戏的成分。深长思之，却不无道理。戏有多种，正剧、闹剧、悲剧、喜剧，或一出戏里有正有邪，有悲有喜，剧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出人意料……

如西哲所言：“我们是被称作人生的大戏剧里热心的共演者。”到晚年，我觉得命运为我编排的人生剧本足够丰富，我认了，没什么可抱怨的。

劳动何须监督

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多次被问及：“你是愿意当厂长，还是当作家？”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厂长。紧接着会再问：“为什么？”我说，喜欢机器，喜欢手艺道，喜欢物质创造的过程。

这样的回答又引出下一问：“那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当厂长？”我只有苦笑了，当初写作可以自己选择，而厂长却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有细心的人私下里会详细追问什么是“手艺道”？这是老技术工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对徒弟重复最多的教导就是“要讲手艺道”，最严厉的批评是“不讲手艺道”。“手艺道”是手艺人的信仰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包括掌握一门手艺的快乐。也就是劳动的快乐，即“志于道而游于艺”。

说来甚奇，是人生的阴差阳错，抑或是命运的鬼使神差，在我被“监督劳动”的岁月里，喜欢上了手艺，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

“文革”开始后，由于我曾发表过小说，那时所有小说都是“毒草”，又是厂长秘书，“不光炮制毒草，还经常为走资派炮制黑报告”，参加了驻厂四清工作队专案组，“整理黑材料”……理所当然被打成“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用纱布蒙着半边脸被赶出办公大楼，遣送锻压车间“监督劳动”，干“特级重体力劳动”的锻工。

在曾经标榜劳动是“光荣的”“神圣的”“能创造一切”的同时，劳动又是惩罚的手段，“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下放劳动”……法国哲学家亚兰则概括为：“劳动既是最好的，也是最恶的。如果是自由的劳动是最好的，如果是奴隶的劳动就是最恶的。”他所说的“奴隶的劳动”应该是指纯粹的苦役，对我的“监督劳动”，似乎是属于比“下放劳动”略重的处理。说实话，当时我的精神上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只是认命罢了。我早就十分清楚，自“土改”定了家庭成分，自己这辈子就是在底层靠干力气活的命。

我初到车间，真正的尴尬是技术上不摸门，精神上并没有太多被“监督”的感觉，除去个别极端的造反派对我侧目，一般工人对我并不歧视。因我犯的是“路线错误”，跟群众没有私仇。在被监督劳动之前我曾被关过两个月的牛棚，正是北方最冷的时候，我和犯路线错误的走资派可以坐在耐火砖上写检查材料，屁股底下还可以垫稻草袋子或其他防寒的东西。其中一个“坏分子”犯的是花案，他在男女关系上有特异功能，无论多漂亮的女人只要跟他对上眼神或被碰了一下手，那女人就是他的了。于是他给厂里一些漂亮女人的丈夫戴上了绿帽子，那些人自然想置他于死地。看牛棚的造反派让他坐在冰块上写检查，整夜整夜地不让他睡觉，交代勾搭女人的细节……

看到造反派对待他的态度，我暗自庆幸多亏是只在纸上虚构一些情爱故事。车间的工人们还没有觉得我“瞎编”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切身的利害，还有人公开议论，说我不是“受大累的命”，早晚还得“上去”。特别熟悉的年长者甚至称我“子龙”，年轻的喊“蒋师傅”，特别是一吨蒸汽锤生产组的组长和工人，完全不拿我当“牛鬼蛇神”看待。

在“文革”社会时刻处于紧张状态的大环境下，躲在生产第一线，精神上反而相对宽松。隔行不隔理，我毕竟是从水压机车间参军的，加上我铁了心要掌握这门打铁的技术以安身立命，两年后，我在一吨锤上就能独当一面了。当你因技术上拿得起来而受到工人的尊重，其欣慰和欢愉是难以形容的。真难以想象，竟然是在被“监督”的情境下，反而体味到了劳动的意义和快乐。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锻打一个82公斤的方套，一块25厘米×30厘米的方钢，正中间要冲出一个15厘米的圆孔，孔不能偏，不能斜，四个边的厚度一丝不能差，工艺要求极严格。一人锻打一个，用钳子夹着方套在砧子上翻飞旋转，每一个飞快的瞬间，必须让锤头砸在该砸的地方，稍偏一点，82公斤的钢坯就会如导弹般飞出去，砸到哪儿哪儿毁，伤了人就是大事故。打造这样一个外方内圆的锻件，还必须用“四火”完成。所谓“四火”，从炉膛里掏出烧红的钢坯，锻打到钢坯发黑变硬，放进炉内再加热，回炉烧一次算“一火”。烧得次数多，钢料损耗也多，锻件就报废了。

在我前面的几位师傅，最高的是六级工，最低的三级工，由于多年没有涨工资，他们的实际技术级别应该更高。当时正值隆冬，我们都光身穿着帆布工作服，“四火”下来上衣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但活儿干得非常漂亮，跟工艺要求分毫不差。当时那种纯粹的全身心巨大的快乐，令我终生难忘。

一直觉得我在车间干不长的组长，用卡钳量完我的锻件尺寸以后，对着我竖起大拇指，“没想到你还真是铁了心要干这一行！”我说，命中注定只能当工人，不会再离开车间了。他随后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都不会忘的话：“你脑子好使，将来如果还有评级，你会成为大工匠。”

他这句话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信心，我没有别的希望，“监督”不监督无所谓，反正都是当工人，卖力气也要卖得漂亮。其实当我技术上过关以后，每天走进车间精神是愉悦的。先到锤前看看工艺图纸，知道了当天要干什么活儿，心里就想好这个锻件怎样变形，要用几火，然后准备好工具……当我拿着合适的钳子往锤前一站，只是一个单纯的劳动者，心里想的，眼睛盯着的只有锻件，加上冲击力的一吨重的锤头，随着我的手、我的眼神飞速起落，人、钳、锤合为一体。那种感受，让我迷恋。从那时起，真正认识了劳动的含义，它滋养了我的精神，灵魂活在充满挑战的劳动中，浑身散发出一种享受生命的热情。在那一刻才感到自己身心是自由的，并富于创造力。

实际上，自我在一吨锤上能独立操作，车间里极少还有人把我当成另类，只是被排斥在造反派的“革命活动”之外，诸如各种各样的“批斗会”等等。工厂的生产最底层，毕竟从事生产的时候多，“革命”的时候少。生产的时候我是不会被歧视的好手，造反派“停产闹革命”的时候，只要不批斗我，我就可以在一吨锤更衣室休息，或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比如用废弃的钢板打一把炒勺，供自带饭菜的工人热菜、热饭。细想，造反派掌权后对我的“监督劳动”，反倒是“解放”了我。

不能成事，就成家。我已二十七八，开始筹备结婚。当时结婚讲究“四十八条腿”，即满屋新家具的腿加起来要有四十八个。我没有那样的条件，结婚不可少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而且没有正式的木料，每个月每户凭购煤本供应二十五斤劈柴，我三班倒有的是时间，在卖劈柴的日子都是顶着门进去抢些大块的劈柴，回到家拼成能用的木板。俗称“艺高人胆大”，技术有相通的一面，我有了铁匠手艺就有了敢做木匠活的胆子，反正是自己用，难看点也不怕。大床做得粗糙，但很结实，四根腿很高，一间屋子半间炕，床底下可以放很多东西。到做成大衣柜，就像模像样了，再做其他小件家具就很轻松，有了享受自己手艺的快感……此后家里的电工活、水管子坏了、房顶子漏雨等等，都难不住我了。

处在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最底层，劳动技能也就是生存能力。每天上班后同组的工人们会交换“物资信息”，谁看到哪个菜市场门口卸白菜了，谁听说哪个副食店进了咸带鱼……我下了夜班一般都会骑车把长春道、大沽路等几个市里知名的大菜市场转一圈儿，大多时候是一无所获，当天也就死心了。工厂在北郊，家在城西市郊接合部，大的菜市场都在市中心区，进去一看空空荡荡扭头就走。那时偌大的一个全国直辖市，在我的自行车轱辘底下显得很小，花上两个小时，很容易就兜一圈。

到底是“特重体”劳动训练出来的体魄，特别是身怀一门手艺，尽管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但心里还是有点生活的底气。“艺多不压身”，且受益终生。至今年过八旬，仍然没有丢下家里的力气活儿，不怕出大汗。这是当铁匠的习惯，汗出透了痛快。如先哲所言：“一日的劳动可获得安眠的夜，一生的劳动可换取安宁的死。”

新冠疫情前曾动心托人在农村买块地或荒山，“晴耕雨读”或开荒种树，在劳动中终老。此愿或许被病毒给耽误了。

衰老是一门学问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并非指老了还能读书学习，而是指：“老”是一门学问，需要认真学习并摸索着怎样一点点变老、接受老，并老得丰润和畅。

衰老首先是一种感觉，感觉分主体和客体，一般都是自己还没有感觉，别人先觉得你老了。因此，“老的学问”，大多要靠自学、自悟。我面显老，四十多岁乘公交车就有人喊“大爷”。我付之一笑，并不往心里去。真正当头棒喝是退休后办不了信用卡，一个晚辈告诉我，这里的规定，已经退休的人，银行不再给办信用卡。银行是最严肃守信的地方，他们认为你老了，你就必须接受这个客观现实。

从那时起，我就经常提醒自己，老了要知趣，别讨人嫌。如果不幸在马路上摔倒了，只要还有口气赶紧爬起来，别让人把你当碰瓷的。我乘地铁，车厢里有座位就坐下，没有座位就找个角落站定，面向车窗外，绝不跟座位上的年轻人对眼神，免得让人厌恶。让座给你不甘心，不让座心里又不自在。

一个人的衰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理智上服老，不等于躯体也服老。我常年运动，面老体健，有时会忘了欧阳修的教导，“老健”同“春寒、秋燥”一样都是靠不住的。七八年前的初冬，我要去南方猫冬，带足了自己所爱而南方没有的东西，诸如熬红薯粥的新棒子渣、天津嘎巴菜、当年的新小米……背上一个双肩包，左手一兜子书，右手一个拉杆箱。那天正好雨夹雪，到机场下了出租车，还要穿过一条川流不息的公车道。上道边的台阶时左脚踩滑，连人带背上鼓鼓囊囊的包都窝跪在台阶上，幸好右手紧抓着拉杆箱，人没有完全摔倒。挣扎着站起来，忍着剧痛，托运了行李，上了飞机。下飞机后靠止痛片又忍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检查，左脚掌跖骨掰断，右膝拉伤，掉了三块骨头渣，医学上叫“游离体”。当它“游”到骨头缝里卡住，立即疼得动不了劲儿，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紧闭双眼出大汗。用手慢慢揉搓膝盖，等游离体从骨头缝“游”走，就可以活动了。静养了两三个月，再下地要拄双拐，然后是单拐，当把单拐换成手杖，从生理到心理都老了。

嘴上说服老不算数，人是“摔”老的。

每个生命都是不同的个体，一个人一个老法，养生专家关于“老”的说教，以及一些知名老人关于“老”的经验，听得让人耳朵起茧子，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别人的老法变老。比如，“老了要快乐，多笑，不生气”。人是感情复杂的生物，又是社会动物，七情六欲、忧思悲恐惊，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快乐是你想有就有的吗？快乐是自然而然、不期而至的，纯粹发自内心的个人感觉，有不同的缘由和层次，诸如生理上的快乐、情感上的快乐、明事理带来的快乐……快乐不是强笑，无缘无故地傻笑是痴呆，悚然陡然地狂笑是发疯，暗自奸笑是歹毒，常常苦笑是抑郁，随着口令一起扬着脖子大笑，那是装快乐，不是真快乐。

所谓强制自己不生气，如果不能像圣人或世外高人那般达观，就只有自憋暗气，当面不生气，背后没完没了地气自己，受到的伤害更大。你是社会中人，就得承认“人活一口气”。气是生命的根本，气亏了，气绝身亡。身体靠气托着，气力、气力，有气才有力。该生气时就得有气，有气理更壮，说理更有力。有时动气乃至震怒，反而能导气，把火气发泄出来，不憋在心里转化成毒素。

人到老年尤其需要正气、骨气、义气，《黄帝内经》载：“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器必虚”。不要让人觉得“老了变坏，躺在马路上耍赖”。唯有如此或许才能达到一般凡人所希望的那样：“老得慢，死得快”——即说走就走，逃过疾病，是谓“后福”。

还有，说什么“老了不要为儿女操心，只需满足自己的愿望，想吃啥就买，想去哪儿打好行李就出发。老了要有三种自由：看病自由、房子自由、国籍自由”。说梦话，你以为自己是谁？为什么老人都爱自家的第三代人，并非第三代人特别需要这种爱，而是老人自己需要这种爱的慰藉。一个感情正常的人，总要疼爱家人和挚友，老了更需要有亲情和友情滋养生命。我曾送过儿女和孙女、孙子早晨去上学，如今他们都长大了，但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喜欢在阳台上一边活动腰腿，一边看家长们送孩子上学，大多是爷爷、奶奶们送孙子辈的人。

我之所以主张老了该生气就生气，该操心就操心，就为了一个目的——尽量保持正常人的智慧和情感，不要变傻。痴呆后忘记一切人间烦恼，等于还活着就喝了“孟婆汤”，对本人来说未必不是上帝的恩赐。但很难保持一个老人应有的尊严了。《旧约》里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一个文明友善的社会，视老人为民众的尊严，一个老人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就是受人尊敬。

“老”是实践，不是理论，是一次次的教训，一次次的感悟，慢慢体味到衰老是怎样一个过程，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如先哲所言：“老似名山到始知”。泰山、黄山你得去爬一次，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衰老可不是“看景不如听景”，只有自己进入老境，才能边老边咂摸，慢慢体会“老”的奥秘。

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的人“恶老讳死”？衰老也是一种成长，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按洪迈划分的人生五个阶段：一、“生计”，承欢父母膝下，没有特殊情况，少年时期大多是快乐无忧的。二、“身计”，“骨强志健，问津名利之场……”三、“家计”，“日夜注思，择利而行，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最后两个阶段最难过，“老计”和“死计”：“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远，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

人有什么样的老境，取决于“少年时发了什么芽，青年时开了什么花，中年结了什么果”，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所以到老年最难的是“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这样的衰老如入“八卦炉”，到死前要炼得内心干干净净，回首一生圆满，没有丝毫怨恨、遗憾和愧疚。什么人老了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一般人进入老年，才真正认识自己，就会在精神上对自己进行清算。一个人终其一生，怎么可能没受过伤害和羞辱，或犯过这样那样的过错，这些都如毒蛇般纠缠于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袭上脑际，啃噬已经很脆弱的神经。身体任何一个部件脏了都很容易清洗，怎样清洗大脑里积累了一生的垃圾？

所以说，衰老是一门学问。但是，这门学问没有标准答案，学好学坏、学深学浅，甚或学与不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需要和感悟。一般就两种态度：一种是“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这是往死里学，老了要成精。另一种是“老来万事付无心，巧语不如喑”。不是装聋作哑，老装也太假太累了，是真的活明白了，无须说，说无益。该老就随它老，老得自然，自然衰老，无论最后的岁月里发生什么，都扛下来，反正后边有个“死”接着。

既然先贤说“老似名山”，哪个名山不是风光无限？说一千道一万，人之老矣，还是先以享受这“无限风光”为要。

经营文字管理快乐

我与老友孙洪福先生，俱已须发苍苍，回首两人一次长达十几年的合作，感到无比欣慰和快乐。有人说，人生很短，能干成一件事就是幸运的。如此说来，洪福兄即是这幸运之人。他在社会正需要一份经济类杂志的时候，因时依势参与创办了《经营与管理》，出任主编后，使杂志风生水起，一路凯歌高奏，洛阳纸贵。也为自己的生命，涂上浓重的一笔色彩。

“人生历万事，而足证遭逢”。在杂志势头正猛的时候，他约我在上面开一个专栏，名为“经济快语”。并对我说，没有太多的限制，谈经济，说文化，讲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只要跟经济沾上点边就行。我俩都在工厂里摸爬滚打过二十多年，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并不陌生，何况是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任何话题想跟经济不沾边，反倒不那么容易。我的材料库里有许多不能用于小说创作的“边角余料”，正好用来写随笔、杂文。

一开始我比较谨慎，深知自己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的“有争议作家”，绝不能给老朋友添乱、惹祸。几个月下来，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发现经济界的读者，特别是厂长经理们，跟社会上和文化界的读者差别很大，他们喜欢言之有物说真话，尤其欢迎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的文字。似乎还没有发现对我的文章告状甚或闹事的，也许有这类事洪福也不告诉我，自己担了下来，我却渐渐放开了笔墨……

洪福兄作为主编，从不枪毙我的稿子，倒常常给我出题目、提建议，把企业界的情况、读者的反馈以及他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两人精神的锋芒、思考的力度默然相契，“经济快语”的专栏，成为我们思想上的合作，想停下来都不容易。大半生过来，我在其他许多报刊上也开过专栏，短者数月，时间最长不过三五年，在《经营与管理》上的“经济快语”，一写就是十四年。

散文、随笔及杂感类的文字，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占很重的分量，其中相当数量的自己比较满意、被转载最多的随笔，第一次发表多在“经济快语”的专栏上。洪福把握契机与命运一同前进就是幸运，我则分享了他的幸运。而幸运是一种力量，把我们置于一种美好的关系之中，半个世纪来至情至性，相知相重。

他操守清正明通，为人极谦和宽厚，以他为中心，以《经营与管理》杂志为平台，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家与作家的群体。《商道》古训：低手做事，中手做市，高手做势。他把杂志的大势做成，此后的许多年，直至洪福退休后，网络大行其道，所有期刊都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了处境的艰难，《经营与管理》凭借兴盛时期留下的坚实基础，依然镇定自若地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提升“经营与管理”的水平。

四十多年过去了，洪福组建的作家、企业家群体中的一些人，成为长久的朋友，平时淡如水，相聚可交心。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商品社会，交下有“长性”的朋友不容易。而“长性”是性情和品格的经久体现，在剧变快如赶马灯的时代，尤为可贵。古谚云，“衣唯求新，友唯求旧”，免除了在这个碎片化时代寻找知己不遂的寂寥。

譬如，可称得上是世界名牌的江苏“黑松林粘合剂”的老总刘鹏凯，创造“心力管理学”，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我不敢说他在企业管理上的成就得益于《经营与管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管理上的心得形成文字，并不断提纯取精，是在《经营与管理》上起步的……他是这个群体中能武能文的典范。还有与韩国合资的三星电子的中方老总任铁梁、天津家具老名牌“五厂”的厂长张镇、新华制衣的创始人刘文祥、汉沽电机的周振玉厂长等等。

其中有一两位企业的朋友已经作古，有的临走时非要见《经营与管理》这个群中的一些朋友。有的洪福亲自去送最后一程，许多天过去了，一谈起来他还老泪纵横，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人也不见……请问，一个已经退休多年的杂志主编，和作者、读者的感情到了这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程度，世上能有多少？

最令我想不到的是，《经营与管理》隶属于市经委（全称：天津市经济委员会），洪福的顶头上司、经委主任张华国，竟是我原先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此公重文，洒脱豁朗，处人蔼然，他到任不久赶上“文革”末期的回光返照，市委下令要再一次对我及我炮制的大毒草《机电局长的一天》“进行公开批判，肃清流毒”。当时造反派已露颓势，大权被党委收回，“走资派”们又回来成了“当权派”。党委下通知要召开一个正常班和早、中两个班的全体职工参加的批判大会，当时天津重型机器厂号称有七八千人，除去上夜班的至少还有五千多人。但那天实际到会的不过一千多人。工厂的无数高音喇叭都像坏了一样不出声，并不催促职工去开会。这与以前召开批判大会的气氛大不一样，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造反派到各车间吆喝、轰赶，谁敢不去是要遭殃的。会前我由车间打电话问厂部，批判时我是站到台上，还是在台下？厂部的人请示了书记后答复我：坐在下面。批判大会由厂部一个管宣传的干部主持，四个发言者，念完稿子就散会了。显然是走过场应付上边。

“文革”结束后，国家要给企业职工涨工资，下达的指标是百分之二，每个车间无论工人、干部，升级涨工资者百里选二。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加上经历过“文革”大家心散而胆大，争抢非常激烈。我自然置身事外。待到全厂涨工资结束了，作为书记的张华国，手里竟早就扣住了一个名额给了我。我自复员回厂，包括给厂长当秘书，一直没涨过工资，当时我已经在车间管生产了，自觉管得还可以，也应该给我涨工资了。但“文革”中我名声太臭，“全国批倒批臭”，全市文艺界在中国大戏院召开对我一个人的批判大会……张华国若没有非凡的胆识，对大势的判断有信心，怎敢给我这样一个人预留升级的名额？心和者仁，大智贵乎早决。我离开工厂后他也调到市里，想去看看他却不得其门而入，如今竟在《经营与管理》的作家与企业家的联谊会上又碰面了，其愉悦、亲和自然溢于言表。

有这样一位上司，难怪洪福兄能放开手脚，尽展其长。

《经营与管理》的铁杆作者中，还有天津邮政局学者型局长仇润喜先生，精于中国邮政史、书信史的研究，著述颇丰。早于我为《经营与管理》撰稿，在上面发表文章一百五十余篇。仇兄也是洪福老友，品迈沉实，福相融合，是杂志的作者与读者联谊群中的“寿星”。正因为此，当时我心里确有一点嘀咕，生怕有宵小之辈说《经营与管理》是“同仁刊物”。虽然“同仁刊物”并不是坏话，在鲁迅时代所有刊物都是“同仁刊物”，包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但在现代，“同仁”二字若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生事，不是不可能。俗云，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在洪福主编气场强大，刊物办得好，上面有庞大的经委支持，杂志在所谓“环渤海经济圈”中始终一枝独秀！

“宽容乃恒，温厚即久”，是洪福的性格、交友之道以及办刊方针，使《经营与管理》团结了一大批企业家、读者和作家，这也给杂志注入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在杂志创刊四十周年之际，老友新朋津津乐道这本杂志的故事。对于洪福先生和他的编辑们，创办《经营与管理》，是“经营时运，管理人生”。如亨利·福特所言：“工作是你可以依靠的东西，是可以终生信赖而永不会背叛你的东西”。

对于像我这样的投稿者，则是经营文字，管理快乐。我在各地投稿无数，但写作并不总是快乐的，惟跟《经营与管理》的合作，其快乐是难忘的。值此杂志创刊四十周年之际，兴匆匆成文以记。聊表谢忱，兼致恭贺！

（原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