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一 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1899.6.14～1972.4.16），日本20世纪著名作家；他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日本第一位、亚洲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自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川端康成的研究无论在日本本土还是中国学界都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一）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

作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名字随同他的作品给日本文学界及日本民族带来了振奋。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关川端康成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开始，其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在继续。梳理日本本土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大致表现出几个特征。

其一，对川端康成相关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十分详尽。

众所周知，川端康成文学全集是由日本著名的新潮社出版的。新潮社在1948年至1984年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曾四次编辑出版《川端康成全集》，而且最后一次于昭和55～59年出版的35卷本《川端康成全集》（外加两卷补卷本）几乎将川端康成的所有文学作品（包括之前从未发表过的文学创作），以及日记（包括一些之前从未公开过的日记）、书信、笔记、歌稿等全都收录其中；全集同时还收录了川端康成的遗孀秀子夫人的《回忆川端康成》，以及其女婿川端香男里撰写的《解题》等。全集最为全面地为川端康成研究提供了可靠严谨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日本及各民族的川端康成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日本学界对川端康成相关各方面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十分细致，如读卖新闻社文化部在1969年7月整理编辑了《实录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的一个远亲川端富枝于1970年出版了《川端康成氏与川端家》，后来又于1972年增补了《年轻时代的川端康成与川端家》；每日新闻社也整理出版了《写真集川端康成》（1960年7月）；后来又有相继出版的《川端康成的基底》（教育出版中心，1979年1月）、《川端康成其故乡》（《新大国文》，1975年3月）、《川端康成母亲的秘密与替身母亲》（《国语与国文学》，1974年12月）等。这些扎实的资料挖掘工作为川端康成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对川端康成研究史的爬梳和研究文献目录整理汇编工作相较扎实。

日本学界对川端康成研究史的爬梳从1950年代就开始有学术成果问世，如村松定孝的《关于川端康成的评价》（《解释与鉴赏》，1957年2月）、三枝康高的《川端康成的评价·研究史》（《外国文学》，1966年8月）、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解释与鉴赏》，1975年7月）、羽鸟彻哉的《川端康成的“抒情”》（《近代文学6》，有斐阁，1977年10月）、林武志的《川端康成作品研究史》（教育出版中心，1984年10月）、羽鸟彻哉、原善编的《川端康成全作品研究事典》（勉诚出版，1998年），等等。这些对川端康成研究史的梳理一直伴随着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历程。

纵观日本学界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在注重文献的整理汇编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倾向性。从早期高桥新太郎编的《川端康成文献稿》（《川端康成作品研究》，八木书店，1969年3月）到后来林武志编的《川端康成战后作品研究史·文献目录》（教育出版中心，1984年12月）中收录的《文献目录》等，学界不断有大量关于川端康成文献整理汇编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指导着日本川端康成研究领域的进程，省去后来者大量的学术研究重复工作，从而促进了川端康成研究领域的快速推进。

其三，对川端康成文学研究视角丰富开阔，文本分析细致深刻。

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领域在20世纪就已突破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范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跨越文化和学科界限的多元化阐释与研究，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针对早期几乎各国的川端康成研究学者都在诺奖授奖辞的诱导之下更多地关注川端康成文学中西方因素和日本传统因素的现象，日本学界在21世纪以来的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川端康成文学中的东方元素，尤其是中国元素，并且已经有相较成熟的研究成果问世。比如，曾任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会会长的羽鸟彻哉的文章《中国与川端》（《成蹊大学文学部纪要》，1997年第3期）即对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从文学、美术、禅与吴清源等各方面进行探索研究，为日本的川端康成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其后陆续出现的诸如康林的《川端康成与东洋思想》（新典社，2005年4月）等，也都对川端康成文学中的东方元素做了积极地探讨。

从日本本土对川端康成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对川端康成文学中东方元素的关注相对西方是比较薄弱的一面，尤其对于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的研究成果更加薄弱，迄今只有个别专著中有少量文字的涉及，比如长谷川泉、武田胜彦编著的《川端文学——海外的评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9年）等，而专门对川端康成在中国的影响做出系统全面梳理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出现。

（二）中国对川端康成的研究

中国成规模地展开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期，1979年9月12日到20日，在长春召开了一次日本文学研究会议，会上提交的各种学术论文中就有关于川端康成的学术评论文章，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川端康成学术研究的新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学界如今对川端康成本体研究的成果已经颇为丰厚，并且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方面也得到了极大拓展与丰厚，但在关于川端康成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对川端康成的接受史方面的梳理成果却相对显得薄弱，尤其对于21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乃至社会各个层面对川端康成文学广泛深刻地接受与传播的研究几乎尚无人论及。

关于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史的梳理与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出现，只有两篇硕士论文——李彤的《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南屏秀的《中国川端康成研究史——以比较文学角度为中心》（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此有所涉及；另有一篇博士论文，即孙文慧的《〈伊豆的舞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黑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是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这一名篇为观照对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这一领域的论述散见于学术专著、教材以及学者的一些学术文章中。比如，孟庆枢20世纪末在《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川端康成研究在中国》，以此纪念川端康成100周年诞辰。文章对20世纪最后20年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情况做了分析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川端康成研究的发展方向。同年，李先瑞的《川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上、下）》（《日语知识》1999年，4期、5期）发表，其对川端康成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及传播状况做了一个史料性的梳理。王志松的《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兼论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第二次影响》（《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指出，川端康成作为亚洲作家成功借鉴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样板，曾有过两次对中国文学大规模的影响，一次是1930年代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第二次是1980年代对中国“寻根文学”和“先锋派文学”领军人物的影响。杨经建的《东方的“犹豫”：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曾梳理了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影响性关系，而东方式的“犹豫”是理解这种关系的构成点，也是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作家“意”同“道”合的原点基础。杨经建在《“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一文中总结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气质的基础上又融合西方“现代性焦虑”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忧郁”基调，具体折射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契诃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维特式焦虑”三种形态。2013年周阅在《新中国60年川端康成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对川端康成小说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低谷到高潮的巨大起伏，这主要是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变化所致。周阅将1949年以后的川端康成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间段，归纳总结和深入分析了其演进轨迹、主要特点及社会根源，揭示了文学研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同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学界的川端康成研究在川端作品中译本的整理和研究文献的收集汇编，特别是在中国川端文学研究史的梳理方面，缺少体系性的成果。如周阅所言，本课题的研究即致力于弥补这一缺憾，因为川端康成在中国的研究成果已经涵盖了多重领域和多个视角。

1.关于川端康成与中国新感觉派的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直接研究川端康成对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影响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厚。比如，吴梅芳的《穆时英的都市人生与川端康成的自然人生》（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即比较研究了川端康成与穆时英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但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背景以及由之形成的不同精神个性，反映在其创作中即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风格。文章从意象、人物形象、意境、意味四个方面进行平行比较研究，从而对川端康成和穆时英两位作家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贡献进行了深入探索，确认了他们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又如，金京哲的论文《川端康成与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特征比较》（延边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也对川端康成和穆时英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平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特征，对两位作家的文学审美价值及其文学贡献进行探索并有新的发现，重新确认了两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陈矞欣在《穆时英小说意向世界中的都市文化思索——兼与川端康成小说创作比较》（《名作欣赏》，2013年第7期）一文中亦指出，川端康成与穆时英在写作手法具有显著差异性的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思想情绪，都表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和病态都市文明的揭露，他们直接抨击现代都市异化灵魂的“审丑”与现代派技巧结合古典与自然的“审美”相结合，通过不同的路径寻找到了相同的关节点；赵天才的文章《新感觉派土壤里的两朵奇葩——施蛰存与川端康成的创作思想比较》（《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通过对两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试验中转向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发现他们在借鉴过程中各有侧重，川端康成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虚无与日本传统物哀美的有机融合，而施蛰存偏重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宋琛的《从新感觉派到新心理主义——施蛰存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名作欣赏》，2009年第4期）一文提出，以平行比较研究而论，施蛰存与川端康成都具有类比性与共通性，但以影响比较研究而论，施蛰存于川端康成有着承继性和受启性，二人都完成了向新心理主义的转型，背后体现着文学思潮流变的必然规律；戴忠星在《不一样的“新感觉”——川端康成和穆时英创作比较》（《九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中对二人创作进行了异同之比较，发现规律，期以之为鉴。

当然，中国学界也有通过中、日新感觉派的比较研究论及川端康成对中国文学影响研究的成果。比如，2006年东北师范大学宿久高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日新感觉派文学研究》就全面论述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形成背景、理论基础、创作风格及其影响意义，进而论述了其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以及中国新感觉派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学史意义；2003年天津师范大学金舒莺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日新感觉派比较研究》分析了中日新感觉派文学存在的共同点及差异性，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2004年北京语言大学吴霄岳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感觉派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和变异》中对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做了研究，分析了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较之以往小说具有的哪些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而挖掘在接受中产生偏离和变异的原因；2005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扬的硕士学位论文《日本新感觉派影响下的中国20年代新感觉文学》提出，中国新感觉派的作家们没有准确地捕捉到日本新感觉派的精髓，使中国新感觉派文学出现了流于重视语言表达和表面现象的铺陈而缺乏广泛深刻内涵的状况，揭示了中国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对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不同传承和发展。此外，王升远的《越境と受容1930年代の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新感覚派文学の翻訳紹介と誤読》（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用日文撰写，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角度考察梳理了日本新感觉派文学越界中国的路径以及中国对它的接受情况；他的《长久的误读：中国“新感觉派”的日本文学译介考辨》（《现代语文》，2007年第7期）一文中对中国“新感觉派”的日本文学译介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考辨，发现中国“新感觉派”在译介过程中有着求同存异、超越流派门户界限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译介唯新和多元并进的特质。还有桂强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与误读》（《世纪桥》，2008年第3期）分析了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们在对日本新感觉派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解和接受中都出现了偏离，从而中国的新感觉派最终不能代表在西方现代主义冲击之下中国文坛的状况；王向远在《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中日新感觉派的再比较与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1期）一文中客观地重新考察、辨析了大量的史料文献，从而得出研究结论，即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们从开始引进日本新感觉派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误解、混同和偏离，从而导致日本新感觉派传入中国而出现的变异。类似进行中日“新感觉派”研究的成果还有，闫振宇的《中日新感觉派比较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余艳的《中日新感觉派文学比较》（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靳明泉的《论中日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张小青的《中日新感觉派之比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刘凤娟的《中日新感觉派小说的异同》，（《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曲敏的《中日新感觉派小说比较谈》（《文教资料》，2009年第6期）；张玲的《浅谈中日两国的“新感觉派”》（《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史宗艳的《日本新感觉派与中国新感觉派的比较》（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金舒莺的《日本新感觉派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沈文凡、闫雪莹的《日本新感觉派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2期），等等。

2.中国当代作家对川端康成的接受研究

有关于中国当代作家对川端康成的接受情况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也颇为丰硕，这些成果相对集中在对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几位知名作家对川端康成接受情况的研究，对其他作家如王小鹰、迟子建等也都有专门的论述文章公开发表。

文章中，有关余华与川端康成的影响与接受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比如，吴文皓在论文《论余华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即述到，“余华最早的创作启示来源于川端康成”，文章通过比较余华与川端康成的创作在“死亡”“细部描绘”上的相异与不同之后提出，余华在川端康成的影响下开始学会写作的基本方法，学习川端康成从主观出发刻画细节的创作手法，从而为之后的文学创作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王亮在论文《死亡之美——川端康成和余华死亡创作主题之比较》（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川端康成和余华作品就共同创作主题从不同内容、不同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其不仅探究两位作家青睐于死亡主题的原因，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表达的终极意义；高建伟在论文《“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余华对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接受与超越》（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就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做了论述，并梳理了余华的创作轨迹及其在接受中超越的过程；丁雯在论文《川端康成文学对余华、王小鹰的审美心理影响研究》（辽宁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川端康成对余华、王小鹰在审美心理的影响，分析了其影响与接受的原因。关于川端康成与余华影响研究的成果还有丰厚的期刊学术论文，如王永兵的《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俞利军的《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俞利军的《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王欢欢的《余华与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比较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王福和的《余华早期创作中的川端康成影响》（《名作欣赏》，2011年第1期）；杨迎平的《论川端康成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许辉妮的《余华与川端康成叙事艺术之比较》（《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年第9期）；方爱武的《创造性的接受主体——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与外来影响》（《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蒋茂柏的《余华与川端康成的死亡叙述比较》（《怀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等。

有关莫言受川端康成影响与接受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康林在《莫言与川端康成——译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雪国〉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一文中，对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和川端康成的《雪国》进行文本分析，考察和论证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状况，进而重新评价和界定川端康成在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李红的文章《川端康成与莫言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为中心视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则提出，川端康成和莫言都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但在通过民族特色去实现世界性的过程中两位作家采用的具体实现方式各有特点。解德道的《论川端康成与莫言笔下不同的农村——以〈雪国〉和〈红高粱〉为例》（《青春岁月》，2013年第24期）一文，通过比较《雪国》和《红高粱》两部作品，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等角度对“农村”进行对比与解读，以发掘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徐瑞阳的《〈雪国〉对〈白狗秋千架〉的影响与主人公的形象关照》（《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一文也分析论述了《雪国》对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的影响，它使莫言“产生心灵上的感应”，建立起自己的“精神故乡”——“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作者还在剖析两部作品各自创作时代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对驹子和暖进行了比较研究。李红艳的《浅析川端康成对莫言文学的影响》（《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一文论述了莫言在题材内容、表现技巧等方面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滕野的《论川端康成对莫言文学的影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一文对莫言对川端康成新感觉派技术手法的借鉴、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方式以及作家精神故土的追寻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刘芊芊的《莫言作品的民间化叙述视角》（《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8期）一文中论述了莫言作品中“审丑”的争议，提出了莫言拥有如川端康成般敏感的性格，但却没有川端康成细腻的感伤的论点。

有关川端康成与贾平凹的影响和接受关系的研究成果亦有之，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就着眼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创作心态的演变，对川端康成和贾平凹两位作家的忧郁气质成因进行了论述，并从禅宗的角度分析探讨了他们在创作上走向低谷的原因；梁倩倩的《走过灵魂的伤怀之地——〈雪国〉与〈废都〉之比较》（《邢台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通过分析两部作品跨越国界达到了一种文学的契合，从而得出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能够穿越时空的局限，共同丰富和完善人类精神；牛雅玲的《贾平凹、川端康成小说的自然意识比较》（《科技信息》，2010年第11期）一文比较分析了贾平凹与川端康成作品中都具有的鲜明自然意识，指出了两种自然意识的不同特点以及出现此相异的根源。

此外，有关川端康成对中国当代其他作家影响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如王珊的文章《空灵与悲美——许地山与川端康成创作个性比较》（《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于敏的《论宗教对迟子建与川端康成“死亡意识”的影响》（《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李慧的《东方之美——迟子建与川端康成创作的审美比较》（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瑞涓的《艺术是牺牲自我后的超越——旅日作家毛丹青、李长声谈川端康成》（《中国艺术报》，2013年9月13日第3版）；李檄、张佐邦的《鲁迅与川端康成的孤独意识对其小说漂泊题材的影响》（《红河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等等。

3.川端康成与中国作家的平行研究

中国学界通过对川端康成与中国现当代作家进行的大量平行研究，充实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理论概念话语，为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灯塔式的借鉴与参照，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的向前发展。

在对川端康成同沈从文的平行比较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分析对比。这其中有从物哀、孤独意识角度探索的研究成果，比如孙艳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作品中孤独意识比较研究》（辽宁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玲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杨经建的《“忧郁”的写作：川端康成与沈从文》（《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郭思妍、张剑利的《孤独成就的文学家——川端康成与沈从文文学特质比较》（《党史博采》（理论），2008年第10期）等；另外还有一些从两位作家创作中死亡主题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如孙艳的《美丽与悲哀——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小说的死亡主题》（《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2期）等；亦有对两位作家从女性研究主题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盛竞凌的《论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创作中的“女性崇拜”》（《长春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从生态学立场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如汪慧的《生態学の立场から沈従文と川端康成の比较》（延边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从艺术手法层面的比较研究，如周小刚《异质同构的两块美玉——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比较》（《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8期）、于凤艳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小说中的“水”意象》（《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苏琴琴和刘洪祥的《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成果，如刘洋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的文化比较论》（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因为沈从文在风格上与川端康成有着相似性极强的创作特征，以及沈从文与中国传统作家风格的相悖之处，所以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颇受学者们青睐，其相关学术成果从数量上比较丰厚。

中国现当代文坛与川端康成具有相似的创作风格并带有一点日本韵味的作家还有郁达夫，因此很多学者也将比较的眼光投之于郁达夫身上。如吴建华的《川端康成与郁达夫》（《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沈慧君的《郁达夫和川端康成：邂逅于“悲哀”之径》（《浙江海洋学院》（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等等。

也有不少学者对川端康成与其他中国作家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如将川端康成与张爱玲进行平行比较。这类的文章有范芊娴的《川端康成与张爱玲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密、肖玲的文章《川端康成和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比较——从百子与曼璐的悲剧历程说起》（《名作欣赏》，2010年第33期）。还有一些文章将川端康成与其他作家进行平行比较，如杨晓瑜的《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南都学坛》，2002年第1期）；吴小华的《论郭沫若与川端康成小说的物心契合生命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等等。

4.其他角度的研究成果

除上述研究视角之外，学界还有人对川端康成做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和阐释，如张石的论著《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周阅的著作《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珊珊的硕士学位论文《川端康成的〈古都〉与日本文化的传承》（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年）；胡理博的文章《融合东西方文化之美的川端康成文学——简析〈伊豆的舞女〉》（《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等等。

对川端康成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文章也不少，如王珺鹏的博士学位论文《川端康成作品中的“色彩”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和孟庆枢的学术文章《川端康成与美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是从跨越文学和美术两个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而曲楠的硕士学位论文《川端康成与日本围棋文化》（中南大学，2008年）等文章则从文学与围棋跨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陈彩霞的硕士学位论文《解读宗教的终极关怀——以川端康成与宗教关系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则从文学与宗教的角度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纵观中国学界对川端康成的接受和研究是广泛且深入的，基本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都有涉足，并且这些研究成果中已然产生很多学理性强、学术性浓的优秀文章。但纵观中国学界对川端康成的研究，与日本本土川端康成研究成果比较而言，其在研究史的整理与梳理方面还相对欠缺，尤其对川端康成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做全面细致梳理的研究欠缺，因此使得探究川端康成给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坛带来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成果至今尚未出现。

二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川端康成的荣获诺奖，令其创作中凭借西方主流视野中另类、陌生的诸种元素几乎成了世界各民族都争相关注的对象，正如日本学者和刊物评价的，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居外国、包括欧美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第一位”。自1920年代开始到今天，中国对川端康成的译介、研究、传播和接受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尤其从1980年代开始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呈现出异常繁荣，这种态势直到当下从未停止，也从未冷却过。但纵观这些研究，大多都与世界各民族的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一样，更多地遵循了1968年川端康成获诺奖时评选委员会给出的评定：“其一，川端康成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日本民族的道德与伦理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西方文化桥梁方面做出了贡献”。且不论这一鉴定是否如严绍璗先生质疑的“这是很典型的欧美文学评论界和阅读界论说文学创作特别是东方文学创作的价值标准”[3]，单就川端康成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的意义就远不止于此。

川端康成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各个时期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及不同的意义。如今，关于川端康成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丰硕，但仍然尚未出现一部学术成果，可以将这一历经一个世纪的接受与传播史进行细致梳理，从而挖掘出各个接受阶段的特点，进而揭示川端康成在这各个接受、传播阶段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价值。然而不可否认，川端康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中国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川端康成文学对探寻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冲击下的东方文学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Anders Osterling给川端康成的评价，他“在架设东西方文化桥梁方面做出了贡献”。无疑，川端康成的荣获诺奖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探索的胜利，于是，对于面临相似困境的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文坛，川端康成毋庸置疑便成了其最恰切也最具有可行性的借鉴对象。

其次，川端康成文学在打破“载道教化”的中国传统文学功用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中，“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基本成为一直被强调的最重要的文学功用观，因此翻开中国历代文学史，留存史册的文学古籍基本构成了一部“性本善”的书写史。但当中国读者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时，则会陷入对背德、不伦甚至变态行为随处可见的惊恐之中，可就在他们满目惊恐的双眸中却又每每都能够洞察到一种清澈的人情美。就在这种美感的带领之下，再加上诺贝尔文学奖所具有的所指意义层面的心理暗示作用，中国传统载道教化的文学功用论遭到了质疑，进而转化到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强化，将中国文学回归到纯粹的文学。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国文坛亟需一场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受政治束缚的改革，此时的川端康成文学作品无疑成了最具借鉴意义的摹本。对此，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川端康成热就是最好的证据。

最后，川端康成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进而转向主情主义，真正回归到“文学是人学”的关照人情感层面的创作范式，为忙碌异化的当代中国人找回属于人的自然记忆，获得属于自我的存在感。回顾中国历代文学创作，多以反映规模宏大的历史图景、构造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讲述深刻实用的人生道理见长，故事情节基本成为关注和评价作品的首要和最重要的依据。而当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的舞女》等作品传入中国之后，令中国读者无从精准地阅读。川端康成作品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也十分易懂，但欲分析讲解其中内涵，则往往无言可讲。这其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文学评论话语体系中，对川端康成文学的解读理论话语严重匮乏，因为日本的“物哀”“幽玄”“寂”“慰”等美学概念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是基本缺失的，故而读者在解读川端康成主情主义十分浓郁的作品时往往显示出捉襟见肘的困惑。由此，中国文坛在对川端康成解读的过程也是学习接受日本传统美学话语的过程，川端康成文学带来的意义就在于给中国文坛带来了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之外的文学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来了日本民族主情主义相关的美学概念，从而更大地充实了中国文论批评话语体系。

川端康成上述日本味道浓郁的文学风格也给中国美学带来了改变和充实。众所周知，川端康成是一位致力于追求美的作家，他致力于唯美的文学创作、唯美的人生追求，就连其死亡都要努力在唯美的氛围中完成唯美的过程，并且用死亡来回避人生老朽的丑。因此，对他作品中美学的理解几乎成为理解他作品的全部意义所在，探索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美学思想即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探索中国作家接受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美学思想则更为重要。本论文将通过中国各个时期不同文学创作流派、不同文学创作个人对川端康成文学中美学思想的接受进行考察与梳理，进而探索中国当代文坛现状与川端康成美学思想的结合，这对于丰富中国美学的概念、完善中国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川端康成唯美的、主情主义浓郁的文学作品对于生存在当下中国社会快节奏工业生产中的中国阅读消费群体具有“慰”的功能与意义，正是从这一文学功能和意义而言，川端康成在21世纪的中国一直被读者广泛接受，并且在赛博空间中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如今，生存于近乎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中国人被快节奏的机器生产卷入高速运转的生存洪流中，昔日异域工业社会高压繁杂的职场环境和中国传统错综微妙的人际关系，使得置于其间的当代中国人想要逃离——哪怕一个短暂的避难所，对于为生活所累的人们也可以释放片刻心灵的重负，也会成为此刻人们人生的快意。而川端康成唯美的文学作品则能够带领烦躁不安的人们收获宁静的心灵体验，获得审美的心灵慰藉。

三 本课题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从上文所述中日两国对川端康成的研究综述中可以发现，两国学者都较少关注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史的梳理，更少有学者关注中国对川端康成接受历程中呈现出来的规律，以及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本论文力求能够将时间跨度尽量加大，将今天之前，川端康成进入中国视野之后整个所有的时间段都尽量囊括进来，针对20世纪已经有不少关注和研究成果的现状，将重点研究笔墨放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川端康成接受和传播状况的探索论述中；本论文也力求将空间范围尽量加宽，尽可能全面地囊括所有切实接受了川端康成的因素，其中除了之前学者们活跃的专业化传播空间和传播主体之外，21世纪以来更鲜明地表现出赛博空间的繁荣和草根批评的活跃。这种在大众媒体中接受与传播的活跃成为川端康成接受与传播的一个新现象和新问题，也是至今为止学界无人论及的新探索。

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为实证，二为美学。论文通篇都立足于细致、客观地考察与梳理各方面的事实依据，并将其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总结。众所周知，只有建立在扎实的事实考证材料基础之上的影响与接受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本论文在讲述到每一个对川端康成的接受环节时，都有大量的实证材料作为支撑，致力于将大量实证材料与笔者本人的言论及文本创作相结合，并对其进行爬梳整理和归纳分析，从而形成结论，以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和概括历史的真实。另外，川端康成是一位用一生在追求美的作家，他的文学不只是他的作品，也包括他的生活和生命，这就决定了对川端康成的接受不可能脱离美学的视角，并且美学的要素是构成川端康成作品的灵魂所在，因此几乎所有对川端康成的接受活动在很大程度都是对川端康成文学中美学思想的接受。故而，实证与美学的结合，是本论文研究的前提与努力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