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流动激活社会发展[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从一个“不流动的中国”转变为“一个流动的中国”，而“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14]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破解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38%上升至当前的71%，也就是说，子代的职业阶层地位与父代不一致的比例达到了71%。这表明，反映个体努力程度的自致性因素已经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15]

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间流动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流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常态。这让社会成员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可以实现更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不同区域协调发展。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不同区域不断形成新的社会联结。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如何跨越空间区隔、更高效率地配置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要素，一直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党和政府以前瞻性战略规划推动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94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1.8万多公里；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3万公里，其中高铁超2.9万公里，占世界的2/3。[16]随着国际领先的高铁和公路网络不断发展完善，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社会逐渐形成，并在多个维度上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面对流动社会，局限于属地管理和服务的传统思维越来越不适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强调协调发展、有序对接和一体化布局。当前，我国已经在养老、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形成并不断推动区域衔接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完善。可以预见，随着流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供给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将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针对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的特点适时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充分流动，不断释放人口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比如，我国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17]针对这一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劳动者群体，国家不断调整制度设计，着力保障其权益，积极构建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系。比如，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与其他职工一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又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此外，我国农民工培训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按照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进入新时代，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上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4～2017年，全国累计开展政府补贴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达3856万人次。[18]这些举措有力提升了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提升了流动人口群体在城镇发展的预期，推动流动人口深度融入城镇，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使流动人口更好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等文件出台，引导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财富积累和技能提升的劳动力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截至2015年底，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累计超过450万，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这表明，通过努力引导创业人才和高技能劳动力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流动制度创新正在逐步优化人力资本在不同区域的配置，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每个奋斗者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要看到，高水平社会流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人口高速流动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属地管理模式基础上，其特征是主要面向属地居民提供标准化公共产品，这在流动社会必然会遭遇一些挑战。比如，无论是建立在街居制基础上的城市管理体制还是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都无法有效覆盖流动人口，并对其实施高水平的管理、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在不断探索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以应对流动社会带来的新问题。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流动社会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模式、创新基层治理体系方面，还有很大的探索和提升空间。

流动社会的发展对构建社会认同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流动社会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样化观念不断碰撞，使得不同群体形成共享性社会认同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有效构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社会协调机制以及富有包容性的社会认同价值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些方面的深度制度创新，就要形成与流动社会相匹配的价值体系与保障体系。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对系统整合的宏观政策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口、资源和要素在不同区域高速流动，如何从整体上有效提升与之配套的服务与管理能力，成为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单一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需要在宏观层面，根据中国相关实际情况，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整体性制度创新，这对宏观政策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