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分化调整阶段，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逆全球化开始出现。受全球经济影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减速特征。但是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意愿和能力推进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重大跨国合作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对接国家间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也写入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的成果文件，这为“逆全球化”思潮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为重要的区域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区域发展再平衡具有里程碑意义。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新中国成功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先点后面”“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在带动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继“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之后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又一个“增长极”，支撑着新常态下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加速和赶超，也助力着东部地区经济的新一轮跃升。实践是最好的答卷，倡议实施六年多来，诸多省份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得益于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融入和对接。

北京具有中央和地方双重属性，同时兼顾“四个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城市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三角的互动关系使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任务：既要实现自我发展，又要发挥带头作用，引领国内区域平衡发展，还要对接国内外两大市场，助力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能够走深走实。这就需要北京充分利用地理、开放、信息、资本、创新、人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发挥好“政策牵引”功能、“文化交流”功能和“创新示范”功能。展望未来，随着我国逐步靠近国际社会中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首都北京需要持续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

全书共分为四篇。第一篇为国内篇，主要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由来、典型省份的实践效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对中国区域发展再平衡的重要意义。第二篇为北京篇，主要讨论北京“四个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城市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排头兵”的区位优势所在，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给北京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北京依托“政策牵引”“文化交流”“创新示范”等功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实现自我发展、如何引领国内区域发展，以及如何对接国内外两大市场。第三篇为国际篇，从全球视角讨论“一带一路”建设，梳理了国际分工理论中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正视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价值链分工中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所面临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平台下的全球价值链良性重构路径及中国方案。第四篇为专题篇，主要展示研究团队在全书撰写过程中已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全书的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一系列实践和成果充分体现了其在推动国内区域发展再平衡、谋求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方面已初显成效。国内不同省份、沿线各国都有针对性地对接该倡议。未来，国内各省仍需依据自身特色，避免产业定位雷同、跟风式转向、区位优势不明显等问题。

第二，北京“四个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城市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共振。“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有力后盾、现实抓手，“京津冀协同发展”又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相关、目标趋同。“四个中心”决定了北京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独特区位优势，三者共同促进北京“政策引领、辐射带动、路径探索、国内外桥梁嫁接”作用的发挥。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北京与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北汽福田、同仁堂医药、北京控股、北京银行等京企代表的先行实践表明，“一带一路”构筑了北京与沿线各国开放、融合的进出口贸易机制，并显示出巨大的贸易合作潜能，而服务贸易能够进一步激发这种合作潜能。未来，北京需要更好地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外部竞争优势，改善贸易逆差，升级传统贸易方式，并积极推动服务贸易重点创新发展。

第四，北京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北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以及重点境外园区建设，依托总部经济优势，在央企示范、带动作用下，市属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这有利于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构建。作为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北京应当进一步谋划新一轮服务业开放，完善市内营商环境。

第五，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最大限度地发挥北京的政策牵引功能，既要推进北京的发展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与“一带一路”政策对接，为全国各省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政策作出示范，还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应借助区位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双边政治关系，促进国家间产业政策的高效对接，以消除“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尚缺完善的制度体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参差不齐等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六，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的重心，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文化交流，是北京市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重要途径。北京应文化硬实力（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和软实力（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相结合，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但作为服务国际文化交流的“文化中心”，北京仍存在国际传播能力不足、文化产业融合不足等问题，需在加强与友好城市交流、构架话语沟通体系、做大做强文化IP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七，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及其蕴含的不确定性使全球价值链重构存在可能。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正为全球价值链良性重构提供着要素禀赋变动、技术变革、制度重构等外部条件，或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有力催化剂。我国应当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全球化新格局下不断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变局带来变数，变局也会带来机遇，这给国家、地区、企业发展都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问题，稳步扎实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放眼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奋斗的使命感和意志都不会动摇和改变，并将在新时代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历史性贡献。而这也正是中国对外开放再上新高度的初衷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