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村改居居民利益的研究样本和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对象主要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长三角区域农民利益诉求形态及其治理机制问题。本研究将农民利益诉求形态操作化为空间转向中的农民利益诉求、身份转换中的农民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转型中的农民利益诉求三个类型。由于村改居社区是城镇化的载体和代表，本书主要聚焦村改居社区。

在一般的学术研究中，城镇化研究更多地是从经济增长和城市功能规划的视角论述，对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以客体化或者虚化的方式处理、对待，这或许会导致在系列转向过程中农民主动性的、主体性的利益诉求无法落实，或许会导致农民在从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出现无法落地的问题。本书选择空间转向中的农民利益诉求、身份转换中的农民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转型中的农民利益诉求进行实证研究，使测量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同时根据私人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三个学界通用的范围，将农民思想构成划分为生存观念、发展观念、生态观念、合作观念、权利观念、家国观念等六个观念，将空间转向中农民最关心的利益诉求划分为土地房产权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供给，农民生活、交往的舒适保障，农民交往的组织网络和社会融入的诉求保障，农民发展的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供给和保障等，如农民进城的权利空间供给和权利获取机会以及行使的制度化供给等；将身份转换中农民最关心的利益诉求划分为就业机会、劳资关系、人格尊严、社会支持、户籍待遇、福利保障指标；将生活方式转型中农民最关心的利益诉求划分为人居平安、邻际交往、风尚民俗、休闲品质、政治参与、信仰信念等。这样可以使“思想”和“利益诉求”变成可以科学测量的工具，有利于从实质上抓住当前农民利益转变的真正内涵。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集中于组织化与村改居农民的合作诉求、健康化与村改居村落的社区环境诉求、富裕化与村改居农村的产业发展、公平化与村改居农民的保障利益诉求、便利化与村改居基础设施建设、平等化与村改居农民的户籍变革需求、尊严化与村改居社区建设需求、交往化与村改居农民的生活方式变革需求、融入化与村改居农民社会支持网络需求等几个方面。至于其他研究内容，将在书中附带说明。

本书研究视角，主要从农民利益观念构成的核心要素入手，以政策、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力图突破学界现有的研究局限，并在农民的利益激励、利益约束及其图景的模型构建方面有所建树，为揭示当代农民的满意度逻辑提供理论和决策支持。政策是现实的直接表现，从政策的维度解析村改居居民的利益诉求类型有利于“问题聚焦”；结构维度主要是针对区域的“地方性知识”，因为利益诉求会受到地域结构的直接影响，宏大叙事性的分析虽能体现出总体特征，但忽视地域文化、地域习惯、地域传统、地域经济、地域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就很难从实质上把握研究结论的科学性；过程维度主要是针对利益的复杂性而言的，因为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利益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而不断变换。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三种。一是问卷调查法。根据本书指定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和近郊程度，在浙江的杭州余杭区、萧山区、江干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下城区石桥街道及富阳区，安吉市，台州市，宁波的镇海区，金华的兰溪县和嘉兴的南湖区、海盐县，温州瑞安的湖岭镇，安徽铜陵五松镇和淮北刘桥镇，江苏常州和张家港永联镇，上海的宝山区和嘉定区，共选定27个有代表性的村改居社区，按照不同研究内容发放两套问卷共2800份，有效回收2252份。其中，第一套问卷分析的样本是1252份，第二套问卷分析的样本在其他各个区域不同。如衙前镇共发放540份问卷，回收51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95份；安吉市有效回收问卷83份。二是个案访谈法。根据研究的内容，采用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共收集访谈代表性个案43个。三是比较法。在上述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对这些村落的历史、城镇化过程、利益诉求的主要指标等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完成京津和珠三角及中西部区域等地城镇化资料的二次比较分析。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村改居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村集体经济已完成股份经济合作制改革，集体土地已基本征用完毕，村庄已全部或大部分完成拆迁，或近期已列入规划需整体征用土地和搬迁，且村民已落实安置计划中的行政村，可进行撤村建居。综上，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撤村建居型，村民不改变居住地点，只是按照原有村落集中居住，目前的村改居大部分是这类形式；二是集中搬迁型，将不同村落打乱集中居住，按照小区类型安置，这次调研的主要有12个村；三是留村就地城镇化型，住房为统一样式，根据地形按照小组分散居住。

从村改居的改革方式来看，各个村庄大都一致，只是在补偿经费和社区建设经费上略有不同。根据已经收集到的12个村改居政府文件，焦点都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对于土地，大部分是征用或由当地政府管理。村改居居民的具体利益诉求，笔者将在下文分别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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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原文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2] 赵定东、龚上华、张孝廷、赵光勇：《农村社区“上下联动”协同治理的机理与效用》，《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5期。

[3] 特别说明：村改居是一个特定用语，主要指城镇化后农村户籍改变、土地被征用后农村社区的新形态。即农村户口改为居民户口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农转非”；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当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农民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至少有2/3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不再以农产品收入为来源时，就满足了村改居的条件。但在当前，村改居有两种形态：一是彻底改制，如上；二是村委会并没有改为居委会，但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农村的产业化变革，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居住社区化、农民工人化。因此，对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区域（或称长三角地区，全书下同。——编者注）而言，几乎所有的农村社区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本书的范围也不局限在改制后的村改居，在个别论述中事实上包含了全部的农村社区。

[4] 梁平等：《政治诉求与权利救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5]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6] 有关利益概念的相关论述见赵定东《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第5～18页。

[7] 王伟光：《利益论》，人民出版社，2004，第7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2页。

[9] 西方古典的经济学家崇尚“利益的自然和谐”，假定整个社会有一个单一的共同利益，它通过“看不见的手”指导人的行动，使人们彼此冲突的利益达到和谐。这是一种真正“原始共产主义神话”。它事实上忽视了个人与社会关系形成的复杂逻辑，即冲淡了利益差别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及阶级对立。

[10] 邹农俭：《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矛盾·调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25页。

[12] 张晓明：《伟大的共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70～75页。后面的部分理论也转自这部著作，不再注释。

[13] 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1～13页。

[14] 彭劲松：《利益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重庆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5]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1～22页。

[16] 资料来源：全部是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17]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2014年7月10日。

[18] 数据来源于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19] 赵定东：《农民市民化迟滞问题的供给侧改进路径》，《嘉兴新农村》2016年第12期。

[20] 王雪莲、王绪朗：《论农村城镇化与农民生活质量》，《小城镇建设》2004年第11期。

[21] 周长城主编《主观生活质量：指标构建及其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3页。

[22] 赵定东、张英英、毕婧千：《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研究的规范、目标分歧及其融合》，《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3] Beck，Maesen V.D.，Thomese，and Alan Walker，eds.，2001：6-7.转引自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和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40页。

[24] 张海东：《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和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40～241页。

[25] 萧山区衙前镇有12个村落（社区），即衙前村、凤凰村、明华村、山南富村、项漾村、新林周村、四翔村、螺山村、吟龙村、南庄王村、杨汛村和毕公桥社区。全镇有600多家企业，平均每百名衙前人就有3家企业，每平方公里年工业产值12.5亿多元。其中，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0家，建有博士后工作站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形成了化纤纺织、钢结构两大支柱产业。该镇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化纤名镇”和“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该镇综合经济实力居全省百强乡镇第三位，全市、全区第二位。先后被命名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教育强镇”、“浙江省卫生镇”和“杭州市文明镇”。

[26] 赵定东、郭旭鹏：《完善乡镇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基于杭州市的12个村落调查》，《杭州研究》2010年第3期。

[27] 有关私营企业主的地位问题详见以下文献。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赵丽江：《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陈光金：《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社会参与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4（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朱光磊、杨立武：《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意义和限度》，《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李宝梁：《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周炳泉：《“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中国村民自治信息网，2002年8月19日。托马斯·海贝勒：《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吴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8] 2017年笔者去调研时这个情况已经得到改善，这主要是由于2017年5月开始换届选举，政府按照选举程序，对候选人资格做了严格限定。

[29] 根据目前对浙江、江苏近20个村改居的调研，笔者发现，居民参与集体事务的热情和能力都在加强，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介入，如各地都在基层建立了诸如参事会、议事会等载体，且规定没有大多数居民的认可，集体事务利益的决策不能通过。

[30]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31] 有关土地制度变革的相关文件条款转引自蒋省三、刘守英、李青《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载《管理世界》，2007。

[32] 蒋省三、刘守英、李青：《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载《管理世界》，2007。

[33] 李攀：《新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7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