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世界历史研究的最初成果

（一）世界通史、地区史和国别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这种转变，大抵在改革开放后完成。然而，这种转变又不是绝对的。“研究”并不完全排斥译介；“译介”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文字工作。实际上，研究也离不开译介，从整体上说，译介也是研究工作的内容之一。只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再是以介绍外国学者的观点为主，而是开始独立地、系统地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然而，这种转变又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译介为主的时期，逐渐为以研究为主的时期所代替，而不是“一刀切”，表现出截然相对的“译介”和“研究”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基本上谈不到开展独立的研究，但并不是从来不存在独立的研究，只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尽管由于基础薄弱，文献资料欠缺，这门学科的建设目前还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有关世界史在整体上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以至于笔者面对着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世界史苑时，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这样，在介绍这些成果，特别是近年问世的一些新成果时，就难免挂一漏万。

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世界史研究可以“文化大革命”为限，分成两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前，研究力量薄弱，而且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是以教科书为主。虽然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大，但是，这些著作却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良好的理论素养、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辟了现实的宽广的道路。

1954年，雷海宗发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就正确认识和使用世界史的一些论断和概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有的是事实认识的问题，有的是立场观点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或小，都或多或少地足以妨碍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了解”[1]。这些问题是“蚕桑业由中国传入欧洲的问题”“所谓土耳其人阻塞西欧人东方贸易的商路问题”“关于‘地理大发现’”“‘法兰克’与‘法兰西’”等。雷海宗的“商榷”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意义。1956年，雷海宗发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是年1月，高教部委托复旦大学在上海召开“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在谈及是否需要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章时，雷海宗主张要这章，理由有二：首先，“世界史应当是全世界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侧重土著国家的历史，但游牧世界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最少在个别地方，已开始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阶段，已开始有了初步的阶级的分化，已开始有了国家的雏形。既然如此，我们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中，就不应当漏掉它”。

其次，“上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难以捉摸各国各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工具及交通方法的简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又由于史料的缺略，最少从表面上看，各国各地似乎主要的是在各自发展，不仅没有近代交往频繁、世界基本上一元化的现象，连中古时代那种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也不容易发现许多。但即或是在上古时代，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同的”[2]。雷海宗十分重视游牧地带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他强调，我们今天实际上是通过游牧土著的关系而认识游牧部族的历史，游牧部族本身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这种关系史的意义极为重要，它帮助我们体会远在上古时代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雷海宗对游牧部族的历史地位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游牧部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驯马传遍世界；服装，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游牧世界的服装，已经成为世界服装的主要形式；最后是游牧部族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之间交通媒介的地位。1957年，雷海宗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是他同年6月2日在天津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的讲稿。他从生产工具发展史、铜器时代（公元前2900—前1100年）、铁器时代（公元前1100年以下）、铜器铁器与社会性质问题等方面，就历史分期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雷海宗说：“我们只是要提出问题，并不是要解决问题，上面所提的一些见解也都是试探性的。我们愿意提出一个主张：大家暂时不再多谈历史分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清楚的地方仍然很多。我们总以为欧洲史上的主要问题都已解决，今日只是如何依照欧洲史来谈中国史的问题。实际这是错觉，欧洲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多得很。我自己感到对欧洲史所知太少，今后想要努力加紧学习，使自己的认识能够少犯片面的错误，能够逐渐比较接近事实。”[3]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几个递进时代的分析是十分慎重的结论。马克思一开头的“大体说来”，没有一点武断的口气，这是古今多数学者所共有的审慎谦虚的气度，越是懂得多的人，越知道自己懂得的实际很少，越感到自己所不懂得的实在太多，态度自然就是审慎谦虚的。

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由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上下）三部分四册组成，三部分的主编分别是齐思和、朱寰、杨生茂、张芝联和程秋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学术著作。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的教师，参加了该书的撰写工作。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始于原始社会，止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教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编者强调：“本书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并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世界通史》反映或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不少高等院校在进行世界历史教学时，都选用了这部著作作为正式的教科书使用。除该书外，通史类的著作还有齐思和著《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等。

1964年，吴于廑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在这篇不长的论文中，可看出作者在改革开放后系统提出的世界史的“整体历史观”，此时已经开始酝酿之中。吴于廑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15、16世纪，东西方航海家的活动，为人们扩大了世界地理知识。人们的天地大为宽阔了，每一个现代的学童都能从地图上把世界看得一目了然。随着世界各地接触的增多，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多以辗转重译。18世纪以后，许多前代所不知的文物、遗迹，纷纷发现，其研究成果也大都公之于世。所以像古人在著作世界史时所遇到的那些地理和文献知识上的局限，到近现代已不复存在。近现代的世界史家和古人相比，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不知优越了多少。但是能够不能够说，近现代世界史家所写的世界历史，就能够打破地区或种族的偏见，就具有世界观点了呢？”“一个总的答复是：不是这样。”[5]奴隶制时代的、封建制时代的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史家，都摆脱不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也都不具有真正的世界观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吴于廑进行了艰苦的能体现出“世界的观点”的世界史体系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在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

在国别史研究中，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1953年版；黄绍湘著《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王荣堂1955年著《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补充文献，改写为《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胡代聪著《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曹绍廉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刘宗绪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杨人楩著《圣鞠斯特》，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此外，朱龙华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有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出版，如陈衡哲著《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从朱龙华著作的出版看，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研究，在我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史研究的成果较为明显，这既和研究基础、研究条件有关，也和近代以来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关，在诸多的著述中，中英关系占有相当比重。这些著述主要有：田农：《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林举岱编著《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丁名楠：《略论英国商人为什么要把鸦片输入中国》，《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周南：《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关系》，《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王绳祖：《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夺，1884—1914》，《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喻松青：《英国大宪章历史分析》，《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辜燮高：《十一至十七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辜燮高：《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刘祚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林举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其意义》，《历史教学》1956年第8期；韩承文：《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而不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耿淡如：《英国圈地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蒋孟引：《15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关勋夏：《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中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王荣堂：《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历史教学》1959年第9期；健平：《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豁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蒋孟引：《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魏永理：《英国产业革命始于何时》，《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马克垚：《英国盎格鲁撒克森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齐思和：《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版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有影响的外国英国史研究名著，开始有中文版出版，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该书的内容，包括远古以来，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史，涉及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内容较为简单，语言流畅，是引导读者学习或研究英国历史的“ABC”，又如苏联史学家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1640—1815》，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这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著作，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英国工人运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这些著作，对当时年轻的英国历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两部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评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定论。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近代以来和许多亚洲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和遭遇。和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相比，亚洲史研究条件较差，主要是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严重缺乏历史文献资料，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史研究仍然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成果有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季羡林著《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启民、朱守仁、杨兴华、艾周昌、王春良、任终等编写《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勤杰著《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一良著《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何肇发著《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等。

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分别叙述了亚洲的主要国家自古代直至现代的历史发展，如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在“引言”中，编者从西方殖民国家侵入亚洲、亚洲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三次高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与殖民体系的解体等方面，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编者强调：“过去亚洲各国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摧残，长期处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历史曾经被资本主义历史学者所歪曲或否定。现在亚洲各国人民已经形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强大无比力量，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也日益密切。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日趋强大的今日，亚洲被压迫的国家都将会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到胜利解放。同时，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也一定会遭到可耻的破产。因此，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亚洲各国人民崭新的历史，这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6]在阐述亚洲各国历史时，对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及中人民革命胜利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也都有所介绍。

王启民等编写《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主要内容为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各国的历史。编者强调，亚洲各国史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既有自己的发展特点，也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亚洲各国近代和现代史是西方殖民主义与亚洲各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奴役、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历史，也就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自从地理大发现以后，亚洲各国便成为欧洲侵略者进行殖民掠夺和原始积累政策的对象，亚洲各国的独立发展过程受到外来强力的破坏。”[7]《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将亚洲近代和现代史共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直到1870年，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和胜利，亚洲许多国家开始丧失独立，遭受殖民奴役；第二个时期，1870年到1918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许多亚洲国家发展起来，但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外国资本、殖民奴役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期，亚洲各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后也走上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亚洲各国现代史的开始；第四个时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亚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王任叔（巴人）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这是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历史上，值得多写几笔的书。此书是王任叔的遗作，王任叔（1901—1972），奉化市大堰镇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1929年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救亡日报》编委。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1952年1月卸任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1954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1972年7月25日病逝，1979年平反。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160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撰写，主要内容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根据考古发掘、国内外文献资料，阐述自公元前3、4世纪到17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历史。全书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编。对印度尼西亚古代历史上大小王国的更迭、王位继承、政治制度、经济概况、对外交往、文化宗教特征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后，已经散乱、残缺不全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书稿，劫后余生，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所长陈翰笙、所长刘思慕、副所长朱庭光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组织力量整理这部书稿。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周南京、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丘立本具体负责书稿的编辑整理工作，为书稿的整理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理论概括，在第一篇第一章之前，作者写有51页之长的“关于编写本书的一些说明”，就“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的来源”“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分期”“关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选择和应用”“印度尼西亚的地理环境和特点”等，进行了学术史的和理论上的分析概括，这些对于认识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王任叔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他在撰写《印度尼西亚古代史》时，却继承发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他说：“由于主观能力的薄弱，我在这本《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只选择几本主要的书籍，作为考察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然后旁及其他有关书籍，相互参考对照，认为比较可靠的予以编写。有些史料由于地名、国名的变更，不易探索、考证并做出确定的论断，就以‘传疑’的方式予以编入。”[8]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史研究中，“传疑”的存在实属正常，但明确标出的则不多，如该书第二篇第二章即是“传疑的历史事实”，内容包括1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中有关南海各国的记载；希腊与印度所传之南海各地；3世纪中国所传之南海诸国；中国所传的印度尼西亚诸国等。

作为中国学者亚洲史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一些优秀的亚洲历史学家的著述，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译成中文在国内公开出版，这不仅有助于满足社会各界有关亚洲史的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于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亚洲史或亚洲国家的国别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著名史家萨努西·巴尼著的《印度尼西亚史》，吴世璜译。萨努西·巴尼是印度尼西亚史坛久负盛名的学者，其代表作《印度尼西亚史》，20世纪中期由雅加达图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在这部《印度尼西亚史》问世之前，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著作，主要由荷兰、英国和美国历史学家撰写，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诋毁、污蔑、歪曲，甚至不惜颠倒黑白，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辩护。萨努西·巴尼不仅恢复了被颠倒的历史，而且对西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企图编写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历史问题的指南……印度尼西亚历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本书提供了基本资料，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打好基础”。“因此本书只是把史家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各种解释和意见，扼要地加以介绍。介绍的时候当然是有系统的，使读者能看出历史发展的线索。”[9]全书由“从远古至麻喏巴歇灭亡”；“从须文达那王国的建立到东印度公司结束”；“1800—1870”，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井里汶人民起义，蒂博尼哥罗战争等；最后是“帝国主义时期和民族运动”等四大部分组成，内容十分丰富。除去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外，还包括国王、政府、社会、宗教、民族、文学艺术等。在第一章“印度未来之前的印度尼西亚”中，作者分析了“印度尼西亚”这一名称的由来。作者认为，印度尼西亚族——即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巴厘人、多拉查人、大雅克人、巴达克人、美南加保人等，都是从印度支那半岛迁来的，这可以从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化和环近地区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看出。此书书末附有“年表”，内容自公元400年起，古代国王慕拉哇尔曼；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月17日独立宣言止。这部著作是长期研究的结果。

非洲史研究和现实的国际政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决定了非洲历史研究的主题，以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罗科编《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非洲史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主要有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华南师范学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范学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拉丁美洲史研究同样取得了较多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人发现美洲”说重新展开讨论。朱谦之在《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坚持其在《扶桑国考证》（香港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一书中的看法，即“中国人发现美洲”，并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证。罗荣渠持反对意见。他通过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扶桑即墨西哥的说法难以成立，《梁书·诸夷传》中有关扶桑国的史料不足为信[10]。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19世纪初期的一场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声势浩大的斗争；海地革命的成功，揭开了整个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李春辉：《海地革命（1790—1804）——拉美第一个黑人国家的成立》（《历史教学》1965年第7期）；乔明顺：《墨西哥独立战争前社会矛盾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64年第5期）；王春良：《墨西哥的独立战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拉丁美洲民族解放大事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金重远：《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苏联学者米罗夫斯基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中文本，196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门罗主义是美国拉美政策的理论基石，为揭露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侵略本质，探讨了门罗主义的起源、性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是：丁则民《门罗主义与美帝侵略政策》，《历史教学》1951年第1期；郭力达：《早期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江汉学报》1960年第10期；姜德昌：《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帷谷：《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他在这方面的其他文章还有《150年来美国对古巴的野心和侵略》，《人民日报》1963年1月3日；《19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态度》，《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0日。曾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克莱是美国拉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冯纪宪：《论亨利·克莱对拉丁美洲政策》，《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联系日渐增多，迫切需要对拉丁美洲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为适应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揭露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侵略扩张的作品，在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著述主要有邓超的《美国侵略下的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刘光华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美国历史上对拉丁美洲的侵略》，《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徐祖徕的《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和1846—1848年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丁则民论述美国侵略古巴的主要论文有三篇：《1899—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第一次军事占领》，《文史哲》1963年第6期；《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第二次军事占领1906—1909年》，《历史教学》1963年第5期；《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4期。关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对拉美地区的“睦邻政策”，陆国俊著有《论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历史教学》1963年第9期），强调“它不过是罗斯福继前几届政府侵略政策的一种伪装手段”。此外，吴机鹏：《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张友伦：《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63年第12期；王春良：《1926—1933年尼加拉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李运华：《古巴人民武装革命的胜利》，《历史教学》1964年11、12期合刊等，对深化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认识，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周谷城《世界通史》和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在20世纪上半叶末，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1949年，《世界通史》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不同，和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也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的外文资料达100多种，其中包括国际史坛上有影响的名著，例如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这部著作，可认为是中国史学家对“欧美中心论”批判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入学时即逢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此时的北京，探求新知、提倡新学的风气盛行，周谷城读到了《新青年》，非常赞同“民主”“科学”的观点。他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1920年春，赴湖南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自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周谷城先后翻译了亚诺得的《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尼林的《文化之出路》等，由上海春秋书局、新宇宙书店分别出版。其后又著有《近代欧洲政治演变之动力》，1938年11月发表在《史论丛书》第3辑。1943年翻译了《新英国与新世界之建设计划》《美国和战后世界之关系》，由独立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一切，都为周谷城撰写《世界通史》做了必要的准备。他在构思的《世界通史》中，完全打破了以往国外《世界通史》的写法，突出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一部世界通史，不应是一系列无序的历史事件或国别史、地区史的堆砌，而应是给人们以系统的、全局的、有内在联系的世界历史知识。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写世界史要分区并列，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成为重点。他认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他的3卷本《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12]周谷城的上述认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主张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内容。在众多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独树一帜。但他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实际上，这些指责完全置客观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是根本站不住的。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说：“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

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1961）、《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1961）、《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体》（1988）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1961年，周谷城在论及“欧洲中心论的动摇与我们的希望”时指出：“今日各大学开设亚、非、拉丁美洲史，是具有斗争意义的。世界史书中如果也从正面叙述亚、非、拉丁美洲史，那便是新体系之一端。客观的历史正在改变之中；主观的历史亦必力求改变，以加速客观历史的大改变。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到了。”[13]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1962年，周谷城在《复旦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评柴尔德的古史研究》。柴尔德，1892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先后在悉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英国科学院研究员、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柴尔德的研究方向，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文化发展研究。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的变革，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由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金属器物时代的变革，是“城市生活的革命”；远古文化的传播，是“古代各地文化的接触及传播”。周谷城认为，柴尔德的上述论述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相合。“他颇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功绩。他说，资产阶级传播学者，惯于低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解释。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应坦白承认，其解释事实，远较传播派学者的假说为优。”总之，柴尔德的工作，“是从考古发掘所得可靠材料证实历史唯物主义所昭示的原理”[14]。周谷城认为，柴尔德是进步的考古学家，已由他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周谷城在自己的论文中介绍了14种，如《欧洲文明的曙光》《最古的东方》《人类创造自己》《工具发展小史》，以及《论历史》《论社会进化》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是，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影印出版。周谷城在“影印本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15]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1]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2]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3]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上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

[4]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前言》，见《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5]《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8页。

[6]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7]王启民等编：《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8]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9][印尼]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吴世璜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10]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文库》，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修订本第三册。

[12]周谷城：《世界通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13]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14]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194页。

[15]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