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后殖民语境中的库切创作

J.M.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南非当代著名白人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库切8岁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到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他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历史的兴衰历程，而此前南非几百年的殖民历史更给他带来了难以抹去的“耻辱”。17世纪中叶，荷兰人入主南非。19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向南非渗透。从1902年起，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一场为期三年的英布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最终取代荷兰，成为整个南非的宗主国。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48年，以阿非利肯人为主体的国民党在南非开始执政，并强力推行种族隔离制度。[1]

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活动区域及行为做了严格的界定。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将白人和黑人分别置于不同的地区，白人主要生活在城镇中，而黑人则生活在偏远落后的乡村或政府规定的特殊区域之内。黑人不得逾越政府规定的界线擅自进入白人生活的区域。对于那些携带政府许可证、能够进入白人生活区域的黑人而言，他们晚上9点以后也必须返回黑人区，不可在白人生活区留宿或逗留。除了在空间上加以约束之外，白人政府为维系种族的优越性，也制定了许多具有约束性的行为戒律，如黑人与白人间不可有婚姻关系，不可同居或发生性行为，黑人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两个种族间的社交规范。应当说，库切的流散书写在非洲语境中呈现出很大的独特性。在非洲传统的流散书写中，流散者多是黑人，他们迫于政治或种族压迫而被迫走上流散之路。这些流散者虽然身处异乡，但他们心中所怀的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非洲梦”，他们一方面痛斥非洲的种族压迫和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又对民族命运寄予殷切的希望，这也注定了他们在非洲复兴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非洲作家新近的流散书写中，流散者的背景和动机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作家们所呈现的流散者往往不再迫于种族或政治压迫而离开非洲，其动机更多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或经济环境。虽然在流散过程中，这群流散者承受了诸多种族歧视、文化焦虑。如尼日利亚新生代作家阿迪契（C. N. Adichie）在其《绕颈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2009）、《美国佬》（Americanah，2013）等作品中，就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非洲所出现的新的流散景观。

显然，由于库切特别的族裔身份，他所选择的流散之路，无论是背景还是动机，都与非洲本土主流的流散书写有很大不同。库切之所以走上流散之路，是源于他作为一名殖民者后裔，与非洲无法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和身份焦虑。同时，种族隔离制度在政治、教育等权利方面对黑人形成极大压制。严禁参与政治活动。政府对黑人执行与白人有差异的教育标准。同时，种族隔离制度在经济层面强化了黑人的弱势地位，政府将占人口总数85%左右的黑人隔离在南非狭窄的地域之内，而白人则占有南非广袤的土地，全国大部分的财富被垄断在白人手中。因此，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白人与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失衡，黑人在种族隔离体系中仅仅被视为一种附属物，一种可以被任意驱使的工具。这种制度引发了南非大部分人民的强烈反弹，黑人运动此起彼伏，许多白人也发出了抵制之声。南非政府面对这些异己势力，往往采取一些暴力手段将其镇压下去，这种情形在库切的《等待野蛮人》中得到了寓言式的展现。

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许多英联邦国家纷纷独立，南非也于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了独立的南非共和国。在南非人民为脱离殖民统治而欢呼雀跃时，南非国内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南非白人政府为遏制黑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种族隔离政策实施得更加严厉，种族间的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南非白人政府的倒行逆施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加之国内黑人解放运动的不懈努力，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于1994年宣布废止。而以曼德拉为总统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则标志着南非历史进入新的一页，人们常把南非此后的历史称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种族隔离体系的倒塌，导致南非种族隔离时期许多潜伏或被压抑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以显性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而白人体系种族优越地位的陨落，使得许多白人在身份的迷失中体味着历史所带来的尴尬和无奈，库切的《耻》就将这一时期白人的处境以小说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作为一名荷兰裔移民后裔，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南非人，库切见证了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思了白人个体在南非殖民历史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我是从16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扩张运动的后期代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所依赖的知识很明显是欧洲而非非洲的；我也是制造南非种族制度的一代人的代表，而这代人从中受益匪浅。”[2]承认这种历史角色以及自己与南非殖民史的关联后，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则随之而来，即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如何面对过去？作为一名充满人道精神的白人知识分子，库切曾做过与南非殖民体系脱离血缘联系的尝试。这种尝试在他的自传性作品《青春》中有所体现，作品的主人公做了逃逸于南非之外的积极尝试，但这些尝试最终既没有割断与南非的关联，也未得到宗主国的认同，他的诸多努力最终都成为无谓的徒劳。正如有学者所言：“殖民关系与个体的品质或行为无关，不管他接受与否，这种关系在他到来或出生之前就已经印刻在他的身上。”[3]而库切在《双重视角》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南非的统治阶层建立了一个封闭的世袭体系，白人天生就属于这个体系。不改变你的肤色，你就无法逃出这个体系（难道豹子可以改变它斑驳的皮肤吗）。你可以进行想象性逃逸，但这样做，除了抖去身上的一丝灰尘外，实际上你所成无几。”[4]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库切已基本上否定了逃逸于历史之外的幻想，也有力驳斥了评论界关于他逃避现实的负面论断。因此，库切在反省自己文化身份的同时，背负上了一种沉重的道德耻辱感和殖民负罪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颠覆南非殖民神话，对殖民者的殖民掠夺和残酷暴行给予了强烈的谴责。

然而，库切作为在南非殖民体系中长大但文化上深受西方影响的殖民者后裔，其特殊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使他在厌弃南非殖民体系和种族制度的同时，也无法完全理解和融入非洲文化。这使库切从年轻时起就踏上了一条寻根和自我“流散”之路。他试图在欧洲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但宗主国并不认可和接纳这个来自殖民地的“同胞”和“异乡客”。库切将这段经历影射到了自传性作品《青春》之中。主人公约翰是一个怀有与库切相同情愫的年轻人，他内心充斥着作为殖民体系一分子的耻辱感：“他宁愿像把南非的土地留在了身后一样，把南非的自我也留在身后。……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5]但他在伦敦的经历，使他意识到“他属于两个隔绝的世界。在南非这个世界里，他不过是个幽灵，……至于伦敦，在这里差不多不为人知”。[6]因此，库切处于文化身份被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而从边缘审视中心也成为库切创作的重要视角。后来，库切来到美国，而美国民主背后的称霸野心，使他意识到美国高扬的所谓民主，本质上依然是带着虚伪面具的殖民主义的延续而已。他在《幽暗之地》之《越南计划》中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化，并通过主人公由越南殖民计划的制订者到精神分裂的杀人者的形象转变，批判了支撑殖民计划的二元论哲学基础。1971年，库切因未获美国绿卡而重返南非，在大学中从事语言学和文学的教授工作。而这段经历使他大量地接触到了许多西方流行的文学或文化理论，特别是一些现代、后现代理论，为其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许多创作技法上的指导，这也是库切作品之所以具有现代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重要渊源。这种创作风格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文坛上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加之库切作品所显示的政治立场模糊性，特别是小说《耻》，这部作品在描写黑人时，展现出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解禁后的暴虐与恐怖。这种描述与当时的文学和政治主流相悖，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来国内左翼势力的猛烈抨击。库切在此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后又移居美国。可见，与库切创作相伴随的是其不断的流散和漂泊生涯，这种经历既意味着情感上的痛苦体验，也意味着文化上的无根状态。而库切文化上的游离状态和多重文化背景，也使其具有了通常作家所没有的宽阔视野，从而以一种混杂性的身份穿梭于多种文化之间，并以一种“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的多元视角去看待和审视问题。[7]

库切的创作始于1972年。1974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Dusk Lands），获得南非文学大奖“默夫洛-波洛墨奖”（Mofolo-Plomer Prize）。1976年，他发表小说《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与南非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不同，该作以哥特化的风格，通过一位女性的精神臆想，反映了南非父权体制及种族隔离制度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对立，小说获得当年的南非文学最高荣誉“中央新闻奖”（CNA）。1980年，他发表《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小说以典型的寓言化风格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当年的“中央新闻奖”、“费柏纪念奖”（Faber Memorial Award）、“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等多项大奖，为库切第一次赢得了国际声誉。1983年，他发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该作获得南非“中央新闻奖”和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Booker Prize）。1986年，他发表小说《福》（Foe），作品以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改写对象，颠覆性地重述了荒岛故事，小说获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Jerusalem Prize）。1990年，他发表《铁器时代》（Age of Iron）。1994年，他戏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互文性作品《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erg）问世。1997年，他发表自传体小说《男孩》（Boyhood：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1999年，他发表《耻》（Disgrace），小说以极富现实性的笔调暴露出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问题，因而引发广泛争议，小说再次获得“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第一个两次获得该奖的作家，并同时荣获“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和“莱南文学奖”（Lannan Literary Award）。2002年，他发表自传性小说《青春》（Youth：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2003年，他发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小说成为融汇演讲、传记、小说等多种文类的混杂性作品。同年，库切获得文学界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库切又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慢人》（Slow Man，2005）、《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夏日》（Summertime，2009）、《耶稣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2013）等等。

此外，库切还有《白色写作：论书写的文化》（White Writing：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1988）、《双重视角：论文和访谈录》（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1992）、《冒犯：论审查制度》（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1996）、《异乡人的国度》（Stranger Shores，2001）、《内心活动》（Inner Workings，2007）等多部随笔和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