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挑战历史权威：库切后殖民创作中的话语实践

非洲是受西方殖民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既存在武力上的征服，也存在以文字为载体的话语暴力。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殖民者凭借武力保证自己的权威地位，而话语暴力则是殖民者凭借权威地位，通过对话语的操控，在美化欧洲形象的同时，将被殖民者置于被“凝视”、被俯瞰的位置，将其描绘成体现殖民者意志的他者，并用彰显着理性色彩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印证欧洲殖民行为的合理合法性。通过这种手段，南非殖民体系缔造了一个完美的“南非神话”，并以此作为印证殖民权威和合法性的依据。因此，作为话语的表现形态，历史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真实的化身，而是与文学有着相似的话语手段，其叙事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权力体系、个体主观倾向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虚构性。就文化逻辑来说，受西方文化哲学的影响，殖民史的书写是以西方文化哲学中久已存在的二元对立模式为基础，将历史呈现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殖民者被确立为主体，而被殖民者则被视为佐证殖民者主体性的他者。因此，殖民历史叙事并非公正、真实的叙事模式，而是一种带有很强利己主义色彩的话语运作手段。它试图将文学置于历史的附庸位置，使文学服务于西方殖民史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表述。作为一名敏感的学者和作家，库切充分认识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他认为，在南非语境下，当文学被用以呈现南非特殊的历史面貌时，只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那么无论是殖民时代的殖民文学，还是种族隔离时期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文学都可能被体现着意识形态倾向的历史所绑架，从而被置于帮凶和附庸的位置，作家应该以质疑的目光来审视南非的文学创作。因此，库切作为一名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学者和作家，其创作并未完全按照南非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方法进行，而是在创作中融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素，有意识地与南非现实保持了一定距离，从更广泛、更普世的角度来审视南非问题，通过寓言式书写、经典改写、虚构叙述、非权威性叙述等非现实主义的话语实践，从话语层面解构了殖民话语的历史宏大叙事模式，打破了殖民叙事的独语形态，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挑战历史话语权威的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