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几乎涉及思想文化史的所有领域。就研究孔子的材料取舍问题，金景芳先生早已明确提出：
研究孔子思想固然应以《论语》为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如果株守一部《论语》，而对于孔子所删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毫无了解或不愿意了解，则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只能是挂一漏万，是不能做到全面地如实地评价孔子的。[1]
就与孔子有关的古代文献而言，钱穆先生早在1974年更加详细地指出：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榖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2]
可见，与孔子有关的古籍相当繁富。在这些文献中，《孔子家语》则是一部流传久远而争议颇多的儒家古籍。在中国学术研究史上，此书由于被许多带有明显学术偏见的学者尤其是疑古派判定为“伪书”，所以几乎一直受到排斥或忽略。直至最近几十年，随着大量相关简帛文献的出土，才逐渐使得《孔子家语》的本来面目和学术价值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乃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古代文献。其体例与《论语》相近，而篇幅则远远超过了《论语》，“比《论语》多出近四倍”[3]。《孔子家语》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孔子的先世、出生死亡、日常生活、思想体系、教学和社会政治活动，以及孔门弟子的言行，都有较为翔实的记录和介绍；其重点则是记述孔子的思想主张，特别是介绍其自然观、道德修养论、教育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内容所占篇幅最多。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孔子家语》中的思想、术语往往与传世的先秦汉魏文献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联，因此历来多有学者认定该书是伪书，以至于该书中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被长期弃置不用。
《孔子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均有记载，只是上述各书记述繁简不一，内容也有出入。如《汉书·艺文志》“论语类”载“《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论语类”载“《孔子家语》二十一卷”[4]，《旧唐书·经籍志》“经录论语类”载“《孔子家语》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经录论语类”载“王肃注《论语》十卷，又注《孔子家语》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儒家类”载“《孔子家语》十卷”，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载“《孔子家语》十卷”。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乐记》中引郑玄后学马昭曰：“《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即郑玄）所见。”《通典》卷九十一引马昭曰：“《孔子家语》之言，固所未信。”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说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皆认为古本与今本有较大的不同。加之今本《孔子家语》的许多内容又多见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其他先秦两汉文献，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孔子家语》乃是抄撮其他古籍而成的印象。所以，怀疑和指斥今本《孔子家语》的人很多，例如清代的孙志祖、范家相就分别撰有《家语疏证》、《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地论证今本《孔子家语》的“作伪”细节。由于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时期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今本出自王肃的伪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明确宣布《孔子家语》出自王肃之手。这样，《孔子家语》属于伪书几乎铁板钉钉，成为定论。但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同意将《孔子家语》定为王肃伪撰的主流成说，如南宋大儒朱熹说：“《家语》中说话犹得”，“《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5]，“《家语》固有驳杂处，然其间亦岂无一言之得耶？”[6]认为《孔子家语》虽有不少问题，但绝非王肃所作，顶多也只能说是王肃编辑各种古籍材料而成。明代学者毛晋说：“《孔子家语》虽不列六经，然志艺文者每叙于《论语》之后，实经部之要典也。”[7]清代学者卢文弨亦说：“学者读圣人之遗书，求圣人之行事，则《家语》一书，固不可一日而废也。”[8]清代学者陈士珂还专门作了一部《孔子家语疏证》，将今本《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对照，为今本《孔子家语》作了认真系统严谨的辩护。
近几十年来，在出土文献中发现了与今本《孔子家语》有关的一系列资料，《孔子家语》为王肃一人伪撰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种被整理者定名为《儒家者言》的古书，其内容与《孔子家语》有许多遥相应和的地方。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又出土了一些与《孔子家语》有关的简牍。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了一大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就有许多极为珍贵的儒家佚籍，尤其是其中的《民之父母》篇，庞朴先生研究后充满激情地指出：
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杂抄自《礼记》等书。《礼记》乃汉儒纂辑，非先秦旧籍，去圣久远，不足凭信。具体到“民之父母”一节，则认为，其五至三无之说，特别是“三无”之“无”，明显属于道家思想，绝非儒家者言，可以一望而知。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面对竹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改弦更张，温故知新，清理成见，重新认识。[9]
庞朴先生所言极是。所有这些新出土的文献，都在说明一个毋庸置疑的“竹的事实”：《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在汉初乃至战国就早已存在了。
今本《孔子家语》的传本以明嘉靖三十三年吴郡吴时用、黄周贤等仿宋刊本为最早，它是一个宋版的明代覆刻本，《四部丛刊》收录了这个版本，该版本缺少最后三段和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诸子百家丛书”收录的吴、黄覆宋刊本则较完整。明代末期，毛晋从他在不同时期获得的两个宋本中配了一个完整的版本，即毛氏汲古阁刊本，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收录了这个版本。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宋蜀本《孔子家语》，所刻王肃注文与他本有不少出入，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目前，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中，1999年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姜赞洙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孔子家语〉研究》，是对《孔子家语》进行的较为全面研究的可贵尝试，但余地仍然很大，还有很多文献考辨和思想阐发问题留有很大的继续研讨的空间。曲阜师范大学的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如陈建磊的《魏晋孔氏家学及〈孔子家语〉公案》，陈以凤的《西汉孔氏家学及“伪书”公案》，孙海辉的《孔子与老子关系研究——以〈孔子家语〉为中心》，刘萍的《〈孔子家语〉与孔子弟子研究——以〈弟子行〉和〈七十二弟子解〉为中心》，赵灿良的《〈孔子家语〉研究》（吉林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宋鹤的《〈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等，都对《孔子家语》的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可贵的研讨。山东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如郝虹的《王肃经学研究》和陈以凤的《孔安国学术研究》等，则从与《孔子家语》密切相关的王肃和孔安国两位大儒出发，对《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刘伟岩的《〈孔子家语〉复音词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孔子家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虽然对《孔子家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贵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成果只是简略论及《孔子家语》的流传、真伪及思想，而没有能够全面深入地对《孔子家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种状况与《孔子家语》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有关《孔子家语》的流传、真伪及思想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各种史载和诸家论说相互矛盾之处非常多，亟须认真考辨和系统研究。而20世纪的许多重大考古成果，尤其是马王堆、定县、阜阳双古堆、郭店、上博等众多简帛文献的重见天日，使《孔子家语》的深入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并可望在更大程度上产生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的成果。
本书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主体与历史境域相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新文献相结合，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兼重义理与考据，以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神游冥想”“应具了解之同情”[10]的中国学术研究进路，以及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过分疑古的“释古”[11]态度，对相关的中国哲学元典进行详细研习，对已有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消化吸收，从而对《孔子家语》的伪书案重新进行认真审理，并努力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孔子的思想主张，力图还原中国古典哲学的本来面目，阐扬其可资现代人借鉴的思想价值。
[1] 金景芳：《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2] 钱穆：《孔子传》，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序言第1页。
[3] 杨朝明主编：《孔子家语通解》，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页。
[4] 周洪才先生指出：“《隋志》著为‘二十一卷’，‘一’当为‘七’之误。”参见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06页。
[5]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一百三十七。
[6] 《晦庵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参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版。
[8] 同上。
[9]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11]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