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西女作家小说题材论

李建军博士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说：“陕西作家群是极具区域特征、时代特征的一支”[1]，陕西女性作家也是如此。她们的创作，无论从题材选择、语言表达、谋篇布局等方面都有鲜明的时代及地域特征，题材的创作特征尤其引人注目。

20世纪30年代，延安时期的女作家群中，丁玲的女性意识最强烈，她把女性的命运和所处的环境紧紧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为表现女性尊严而展示出的抗争精神。丁玲一生的著作很丰富，在延安时期的作品是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阶段，也是黄金期。后来，随着民族危难和人民苦难的加深，她的创作就不那么关注女性意识，而去集中反映矛盾的核心——政治。她的作品也逐渐关注文学中的革命思想的内容，其主调是歌颂人民的战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品格的。应该说，这是作家的一种自觉的追求，也是时代塑造题材的默契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作家有了表达政治斗争的强烈欲望，陕西女作家群问彬、贺抒玉等并没有关注革命宏大的叙事，而是从自己的细致感受出发，表达在新时代到来时，革命给人情、人伦带来的尴尬和矛盾。《琴姐》《心祭》等作品，描写了大的斗争背景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重视日常生活题材的多元化和矛盾性。这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女性文学难得的富有艺术水平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陕西女性作家，是真正在陕西长成的本地作家群。从女性作家创作的共性而言，具有自传体的特点，但又没有达到私语化的程度。从陕西女作家的个性而言，重在精神世界的构建和完善，消解身体渴望的欲念。因此，要对陕西当代文坛的女性作家的题材特征进行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她们各自为政，独出心杼，既没有统一的文艺观念，也没有定时的文学交流。因此，在创作局面上，可谓是百花齐放。即便是在众语喧哗中，仍然有一些共性是可以追寻的。甚至，这些创作题材的特征放到全国的女性作家创作中来看也是独具风采的。

第一，在题材的选择上，这个时期陕西女作家群受时代涌动的思潮影响明显，擅长在大的社会动荡中，呈现私人情感的微波细澜。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作品，都是历史背景下的作品。陕西女作家群，因为居住于中国西北地区，有红色根据地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中执拗、“一根筋”的性格，导致女作家群在创作上很少出现像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等那样有独立的艺术追求的人，陕西女作家群在创作上总是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包括在延安文学中的丁玲、草明、陈学昭等，都以革命题材的宏大叙事为主题；问彬、贺抒玉是鲜明的解放背景下私人生活题材的作者，历史特征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冷梦、叶广芩等作家成就卓著。21世纪，女性文学的思潮带来陕西女作家大量涌现，但在创作态度上仍是比较保守的，关注的是女性的私人世界和社会主义新建设阶段的情感纠葛的历史书写。实际上，她们都喜欢写“大题材中小事件”“大变革里私人情感的纠葛”，以历史使命感和反映现实为主题，在传达小说的思想性上有鲜明的个人态度。比如《高西沟调查》（冷梦著）、《多湾》（周瑄璞著）、《红雪莲》（杜文娟著）。杜文娟的《红雪莲》刻画新历史时期国家开发西藏的过程，从两代的“援藏人”的情感入手，描绘西藏开发事件的艰难与伟大；周瑄璞的《多湾》描写一个家族在历史变迁中如何乘时代东风找到幸福的过程；冷梦的《西榴城》描写正义与邪恶的交锋，构思别致，情感细腻，表现出作者高屋建瓴的革命伦理思想。总之，她们在题材上都偏重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但切入的角度却是细小而深刻的。

第二，陕西女作家题材中最明显的性别特征是对女性精神世界的组建、探索和捍卫。中国当代文坛中以描写女性身体来表现女性生命力的模式曾风行一时。但是“只有宏大的精神才能成就伟大的小说”[2]，陕西女性作家与其他地域写身体的女性作家表现不同的是：她们并不十分关注欲望的抒写，相反，虽然她们在创作方式上都各抱心杼，她们的作品都没有陷入身体虚幻主义的泥淖，而是表现出鲜明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风格。在她们的作品中，精神的纯洁和完美是女性作家们最珍视的。杜文娟的《苹果苹果》里的王秋杨，坚持以捐助西藏小学建设为己任，表现出女性的精神世界的高洁和丰富；张虹的《小芹的郎河》写小芹在山区的一所学校默默给予学生母亲式的关心和爱，默默奉献山村的故事；冷梦的《西榴城》里的小玉，一直在坚持寻找事件真相、维护正义的尊严，她最后和陈虹刚的同归于尽宣告了精神的纯洁是最重要的人生价值的观念。

在女性文学兴起的“身体写作”中，周瑄璞和唐卡表现得比较明显，但也没有堕入身体的泥淖中。周瑄璞的《疑似爱情》里的丁朵朵，虽然也走上和有妇之夫发生关系的故事情节，但是，作者让她成为一个“卧底”（窥探不道德爱情存在的种种形态）而出现，批判的意味更明显。她的《衰红》《故障》《圆拐角》都写到一个不年轻的女人，面临与男人性关系时产生的思考。字里行间是冷飕飕的讽刺和批判。唐卡和辛娟也涉猎女性的私语题材。唐卡《冬夜的烟火》写一次“一夜情”的女性经历，不过女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使故事带着强烈的人性欲望的释放。《魔匣，别打开》写一个和有妇之夫有性关系的女主持人，在遭遇对方苦难时的勇敢和坚持，并心怀惴惴的忏悔。这些写作态度，与林白比较，对于身体伦理的思考不够深刻，和卫慧、绵绵比较，性欲望的暴露不够明显，在主题上强调精神的内涵比较多。

在陕西女作家创作题材中，特别强调女性对于社会建设的参与性。当代文坛上的诸多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恋、封闭的精神特征，以至于“自恋”成为当代用来描述女性创作的一个常用词。但是，就陕西文坛而言，自恋从来就不是问题所在，参与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建设是诸多陕西女作家的毅然选择，她们都特别重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独立精神的建构和发展权利的维护。丁朵朵（《疑似爱情》女主角）、满小玉（《西榴城》女主角）、郝玉兰（《叶落长安》女主角）都是争取独立、积极向上的角色，是在大的历史潮流中，努力驾驭自己人生之命运的形象，也是时代女性精神的代表。

文学毕竟是一种公众的艺术，它一定是有大众共享特征的艺术空间。大众共享的存在方式要求作家必须在作品中表达公众的“人”的审美品位，而不是个人的、自私的身体表演。创作题材仅拘囿于个体生存需要的细枝末节，是当代文坛女性作家创作的最明显的缺陷。陕西女性作家秉承延安文学的良好风尚，在艺术创作上，个人的社会性和对公众事务的参与精神从来没有缺失过，这使她们在当代文坛上显得卓尔不群。

第三，陕西男作家群和女作家群比较，女作家群的创作更加具有知识性。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陕西男作家的名字，都认为他们的作品艺术成就很高。其实，和女作家群比较，他们在知识的使用上，有些还不及女作家。比如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中对中国古代的建筑知识、风水学、京剧、地理、道教、医药、古典诗词等知识，在使用时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意蕴深远。虽然有人对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的知识性进行整理，大多是民俗学、礼仪、灾难等方面的内容，都是在感性经验积淀下来的知识，相比较于《西榴城》的民主、正义之知识，仍然显得有些肤浅。尤其重要的是，冷梦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把写作的重点，倾注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反对强权对于公民权利的伤害，用民主的力量呼吁中国法律建设，澄清冤假错案，还公民以正义，这是陕西男作家作品中缺乏的思想高度。更何况，叶广芩在《战争孤儿》《风》《雾》等日本题材小说表现出的对日本文化的提炼和判定，都是长期理论知识浸润形成的深刻见解，不是肤浅的经验感受。叶广芩还重视动物题材的作品，把“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现代的生态意识衔接起来，是当代文学中生态意识小说的扛鼎之作。

除了叶广芩、冷梦，杜文娟也是喜欢在小说中夹带诸多知识的作家。她的《红雪莲》描写西藏的植物、动物、生存知识、身体体验、地理风貌、气候变化、小偏方、缺氧生理细节等百科知识，成为构建艺术世界不可缺少的创作维度。张虹在《等待下雪》小说集里描写汉中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医药知识等内容，也是她大量阅读、积累百科知识的结果。

第四，如果剥离由于作家个人使命感产生的对作品主题思想的影响，那么可以发现陕西女作家题材特别强调内在心灵吁求。简单地说，陕西女作家创作心理底蕴的缺憾是对男性精神世界的呼喊。这跟陕西地域观念有密切联系。“丈夫是耙耙，女人是匣匣”的社会分工，“家庭理财靠女人”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女性靠丈夫滋养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拥有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而言，她们虽然有工作机会，但借助男人完成“耙耙”“匣匣”的美满生活的构建依然存在。只是因为参与社会劳动，难免将地位、权势等物质特权因素加构于对男人的建设中，体现出鲜明的“男性主体”的精神概貌。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杜文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爱慕功成名就的男子，甘心作隐身人，让男人的粗粝和错误撕扯女人娇嫩的心（《洪水》）；张虹作品的女主人公情愿做某位干部的情人（《等待下雪》）；周瑄璞作品里女主人公没有男朋友就觉得生活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空缺，急切期待某位男性的出现（《疑似爱情》）。但是，出现的男性，又都不是她们心仪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于是，在作品中，对男性的嫌弃之心也很明显。比如，在所有的女作家作品里，谈恋爱没有花好月圆的，没有怦然心动的奋不顾身，大多都是上下级关系（男的上级，女的下级），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垂爱”。女性在接受这种“爱情”时候，都有星星点点的勉强和被动。比如《天堂葬礼》中周励和他的诸多女下属有感情纠葛，《等待下雪》中女主人公精细的内心活动，《疑似爱情》里的丁朵朵和海波的互相嫌弃等。这些昙花一现的爱情，结果都以悲剧结束，表现作者们对追求自由爱情的思想产生动摇，对男性忠贞品格产生了质疑。

其实，在文明社会物质极大发展的今天，对于女性而言，物质需要并不是问题，相反，绝大多数的女人都是有独立收入的，问题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却没有完全独立的能力，虽然每一篇都在讲她的故事，但每篇故事的欲望却都是“他”的。“他”要给她情感满足，要给她权利，要满足她的爱的设想……独立生活方式和瘫软的精神境界是陕西女性作家群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其他女作家在作品中开始拆解男性造出的爱情美满的图景的时候，陕西女性作家仍然在徘徊、观望，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她们的世界观有联系的。这个明显的“恋男情结”使她们的生活不由自主地申诉着“女”的愿望。这是一个“半边天”的角色。

题材决定风格。陕西女作家群大多都以描写城市生活为主，有一些在前期写农村，但后期就写城市的作家，这也是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妥协。城市生活的表达，在小说中是私语化、细琐化、碎片化、时尚化的，因此，陕西女作家群对于农村生活的表达不足，是题材上的严重缺憾。不过，城市生活的真实感、丰富性又遮蔽了这方面的不足。比如，叶广芩的作品多是城市家族小说。贵族阶层盘根错节的家族伦理关系，很少关注田间的一年四季，她在创作中追求的是叙述的“自然”美。情感起伏的曲折婉转，人物关系的变化蔓延，使“自然美”具有抒情性。这使她的家族作品摆脱了其他女作家作品纤弱、单薄的风格，写得厚重、淳朴，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城市在她的笔下恢宏美丽，日新月异，人物精神也饱满。后来她开始创作关于动物保护的作品，这样的题材在陕西文坛尤其可贵，也是男性作家没有涉及的领域。

以报告文学为重点的冷梦也是陕西不可忽视的小说作家，她的叙述方式属于中性叙述。她创作不辍，成果颇多，而且很少用私人话语的叙述方式。如果说当代小说有“女为男书”的叙述方法的话，她就是典型的代表。她的作品题材繁多，历史背景变幻，故事情节繁复，颇有男作家开阔浑厚的风格。更为可贵的是，她在创作上的严谨态度，文本真实和历史使命感是她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她的小说在反映城市生活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使陕西的女性文学更加多姿多彩，鲜艳夺目。

综上所述，陕西女作家创作群既有全国女性文学的共性特征，也有自己的个性；既有和时代合拍之处，更有女性审美的特殊区域。尤其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鲜明的时代性和性别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地区女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互补趋向，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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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 贺绍俊：《悲悯与精神容量》，《小说评论》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