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概念的内涵

“明清之际名教爱情剧”中包含两个基本概念：其一为“明清之际”。作为时间段，我们需要限定其大致起讫年代、基本特征。因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名教爱情剧在明清之际这一特殊时间段内大量出现，自然与此时代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学、思想、学术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明清之际的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理解这些剧作的关键与线索。其二为“名教爱情剧”。名教爱情剧并非是戏曲研究界所公认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并非是笔者要创造新的概念。相反，它只是笔者为了方便研究该类型传奇剧本所给予它的特殊称呼。爱情剧众所周知，但为何要用“名教”一词来限定，其中原因自然需要说明一下。

（一）明清之际

作为历史时段，明清之际主要包括明末和清初约一百年的时间。但其起讫年份，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学者们多根据所研究的对象来加以限定。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起始之年明确规定为1623年。其理由是此书是根据他1923年在学校讲课时所用的讲义编成的，而由此上推三百年正好是1623年。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将顾宪成等人的东林书院讲学作为此时段的开始，理由是东林讲学标志着明代的思想界开始发生变化，因东林讲学所形成的东林党更是与明末的国运密切相关。谢国祯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则把明万历朝的朝政混乱定为明清之际的开始，其主要标志是确定太子人选的“国本案”。因为国本案将明代政治带入残酷的党争之中，并最终促使明王朝走向灭亡。至于其结束时间，几位前辈学者则多限定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因为康熙三十九年前后，明清易代的过程已经完成，南方武装反清力量基本消失；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新朝合作的明代遗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归庄等也基本凋零殆尽，清朝真正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除政权外，思想、学术、文学等方面也基本完成由明到清的转变。

综合数家的研究可以看出，所谓的明清之际主要包括明代的万历后期、天启崇祯两朝和清顺治一朝、康熙前中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粗略地说是1600年到1700年之间。因此本书在使用明清之际这个时间段时，主要是指1600年至1700年，也即17世纪这段时间。这样限定除上述政治、文化等原因外，还与所研究的对象有关。首先本书的研究对象名教爱情剧的绝大多数剧本创作于17世纪，其次反映明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并代表其最高创作水平的《牡丹亭》创作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而反思明清易代过程并代表清传奇创作最高水平之一的《桃花扇》创作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者之间恰好是1600到1700这一百年。名教爱情剧在个性解放思潮达到顶峰时开始大量出现，而其思想立场却与《牡丹亭》背道而驰。同时它与当日思想、文学回归封建文道观的趋势相适应，向恪守名教转变。此外由于它产生于明清易代的环境下，因此也深刻地反映现实，具有很强的历史反思意识。所以把这两部优秀的作品作为名教爱情剧出现与消歇时间的标志是非常合适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名教爱情剧的一些剧本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明前中期，比如瓦剌入侵、倭寇之祸。但因剧作者为明清之际人物，且剧中的政治事件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影响很大，所以也在研究对象之内。

至于明清之际的基本特征，一则明清之际所包含的时代内容极为庞杂，二来本书也并非专门讨论此问题，所以这里只做简单介绍。为叙述方便，这里主要从以下角度来进行。

1.经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方面

早在明中期武宗正德年间，明王朝就已露出衰乱的迹象，到世宗嘉靖时期，则每况愈下。经济上，明末土地高度兼并。其实在明中期孝宗弘治年间，天下耕地田亩之数即已减半，“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宏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1]。洪武初年，元末战乱刚结束不久，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但其额田数量却为相对安定的弘治时期的两倍，二者间的差额部分自然为地主兼并无疑。不仅一般地主，即连皇帝及皇亲国戚也兼并土地。明宪宗成化年间，直接归属皇家的皇庄开始出现，后日趋增多，几乎遍布各个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2]。君主带头兼并土地，其他皇亲国戚自然不甘落后。“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3]在严重的土地兼并下，处于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真可谓无立锥之地。

伴随土地高度兼并而来的是沉重的经济剥削。“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4]三饷只不过是明末为抵御清军的军事进攻以及镇压农民起义而额外增加的摊派，其数目即达每年两千万两之多，至于正常的税收，以及大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尚未计算在内。若结合数者计算，则明末百姓所受剥削程度之深实难想象。除此之外，其他各种名目的剥削、搜刮行为多如牛毛，也严重地影响着明末的经济活动，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危害。比如万历年间的“开矿助工”就是对当日正常的社会生产影响极为严重的一种经济破坏行为，“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5]。

为实现其经济上剥削、搜刮的最终目的，明王朝各剥削阶级可谓方法用尽，而且其手段也非常残酷。“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6]至于地方官员，则把完成赋税催征当成自己升官发财的根本手段，因此为完成征税任务，就将治下百姓的生命视如草芥，任意加以摧残。“往例，考选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则间见，明经竟绝迹矣。自一体考选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经，无人不催科，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其实甲科初选，半系腴壤，间补瘠邑，不久辄调。若乙榜、明经，大约瘠邑多于腴壤，以钱粮难完之地，而人人思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尝过恩县，见乙榜令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7]

明末政治同样溃烂不堪。政府工作很不上轨道，各类官员缺额严重，中央及地方行政事务都得不到及时处理，“辅臣，心膂也。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见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8]。而在职官员们则大多贪污腐败成风，生活浪费奢侈，只知剥削百姓，升官发财成为他们仅有的人生追求，“国贫则多盗，上黩货也。上黩货则廉耻不立，教化不行，民起争心，况重以诛求无厌、民不堪命乎？盗贼公行，固其所也。予观末世之政，贪秽成风，京官诛求郡吏，县令掊克小民，催科日巧，听断日滥，无所不至，真白昼为盗也。小民见吏，如逢劫手，每一供应，剜心吸髓，动辄破家；民穷财尽，盗贼横行，官司知而不问，苟饱私橐，舍传而去，后复如之。地方事日弊一日，真大乱之道也”[9]。不仅在政务上毫无作为，其人格、道德修养也败坏已极，真可谓寡廉鲜耻。有的为追求功名利禄，认贼作父，自称干儿，“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忠贤欲甘心焉”[10]。有的下流放荡，不守礼法，欺男霸女，横行乡里，“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11]。更有甚者在明清民族战争中变节投敌，“数年以来，士大夫廉耻扫地，辫发而事奴，挟而干寇者，腼面攘臂，恬不知耻，是岂可视为细故哉”[12]。

晚明政治最突出的现象是为争夺政治利益而形成的朋党之争。党争中，各政治团体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排斥其他个人或集团。所以党争开始时尚能围绕国家大事之是非进行，最后却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凡不同己者皆予以打击排斥，至于国事之是非正误则不在考虑之列。“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13]

明末党派势力很大，并且与奸臣弄权、宦官秉政纠合在一起，因此名目众多。先是东林与宣、昆党的斗争。“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14]此外，还有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斗争。“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15]最后是东林党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

各党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伴随着政治打击与迫害的是血腥的屠杀。“东林始自顾泾阳，嗣后凡有儒术、事功、节义、文章著声者，大约皆东林人。然有一正人，自有一邪人与之对。与东林为水火者，沈四明、王绍徽《点将录》欲一网而空之，杀机已著，至崔、魏遂公行其杀之事。”[16]

党争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统治力量，混淆了国家大事的是非，也严重阻挠了国家政策的执行，最终让明朝走向灭亡，“国事决裂，实繇于二党之相仇，小人之奸回固不胜诛，而君子之偏执亦恶得无咎哉！史道邻曰：‘诸臣误国之罪非一，而门户实为祸首。’夏彝仲曰：‘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非罪。平心论之，东林之始而为领袖者，为顾、邹诸贤，继而为杨、左，又继为文、姚，最后如张、马，皆文章节义，表表一时。而攻东林者，始为四明，继为亓、赵，继为魏、崔，继为温、薛，又继为马、阮，皆公论所不与也。其无济国事，二者同之耳。’又曰：‘二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和。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为异己，必操戈随之。虽有贤者，畏其辨而不能自持，亦有因友及友并亲戚门墙之相连者，必多方猜防，务抑其进而后止。激而愈甚，后忿深前，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此可谓持平之言矣”[17]。

明末的军事力量疲弱不振。将领们不知训练士卒，反凭借权力命令士卒从事雇佣劳动来赚取钱财，以求中饱私囊。另外，明末战斗兵员缺额非常严重。而权豪势要则多以家丁或老弱病残、泼皮无赖之辈冒充壮丁，顶名支差，侵吞军饷。“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18]由于将领无能，战士缺乏训练，且多老弱病残、无赖之辈，所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极为羸弱。无论是抗击清军，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都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民族战争中，面对着彪悍的八旗部队，明军真称得上是胆怯如鼠，望风奔窜，“北兵入犯，连破数十城，无敢撄者。孙总督传庭亦云：‘我麾下百战兵，为流贼望而胆落者，遇北兵辄股栗。偶一日，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驱营中妇女百数十出，皆红紫成群，指与我兵曰：“此若辈妇女，尽为人淫，反欲淫人耶？”语未毕，以数十骑浮渡，我兵数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践死者甚众’”[19]。作战能力让人失望，但却骄纵顽劣而不听约束，明末军队不听指挥的现象多有发生，即便是宰辅亲自激励也无济于事，“刘辅宇亮自请督兵，至军中，诸将皆不奉约束，无如之何。于是召诸将前，设席拜之，激使力战，然骄懦如故。盖总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20]。

明末法律、道德等也多不尽如人意。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权豪势要干涉正常执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巨贪大恶凭借社会地位与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经常藐视法律，躲避法律的制裁，而普通百姓却因执法不公经常身陷囹圄，甚至轻易丢掉生命。“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21]

道德上，名教礼法皆遭到破坏。人人放荡，奢侈浮夸，沉迷于酒色财气之中难以自拔，“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佥事，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妾姬游武夷山而后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22]。这是文学家、竟陵派领袖钟惺的放荡腐败表现。“张太史天如居丧，尝过吾邑，主沈文学某家。时沈太学君张畜女优甚丽，某设具于其宅，邀往观焉。叶虞部仲韶，君张之姊婿也，时适在座，忽抗手曰：‘内弟欲出家姬使觞，以先生在读礼之日，故不敢。’天如踧踖久之，不终宴而去。天如又尝吊孙孟朴之丧，舟过莺脰湖。杨解元维斗亦至，见有盛湖妓在席。维斗曰：‘挟妓吊丧，礼乎？’天如遽麾之去。”[23]张天如为明末士林领袖、复社创始人张溥，但其放荡不守礼法如此。明末东林党魁、文学领袖钱谦益，更是人格卑下。“谦益既削籍归，益放荡声色，吴中名妓柳如是者，年二十余矣，言于人曰：‘吾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谦益闻之，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于茸城舟中与柳冠带合卺，备花烛仪，赋催妆诗八首，云间缙绅大哗，满船载瓦砾归，谦益怡然自得也。归筑绛云楼以处之，称为继室，号河东君。柳颇涉文史，常衣儒服，飘巾大袖，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谦益又号为柳儒士。方崇祯帝凶问至南都，谦益与柳冠插雉羽，戎服佩刀，跨马入国门，如梨园所演明妃出塞状，观者大骇。”[24]家国灭亡，不知哀伤，报国耻大仇，反标新立异，眩人耳目，真可谓全无心肝。正人君子尚且如此，宵小之辈可想而知。明末文人士大夫流连青楼楚馆、沉迷声色之中的行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明朝的腐朽、堕落，激化了阶级矛盾，促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农民起义势力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最终在自身堕落，农民起义以及北方清政权军事进攻的综合因素作用下，明朝于1644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清王朝。

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治中国，不仅完成了王朝更替，也实现了一乱一治的循环过程。为了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新兴的清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政策，与民休息。同时采取军事打击的办法，逐步消灭各个反清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首先取消明末的苛捐杂税，“明末，苛政纷起，筹捐增饷，民穷财困。有清入主中国，概予蠲除，与民更始”[25]。同时把战后的无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鼓励百姓屯田、开垦荒地，并向贫苦农民提供耕畜、工具、种子等，“世祖始入关，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26]。另外，为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量减免赋税，“世祖入关，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赋役三年。顺治二年，以山西初复，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粮三之一。八年，世祖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一万五千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恩蠲灾蠲之诏，岁数四下。康熙十年东巡，免跸路所经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两年本折钱粮积欠在民者。时海内大定，诏用兵以来积欠钱粮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及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三十三年，蠲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征地丁银米”[27]。通过执行上述经济政策，清初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短短数十年之中，衰退、疲惫已极的经济就得以恢复。

在政治上，清王朝对明末以来的结党现象坚决予以打击，如顺治朝的冯铨与陈名夏之争，康熙朝的鳌拜之党，明珠、索额图与汉人徐乾学、高士奇、熊赐履之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朋党之害得到遏制。此外，整顿官吏选拔制度，重惩科举考试中的腐败作弊现象，如顺治十四年（1657）的顺天、江南科场案，杀戮、流放共达数百人，科场作弊现象销声匿迹数十年，因此清初吏治比较清明。军事上，由于清王朝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因而在开国之初的顺治、康熙时期，其军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无论是夺天下、灭三藩，还是抵抗北方沙俄之侵略，都取得胜利。清初的一系列作为，使清前期形成比较安定繁荣的局面，后人将其称为“康乾盛世”是有道理的。

厘清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特征对研究名教爱情剧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段，其特殊之处不仅是完成了王朝更替、实现了治乱的循环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与民族战争结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了中国，这样的结局对于秉承儒家文化信条的中原地区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大量地反映明清易代的现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就名教爱情剧而言，明清之际的社会与历史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传统的男女爱情婚姻过程中增加了许多现实因素，比如党争结社、权臣专权、宦官与奸臣勾结把持朝政、经济剥削、农民起义、明清战争、科举作弊等都在剧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与描写。其次，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乱与奸邪之辈横行成为名教爱情剧情节展开、人物形象塑造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前提。许多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是借助这些历史背景得以完成的。最后，名教爱情剧的基本政治、思想立场与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立场、社会态度、文人心态密切相关，剧作者对待当日政治事件的态度在剧中得到相对全面的反映。而上述几方面也是名教爱情剧区别于其他类型爱情剧的重要因素所在。

2.思想、学术、文学因素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确定程朱理学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到朱棣统治时期，不仅按照程朱思想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还借助科举等将程朱理学向全国推行。在明前期，由于明王朝处于上升时期，国家各方面都还能比较正常地运行，所以作为官方思想的程朱理学也能保持一尊的地位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与遵守。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导致思想界出现万马齐喑的不利局面。此外，程朱理学本身也因缺少新因素的注入而变得僵化。思想的僵化必然会带来思想界的革命。到明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充当了革命者的角色。因王学是在对程朱理学进行革命的前提下产生，所以很受思想界的欢迎，在社会上得到迅速传播。此外王阳明到处讲学，门下弟子众多且很出色，又都能把师门思想发扬光大，因此短短数十年间，王学势力就遍布大江南北，不但与程朱思想分庭抗礼，甚至有压倒的趋势。“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8]

但由于王学与禅宗思想关系较为密切，讲究顿悟，因此不很注重人格修养方面的自我约束。对人格修养约束的放松和打破导致王门后学中出现很多无所顾忌、自我放纵的现象，“阳明旷代完人，在濂溪、明道伯仲之列。不幸心斋、龙溪，不务格致，空谈良知，耄更披猖，无复顾忌。一再传而为罗近溪、周海门、赵大洲、邹南皋之倡率，邓定宇、管东溟、陶石篑、袁伯修、中郎之附和，又歧而为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李卓吾之灭裂放肆，遂令天下不惟无真儒，并无真禅。丑博通达，坚行雄辨，适以助其横流之人欲，深其倾危之习气。少年骇其奇爽，乐其放诞，内不去纷华之实，而外坐收道学之名，一鸣千和，牢不可破。驯至启、祯之间，性命、气节、经济、文章，愈出愈幻，而无一不归于虚。夬上不决，天怒鬼尤，乃至有甲申之事”[29]。而这一点在泰州学派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何心隐等宣扬“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一切道德约束都破坏无余，“何况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30]。这种观念为社会的整体放荡、堕落提供了理论依据。何况明后期，明王朝本身就已经进入腐败的阶段，它为人们的放荡堕落提供了现实温床。此外还须注意的是，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先进的生产关系并没能在当时转化为革命的力量，反而使人们的情欲无限制地膨胀。三者在明末的结合导致整个社会充满了乌烟瘴气。人欲横流的现实自然让有志之士痛恨不满，对其的批判、反拨与纠正也因此发生，“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之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31]。

思想界对王学流弊进行反拨主要开始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东林讲学。“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32]“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宋明理学，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而王学自龙溪、泰州以后，风被既广，流弊亦显。东林诸儒起持异议。于阳明天泉证道‘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辨难尤力。”[33]

不过对王学的修正与反拨经历了几个阶段，“东林领袖顾泾阳、高景逸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人皆聚集生徒，开堂讲道，其形式与中晚明学者无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34]。

而学者用来反对王学的思想武器，却又是程朱理学。这是“因为几百年来好谭性理之学风，不可猝易，而王学末流之弊，又已为时代心理所厌，矫放纵之弊则尚持守，矫空疏之弊则尊博习，而程朱学派，比较的路数相近而毛病稍轻。故由王返朱，自然之数也”[35]。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思想领域延续了明末以来反对王学的趋势，同时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这点可通过清朝科举的出题要求以及对程朱派思想家的推崇和奖励来说明。“《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36]而清代第一位从祀孔庙、享受官方祭祀待遇的思想家是纯粹程朱派的陆陇其。陆陇其之所以能从祀文庙，主要是因为他在思想立场上完全以朱熹为准则，凡与朱熹观点相同者全对，凡与朱熹悖谬者全不对，“今当悉遵朱子。其他种种与朱子背谬者，不可殚述，应悉改正。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断断不可错认了”[37]。因此说，明清之际思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完成了由王学向程朱理学转变的过程。

受思想界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文学领域。明代后期文坛势力最大的莫过于以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核心的竟陵派。这两派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为王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的思想。“从此看来，谓公安、竟陵之文出自左派王学，真是确见。只须于王学有所会得，自会走上这一路去。”[38]王学左派文学理论的代表观点是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39]。所以公安派在文学创作上反对复古模拟，讲求性灵，不拘格调，“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者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40]。竟陵派与公安派大同小异，“公安矫七子之肤熟，肤熟诚有弊，然而学古不能为七子之罪。竟陵又矫公安之俚僻，俚僻诚有弊，然而性灵又不能为公安之非。竟陵正因要学古而不欲坠于肤熟，所以以性灵救之，竟陵又正因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僻，所以又欲以学古矫之”[41]。

但公安、竟陵两派过于追求性灵，因而在文学创作上都走入误区。公安派之误区在俚僻。“或曰：‘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是也。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不能自舍，以取世嗤哉？”[42]竟陵派则滑入深幽孤峭一路，原因“只在为要求古人真诗之故，强欲于古人诗中看出其性灵而已。强于古人诗中求其性灵，于是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玩索之久，觉得某句奇妙、某字鲜秾，某是苦语、某是很语，某字深甚、某字远甚，到此地步，虽欲不走入魔道而不可能”[43]。

如此文学风气下，明末文学自难出色，也为人所诟病，所以对其改革成为必然。对其的修正与思想界的修正相似，也首先是从王学左派的文学家中出现，如焦竑与袁中道，“至就其与公安相异之点言，即公安有意矫枉，而弱侯尚庶几‘允执厥中’。弱侯由博返约，所以才与学可相得益彰。昔人以为诗有别才非关学，而他则以为博学并不妨碍作诗”[44]。

随后钱谦益等人在文学观念与文学风格上就与公安、竟陵大不相同，而逐渐地向清代文学风格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在于抛弃了门户之见，转益多师，“明人论诗，正因各以偏胜见长，所以分别门户。清初一般人，大抵均反此风气，不欲以门庭自限”[45]。再有就是重视学问与法度，“他所谓文章，是一方面重在性灵，一方面重在学问。这双管齐下的文章定义，可以说是对于七子、竟陵之补救，同时也可以说是集归、唐、公安之大成。性灵与学问，如何可以双方兼顾呢？他便用一‘真’字以联贯之。性灵求其真，学问求其真，于是双管齐下，可以一以贯之了”[46]。

到了清初文学家那里，更是将学问、义理与词章三者结合起来，将性灵、格调、法度等结合起来，如顾炎武，“其论文之足以见其学者见解者，则为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的文学观。这是清代一般文人学者共同的主张，而其意实发自顾黄”[47]。

除思想与文学在明清之际发生明显转变外，与之同步进行的还有学术。明代自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人把精力全放在举业上，除考试所用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籍外，其他书皆以妨碍举业为由束之高阁，因而明代文人的学问整体趋于空疏。王学流行以后，讲求顿悟，不重格致，其空疏程度更是变本加厉。“士生今日，以科举之学相尚，速成捷得，日趋简陋，有终其身未睹五经文字者，矧十三经汉唐注疏之书乎？全史固未易办，温公《资治通鉴》、紫阳《纲目》又为庸妄子芟订，几于断烂朝报，贻误后生。甚矣，今日经史之难言也。”[48]

不但不读书，明代人还有乱改、乱解古书的坏习惯，伪造书籍的坏毛病，“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盖经学之缪三：一曰解经之缪，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凿空瞽说，则会稽季氏本为之魁；二曰乱经之缪，石经托之贾逵，诗传儗诸子贡，矫诬乱真，则四明丰氏坊为之魁；三曰侮经之缪，诃《虞书》为徘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矿为之魁”[49]。

至于明人自己的学术著作，则又谬乱而无家法，粗制滥造的现象相当普遍，“史学之缪三：一曰读史之缪，目学耳食，踵温陵卓吾之论，而漫无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缪，攘遗舍沈，昉毗陵荆川之集录，而茫无钩贯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缪，不立长编，不起凡例，不谙典要，腐于南城，芜于南浔，踳驳于晋江，以至于盲瞽僭乱，蟪声而蚋鸣者皆是也”[50]。

所以到明代末年，许多学者起来鼓励人们读书。“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固陋到这种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毛子晋和他的儿子斧季，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51]

清初学者在明末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增高，最终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并形成了清代的朴学学风。可以说，清代朴学虽由顾、黄等人最终确定下来，但其学术源头却在明代最后的历史阶段，对此钱穆先生论证得极为清楚。“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陈氏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其书取径即与亭林《诗本音》、《易本音》相似。陈氏《毛诗古音考序》，自谓‘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其据古求证之方法，岂不已先亭林而为之乎？其后阎百诗为《尚书古文疏证》，亦承明季梅鷟《古文尚书考异》，非自创辟。特后来居上，继事加精耳。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杨慎用修治古音，犹在陈第前，而不如陈之精密。然亭林《唐韵正》犹有取于杨氏《转注古音略》之说。《四库提要》子部杂家论方以智《通雅》云：‘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此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焦里堂亦言之：‘南宋空衍理学，而汉儒训诂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在前若杨升庵，在后若毛大可’云云。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52]

明清之际思想、学术、文学风气的转变，对名教爱情剧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政治、经济层面，可以说，名教爱情剧即是由此而出现并大量泛滥的。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进步戏曲家在思想上皆以王学左派为依据，因此推崇人的个性解放，具有较强的反封建精神。而程朱理学在人性方面则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王学左派与程朱学派根本不能相容。所以当社会思想整体由王学向程朱理学转变时，以恪守礼教为主的戏曲作品大量出现是必然的结果。既然传奇以“十部传奇九相思”为主要特色，那么能与当日社会思想、学术、文学风气转换相适应的自然也就是以遵守名教为特点的名教爱情剧了。至于像《牡丹亭》一类的作品则因与社会主流思想相冲突而遭到批判。其次，由于推崇性灵，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家们在创作时多以展现作家自我才情为主，反对规矩对人才情的约束，因此他们的剧作经常会突破戏曲格律、音韵的束缚，这一点可以从汤显祖“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句话中看出。而随着义理、学问、法度等在诗文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同为文学一脉的戏曲创作自然也会同样地以规矩为准则，而严守曲牌、音律规范的要求在名教爱情剧创作中也确实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再有，程朱理学要求文学创作以诗教为旨归，温柔敦厚、中正和平构成文学的基本审美风格。其语言则以学问为支撑。所以名教爱情剧对学问空疏的现象做了严厉的讽刺与批评，至于其声调则推崇雅音而反对俗调。“扮演梨园，须从昆调。弋阳、海盐等，不得过问也。”[53]

（二）名教爱情剧

早在先秦时期，名教已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但其内涵与后世不同，如《管子·山至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54]此处名教泛指一般的名声与教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任务，因此人们就把泛指名声、教化的名教一词的内涵加以特定化，也即名教的内涵由原来的名声、教化变成礼教。如袁宏《后汉纪·献帝纪》：“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55]曾巩《上杜相公书》：“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56]由于名教在汉以后专指礼教，所以后人就将违背礼教的行为称为得罪名教，而将违背礼教的人称为名教罪人。如清代钱名世即因党附年羹尧，被清世宗斥为名教罪人，“探花钱名世以年羹尧之党，世宗斥为名教罪人”[57]。

由于名教一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指礼教，因此以名教作限制词的内容必然和名教或者说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本书中，既然将研究对象命名为名教爱情剧，那么此类爱情剧也必然与名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这里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名教爱情剧不仅是因为其中多个剧本出现名教一词，而且还因为其维护名教的立场倾向，以及对破坏名教行为的批判。

【意不尽】多情莫笑无情，节操须关名教场，羞称艳冷，词还正雅，规放荡。[58]

在这里，沈自晋明确提出戏曲作品必须恪守名教，坚守节操，以雅正为基本的写作原则，积极承担规劝放荡的教化任务，坚决反对在戏曲中宣扬放荡无礼的行为、思想。在《小河洲》中，铁中玉是水冰心的救命恩人，而当他因救水冰心被奸邪之徒陷害得病时，水冰心又将其接回水家养病。因此二人间的关系有了瓜田李下之嫌。后当两家父母为他们缔结婚姻时，二人为避嫌坚决予以反对。最后经皇帝验明他们之间确实没有私情，二人才奉旨结成正式夫妻。这种遵守名教的立场与行为被作家赞同、提倡。

【沁园春】铁子探亲，为怜鸳侣，罪正奸侯。水冰心俏胆，移花接木，万回千转，不肯回头。两侠相逢，受恩知报，敢冒嫌疑下榻留。梁间子，见灯花影里，道义绸缪。奸谋，恨却婚求。用毒计，忠良幸不休。喜救人拚命，将身敢保，旧衔还借，一战功收。百计千方，反惊奸胆，花烛三番真好逑。封章奏，见人伦义侠，名教风流。[59]

再如《双鱼佩》中，由于柳应龙守身严正，不欺暗室，能够拒绝女子请求约会、建立私情的要求，因而得到上天的垂顾，将其科举名次由第二十七名提拔为第一名解元。在对恪守、维护名教行为进行褒奖的同时，名教爱情剧对破坏名教的行为则予以严厉的指责与批判。如柳应龙的表兄弟奚必学假托花府小姐的名义，伪造私信邀请柳应龙夜晚赴花园约会。他这种不顾礼法、败坏名教、玷污他人名节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因此受到神灵革除功名的处罚。

（末冠带扮朱衣神上）青桂婆娑玉殿前，广寒宫里问婵娟。时人莫道登科易，进退升沉总在天。吾乃朱衣是也。奉帝君之命，柳应龙不赴私约，有功名教，原该中二十七名，今已拔作解元。奚必学下科当中，因他擅写假书，污人闺门，今已削去桂籍。明早乃下方揭晓之期，天榜先定，不怕只些试官，不在其彀中也。[60]

又如《永团圆》一剧中，江讷欲退蔡家的婚约，就邀请当地一位致仕的年老乡绅作见证。后来此乡绅又为此事替江讷向衙门投递诉状。不料丑事为当地读书人所知，于是他们堵住乡绅，指责他败坏名教，是衣冠禽兽。书生们的语言虽然不敬，然这也是乡绅咎由自取。

（小生）请问老先生今日有甚事要见太翁？（付净）学生有一便民公事，特来面讲。（小生）恐怕不是便民，倒是退婚的事。（丑）恐怕还是坑儒的事。（付净）好笑得紧。学生居乡，并不与一些闲事，兄辈为何这等唐突？（末上）江家诉状在此了。（付净急袖介）（小生、丑嚷介）前日与江家主张退婚，今日又替他投诉状。蔡兄与汝何仇，必下这等毒手。况你也是名教中人，何苦与铜臭做犬马。（付净）这等狂徒，你敢凌虐先达么？（小生、丑）什么先达，你是衣冠禽兽。（各骂介）[61]

冒名顶替当然是无耻的行径。所以指责冒名顶替为侮辱名教、冒名者为匪类也没有什么过错。当然，冒名者尚知羞愧，也可见良心未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改过向善正符合提倡名教的要求。

（外向丑介）近有一种匪类先生，竟辱名教，石兄也闻得么？（丑羞惭勉强介）不曾。（末）我想延师如石兄者，定然不差。（外笑介）我家先生，择取再三，非假非冒，岂有差错之理。[62]

维护名教不仅是名教爱情剧的基本要求与重要特点，其实在明清之际，恪守、推崇名教乃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普遍性观念与道德规范要求。

学问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饮食，而有裨于纲常名教。其规模宜宏，操功宜，不从然处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论语》首章即拈出“不愠”二字。[63]

甲申以后，士之好名者强与国事，死者先后相望，乾初曰：“非义之义，大人勿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著，遂使奸盗优倡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论，未有不补名教者。[64]

圣人无不可为之时，不论有道无道，直以纲常名教为己任，拨乱反治为己责。若自己德非圣人，才不足以拨乱反治，只宜遵圣人家法，有道则见以行义，无道则隐以守身，宁迹同沮、溺、丈人之偏，慎无蹈昧于知止之辙。[65]

孙奇逢、黄宗羲、李是明清之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阳明学派最著名的讲学大儒。孙奇逢在中原、李在关中、黄宗羲在江南，三人门生弟子遍天下，可见名教之要求在当日是非常迫切的。

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66]

作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顾炎武认为要想挽救社会道德败坏的现实，必须提倡名教。可见在明清之际的堕落现实刺激下，四位最杰出的思想家皆对名教持赞成与肯定态度。不仅是文章，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也是名教中的佼佼者。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动中，他们皆恪守名教规范，先是与明代末年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尤其是孙奇逢与黄宗羲更以道义著称。而在清军进入中原时，他们又先后举起武装反抗的义旗；军事斗争失败后，不是邀名取利，而是窜身于山谷之中，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清政权合作，真可谓坚守名教的典范。其实清朝统治者尽管对中原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行为大为恼怒，但对反抗者以名教为号召进行的军事或道德抵抗行为也不得不予以表扬，毕竟他们也需要所谓的忠臣义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今就有明一代死义死事之臣，博采旁蒐，汇次如左。同死者，各因事附见。其事实繁多及国家兴亡所系，或连属他传，本末始著，与夫直谏死忠，疏草传诵人口，概具前帙。至若抒忠胜国，抗命兴朝，稽诸前史，例得并书。我太祖、太宗忠厚开基，扶植名教，奖张铨之守义，释张春而加礼，洪量同天地，大义悬日月，国史所载，焕若丹青。诸臣之遂志成仁，斯为无忝，故备列焉。[67]

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作品中，传统的雅文学诗歌、散文且不必论，即便是在当日被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也处处透露出提倡名教的味道。除名教爱情剧外，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大量反映忠奸斗争、民族战争的优秀戏曲作品，如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小说领域，与名教爱情剧相对应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是以推崇名教为宗旨，如《玉娇梨》的作者就直接署名为“名教中人”，其思想可通过下面这则材料以见一斑。当然此类小说、戏曲中的名教多与才子风流结合在一起，尽管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与思想家的认识相比落后很多，常给人以封建卫道者的印象。

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第未竖懿形，无从求淑影，因谱兹《好逑》一案，使世知天才佳丽，原有安排，人每自轻，不知消受。惟德流荇菜，方享人生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舍此而登徒窥共柏之情墙，非然而嫫姆掷潘安之果，吾见其不知量，而只自取辱耳。故于归之径，周行是正，直御为安。稍涉逶迤，而侠者则避之，义者则辞之，非以之子为不美而不动心，非以家室为不愿而不属意。所以然者，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裯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此其所以为“好逑”而《诗》独咏之哉。[68]

明清之际的人们之所以宣扬名教观念，应该与当日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从万历时期开始，整个明王朝开始腐烂溃败，此时人心道德沦丧得极为严重。一般的社会上层人士沉迷于酒色之中，奢侈堕落。官员们为功名利禄，不顾廉耻，投机钻营，阿谀奉承。至于孔孟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早已被抛到一边。因此有志之士提倡名节，主持清议，以图挽救道德人心。“盖明自万历以下，朝纲既颓，阉珰日炽。忧时之士，激于浊世，出持清议。东林一唱，四方响应，亦自机运所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东林当时所主持者，其一则曰明是非。”[69]其结果为：

晚明启、祯之际，忠烈接踵，不得谓非东林讲学之效。陈几亭所谓“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东林有之。流风未沫，及于清初，如顾亭林之耿介，李二曲之坚卓，其人格之峻，操持之高，皆东林之嗣响也。[70]

如果说明末主要是为忠奸斗争、区分清流浊流而提倡名节，那么当清兵入关之后，提倡名节的核心就变成坚持民族大义了。在明清易代过程中，不仅战场上许多将领投敌卖国，如祖大寿、耿精忠、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即连主持名节、负天下重望的许多士林领袖都变节事敌，如清兵南下时开门迎降的钱谦益、王铎，抵抗不住压力出仕新朝的吴伟业，真可谓名节扫地。更有甚者，毫无人格可言，农民起义军来投降起义军，清兵一到又做清朝的高官，如孙承泽、龚鼎孳，真是遗臭万年。“王曰：‘尔科道何仍蹈故习，陷害无辜？’给事中龚鼎孳曰：‘冯铨乃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铨曰：‘鼎孳何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实否？’鼎孳曰：‘实。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王曰：‘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征，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此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可也。此番姑免尔等之罪，如不改悔，定不尔贷。’”[71]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提倡名教或者说名节，是必然而急需的。

社会层面而外，从戏曲来说，通过与《西厢记》《牡丹亭》等真正宣扬男女爱情的剧目相比较，也可以看出名教爱情剧侧重于维护名教的一面。在《西厢记》《牡丹亭》等剧中，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可以勇敢地突破封建婚姻观的束缚，也对代表封建权威的父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科举功名对张生、崔莺莺来说，远没有爱情来得重要。“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夫荣妻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索强似状元及第。”[72]至于其创作思想，也是以对爱情的歌颂、对至情的颂扬为旨归，“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3]。

名教爱情剧则不然，其男女主人公虽然也一见钟情，其行为也多有花前月下、约会谈情的场面。但男女双方的行动皆保持在“度”的范围之内，这个度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绝没有崔莺莺与张生那种私下结为夫妻的举动。很多剧目甚至出现约会时男女主人公大谈礼教这种极煞风景的情况。在爱情遇到父母的阻挠时，女主人公基本都选择听从父母之命，所能做的只是暗地里感叹所适非偶的不幸。虽然个别女主人公与父母进行了抗争，但抗争的出发点却是因为父母要悔婚，毁坏自己的贞节，为了维护“一女不事二夫”的贞节观念她不得不进行反抗，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是，《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爱情剧为了表示爱情的忠贞，都采取一男一女的组合方式，绝对不允许一夫多妻妾现象的存在。而名教爱情剧则不然，一男两女的组合在剧中不仅极为普遍且被宣扬，个别剧目甚至还是一男三女的婚姻格局。对待功名，名教爱情剧非常在乎，不取得功名对主人公来说绝对是人生的缺憾。剧中不但有大量科举描写，而且人生不得意的失落感也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厌其烦地陈诉一番，许多剧目更是明确地陈述婚宦并重的思想。对功名科举的重视，对婚姻的渴求使得剧中男主人公的人格要求也因此变得重要起来。维护名教、坚守名节，关心国家、社会大事，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孝敬父母、延续宗族等在名教爱情剧中处处可见。可以这么说，与《西厢记》《牡丹亭》等反封建的爱情剧相比，名教爱情剧在爱情描写方面确实逊色太多，但在反映现实的力度与广度上，则《西厢记》《牡丹亭》等与之相比却相差甚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可谓是各有所得吧。

综上所述，由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急需通过提倡名教来挽救日益堕落的世道人心，挽救国家的危亡，因此“名教”成为当日社会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名教爱情剧不仅产生于这个时代，且本身也以提倡名教为根本性特点，因此用“名教”一词来概括此类爱情剧是恰当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三）名教爱情剧剧目

名教爱情剧作集中收录于郑振铎、吴晓玲先生先后主持整理、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中。除《古本戏曲丛刊》外，一些戏曲界藏书家如傅惜华、程砚秋先生所藏的剧本，以及一些作家个人文集如《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保留着一些名教爱情剧目。现将本书所用的、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与《李渔全集》中的名教爱情剧目罗列如下。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第十一函：明周朝俊《红梅记》。第十二函：明朱期《玉丸记》。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第三函：明叶宪祖《鸾记》，明周履靖《锦笺记》，明单本《五闹蕉帕记》。第五函：明玩花主人《妆楼记》。第六函：明□□《西湖记》。第七函：明沈孚中《绾春园》。第八函：明马佶人（撷花主人）《荷花荡》，明沈自晋（鞠通生）《望湖亭记》。第九函：明路迪《鸳鸯绦》。第十函：明阮大铖《春灯谜》《燕子笺》。第十一函：明西湖居士《灵犀锦》《诗赋盟》《明月环》。第十二函：明湖隐居士《金钿盒》。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

第一函：明史磐《鹣钗记》，明许自昌《灵犀佩》。第二函：明王异《弄珠楼》，明许恒《二奇缘》，明吴炳《绿牡丹》。第三函：明吴炳《情邮记》《画中人》《西园记》，明王元春《景园记》，明王翃《红情言》。第四函：明□□《衣珠记》，明□□《吐绒记》，明□□《金花记》，清李玉《永团圆》。第六函：清李玉《意中人》。第七函：清朱佐朝《艳云亭》。第九函：清周坦纶《玉鸳鸯》，清刘方《天马媒》，清邱园《幻缘箱》。第十一函：清陈二白《称人心》，清王鑨《秋虎丘》。第十二函：清孙郁（雪厓啸侣）《双鱼佩》，清采芝客《鸳鸯梦》。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第二函：清李玉《五高风》，清无名氏《十美图》。第三函：清丁耀亢《西湖扇》。第四函：清龙燮《江花梦》。第五函：清吕履恒《洛神庙》，清黄鉽《四友堂里言》。第六函：清徐石麒《珊瑚鞭》。第七函：清程瀛鹤《蟾宫操》，清李应桂《梅花诗》《小河洲》。第八函：清汪光被《广寒香》《芙蓉楼》。第九函：清曹岩《风前月下填词》。第十函：清无名氏《三凤缘》。

《李渔全集》：

第四册：《怜香伴》《风筝误》《凰求凤》《蜃中楼》。

上面共列举笔者阅读并认定为名教爱情剧的剧目共五十八种。实际现存的、可归入名教爱情剧的剧目应该还有一些，比如与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传奇剧本《玉尺楼》、与才子佳人小说《锦香亭》存在改编关系的传奇剧本《锦香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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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霍韬：《渭厓文集》卷三上，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影印本，第547页。

[2] 《明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887页。

[3] 《明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888页。

[4] 《明史》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04页。

[5] 《明史》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72页。

[6] 《明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887页。

[7] （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8页。

[8]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150页。

[9] （明）刘宗周：《论语学案》三，《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440页。

[10] 《明史》卷三百五，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819页。

[11]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154页。

[12]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标点本，第821页。

[13]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067页。

[14]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903页。

[15]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161页。

[16] （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八，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298页。

[17] （明）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五，中华书局1999年标点本，第265页。

[18] 《明史》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180页。

[19] （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3、14页。

[20] （明）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5页。

[21] 《明史》卷九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80页。

[22]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732页。

[23] （清）朱鹤龄：《愚庵小稿》卷十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标点本，第333页。

[24] （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中华书局1957年标点本，第202页。

[25]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第3479页。

[26]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第3501页。

[27]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第3550页。

[28]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222页。

[29] （清）彭士望：《树庐文钞》卷二《与陈昌允书》，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页。

[3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8页。

[32]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311页。

[3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3页。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1页。

[36] 《清史稿》卷一百八，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第3148页。

[37] （清）陆陇其：《松阳讲义》卷一，华夏出版社2013年标点本，第4页。

[3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0页。

[39] （明）李贽：《焚书》卷三，《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年标点本，第98、99页。

[40]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标点本，第187、188页。

[4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6页。

[42]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标点本，第710、711页。

[4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7页。

[4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4页。

[4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2页。

[4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8页。

[4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5、346页。

[48] （明）徐柯：《一老庵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标点本，第99页。

[49]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68页。

[50]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68页。

[5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页。

[5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53] （清）孙郁：《双鱼佩》，《凡例记略》，《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影印本。

[54]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二十二，《山至数》第七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1326页。

[55]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2017年标点本，第509页。

[56] （北宋）曾巩：《曾巩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241页。

[5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58] （明）沈自晋：《望湖亭》卷下，《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影印本，第44页。

[59] （清）李应桂：《小河洲》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页。

[60] （清）孙郁：《双鱼佩》下卷，《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影印本，第9页。

[61] （清）李玉：《永团圆》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影印本，第34、35页。

[62] （清）李应桂：《梅花诗》上卷，《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42页。

[63] （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553页。

[64] （清）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标点本，第174页。

[65] （清）李颙：《二曲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96年标点本，第506页。

[66]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533页。

[67]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408页。

[68] （清）名教中人：《好逑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标点本，第2页。

[6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7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71] （清）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齐鲁书社2005年标点本，第74、75页。

[72] 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第九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73] 徐朔方笺校：《诗文》卷三十三，《汤显祖集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标点本，第1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