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礼”制度的草创及完备

一 《尚书》及《周礼》之“五礼”

“五礼”之名始于《尚书》。《尚书·尧典》载：“（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1]何为“五礼”，《尚书》未有进一步阐发，汉代经师对此却有不同的注解。西汉孔安国传“修吉、凶、宾、军、嘉之礼。”[2]东汉马融沿袭孔说，以为“五礼，吉、凶、军、宾、嘉也。”郑玄则认为“五礼，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矣。”[3]清人孙星衍对马、郑二人的注解差异解释曰：“（马融）据《周礼·大宗伯》以说之也。（郑玄）因唐虞时未有五礼，盖五等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4]姑且不论《尧典》中“五礼”是否为诸侯朝聘之礼，它也绝非后世明确区分的“吉、凶、军、宾、嘉”之“五礼”，因为尧舜时期不可能具备后世的“军礼”。《尚书·皋陶谟》又载：“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5]郑玄认为此“五礼”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等之礼。[6]孙星衍依据《尚书·尧典》唯言“典朕三礼”，推断“五礼”当为五等之礼。而“典朕三礼”，马融与郑玄均释为“天、地、人”之礼[7]。孙氏或许以为“三礼”乃三等之礼，故“五礼”也应如此。汤勤福先生指出，“五礼”之所以用“五”为名，可能与儒家学者接受五行观念有关系[8]。

尧舜时期是否已经形成后世的五礼体系，除孔安国与马融外，后代也有学者持肯定态度。《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修五礼……”[9]。裴骃《集解》征引马融观点释为“吉、凶、宾、军、嘉也”。唐人张守节对“五礼”加以阐发：

《尚书·尧典》云“类于上帝”，吉礼也；“如丧考妣”，凶礼也；“群后四朝”，宾礼也；《大禹谟》云“汝徂征”，军礼也；《尧典》云“女于时”，嘉礼也。[10]

诚如张守节所言，《尚书》确有祭祀天地四时、朝见诸侯、征讨有苗氏、尧嫁女于舜等记载，但这并不能证实其时已有系统的五礼制度。

唐人杜佑甚至把“五礼”产生上推至三皇五帝时期，《通典》载：

伏羲以俪皮为礼，作瑟以为乐，可为嘉礼；神农播种，始诸饮食，致敬鬼神，为田祭，可为吉礼；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可为军礼；九牧倡教，可为宾礼；《易》称古者葬于中野，可为凶礼。又，“修贽类帝”则吉礼也，“厘降嫔虞”则嘉礼也，“群后四朝”则宾礼也，“征于有苗”则军礼也，“遏密八音”则凶礼也。故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而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事地与人为三耳。其实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11]

上列文字均以《周礼》中五礼体系，来附会《尚书》中尧舜时期存在“五礼”，实不足为凭。因为某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系统的五礼制度，应与其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尧舜时期尚处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红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祭坛及礼器，可认为其时已具备了礼之雏形，然而不太可能形成系统完善的五礼制度。

古代文献中最早详细记载“五礼”制度的是《周礼·春官·大宗伯》。其载曰：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12]

这段文献完整地记载了五礼体系，吉礼祭祀天神、地神和先王先祖；凶礼哀悼天下各国遭遇的忧伤；宾礼使天下各国相亲附；军礼协同天下各国；嘉礼使民众相亲和。《周礼》产生年代历来有争议，大多学者认为是战国晚期[13]。其内容涉及官制汇编，但绝非周代真正实行过的政治制度，而是以先秦制度为背景勾画的一部“大一统”政治蓝图。同样，《周礼》之“五礼”也仅仅是儒家据先秦礼制提出的理想，并未成为国家制礼作乐的实践[14]。

二 先秦及两汉礼仪概略

据二里头文化遗址的青铜礼器、宫殿基址及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遗址所发掘的礼器、墓葬、宫室等，我们能推断夏殷两代存在用礼仪式。迨至周代，周公“因于殷礼”而制周礼。从发掘的青铜器铭文中有“大丰（豊）”[15]以及《尚书》《诗经》等文献关于“礼”的记载，我们也能看出周公制礼的事实。至于周礼包含哪些礼仪，我们可从《仪礼》及《礼记》中寻找答案。《仪礼》是一部记录先秦礼仪的汇编，有学者考证《仪礼》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间，由孔子的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16]。《仪礼》本名《士礼》《礼经》，《仪礼》之名来自东晋之后。今本《仪礼》17 篇，冠、昏、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共计7 篇）为士礼；乡饮酒及乡射通行于士与大夫，少牢馈食及有司为大夫礼；燕、聘、大射、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为诸侯见天子礼，丧服则上下通用。

《礼记》是战国和秦汉之际儒生对《仪礼》的解释与论述，其中保留了许多先秦重要史料：

《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凶、宾、军、嘉也。”[17]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18]，“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19]

《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20]

《礼记·仲尼燕居》：“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21]

《大戴礼记·本命》：“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22]

据以上资料，我们可知周代有朝觐、聘问、祭祀、丧葬、婚嫁、冠笄、射礼、食飨、军旅、乡饮酒、士相见等礼仪。然而这并不能说周代就制定了体系完善的五礼制度。

两汉时期，今文经《士礼》一直颇为推崇，居官学地位，而其构建的礼制结构则以冠、婚、丧、祭、乡、相见等六礼为主要内容。当然上述六礼并不能涵盖两汉所有的制礼内容及礼仪实践，史载：“汉初孙叔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23]陈戍国《秦汉礼制史》也列举了两汉存在的祭祀、丧葬、婚冠、搜狩、巡狩、朝觐、籍田、射礼、军礼、舆服、尊师养老等仪节，证明两汉已实行五礼制度，并反驳清代王鸣盛“汉代无礼”的观点[24]。梁满仓则指出，一种礼仪制度的建立，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现实作基础，西汉诸礼“多无定制”，这种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礼制不能与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等同。梁先生也注意到两汉的礼仪活动并非仅限于《士礼》，故提出两汉礼制为“超《士礼》礼制”的观点[25]。杨志刚也认为，终汉之世尚未以“五礼”为框架来规划或撰述礼仪。“五礼”在汉代还仅是一种学说，一种借以条分复杂的礼制系统的观念，而并未付诸实践，尚未进入现实的操作领域[26]。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之形成

中国古代以“五礼”体系来编撰礼制肇始于西晋的荀顗。《晋书》载：

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27]

从挚虞的上表可知，荀顗所撰新礼即为《五礼》，它以曹魏之前的礼仪实践为基础，参考今古，编撰而成。据《南齐书》载，荀顗所撰《五礼》又称《晋礼》[28]。因此，古代第一部以《周礼》之“五礼”体系建构的礼典为西晋初年修订的《晋礼》。汤勤福先生认为，五礼制度产生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帝王的意志、学术发展的基础和国内外政治局势，三者缺一不可。晋武帝重新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他本人有创制新礼制体系的意愿，加之郑玄、王肃等人礼学思想已臻成熟，故适应大一统的五礼制度在西晋产生[29]。

迨至南北朝时期，各朝重视编订礼制，均以“五礼”为内容。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484），“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30]关于王俭，《南史》载曰：

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十日一还，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盖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31]

可见，王俭年少时便学习三礼，精于儒学，以深谙朝章典故而知名当时，深受齐武帝萧赜的信任与重用。王俭制定的“五礼”，亦为后世所采用。《隋书》载，隋朝太常卿牛弘“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32]

南朝梁武帝时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制礼活动。史载：“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33]可见萧梁这次制礼不仅依“五礼”体系，而且对于修订者有着明确的分工。

北魏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也重视礼乐的制定，其中由南朝来奔的王肃起了重要作用。史载：“王肃字恭懿，琅琊临沂人也。肃少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齐，位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34]《资治通鉴》也记载，王肃北奔，“魏主或摒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35]

北齐也重视修订礼制，史载“（北齐）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李）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36]除常景外，北齐魏收及薛道衡也曾监修五礼。史载北齐后主时，“魏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37]《隋书·薛道衡传》又载，北齐武平初，薛道衡奉诏与诸儒修订《五礼》[38]。

四 隋唐时期“五礼”之完备

陈寅恪先生在分析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隋代礼制有三大渊源，其一为北魏、北齐，其二为梁、陈，其三为西魏、北周[39]。其中西魏在宇文泰执政时奉行《周礼》六官制度，北周武帝更是把《周礼》视为立国大法，很多大臣在其影响下都研习并讨论《周礼》。史载“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40]历西魏、北周直至隋朝有几位重要制礼大臣，如宇文泰的谋主苏绰、苏威父子，辛彦之、牛弘等，陈寅恪先生据此认为西魏、北周制度也是隋朝礼制渊源之一。

隋朝历38年而亡，但先后有三次修订礼制。首次发生在杨文帝开皇初年（581），史载：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41]

此次制礼是由太常卿牛弘上奏请求修订、组织学者撰写，主要采用北齐《仪注》，同时也稍参照了南朝齐梁礼制，最后撰成《隋朝仪礼》一百卷[42]，于开皇五年（585）春正月戊辰下诏颁行[43]。隋第二次制礼是灭陈（589）之后，史载“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44]此次制礼参与者除牛弘外，还有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王劭等人，且至少持续至文帝仁寿二年（602）[45]。第三次为隋炀帝时期，“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46]隋代三次修礼，牛弘都扮演了极为重要之角色。

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沿用隋礼。太宗即位后重视文教，组织礼官修改旧礼、制定新礼。史载：

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47]

上文所载唐太宗即位后修订的礼书即为《贞观礼》，《新唐书·艺文志》又称之为《大唐仪礼》[48]，成于贞观十一年（637）并诏颁天下行之[49]。史书并未明确记载《贞观礼》修订始于何年，吴丽娱据两《唐书》有关房玄龄和魏征分别职任中书令及秘书监的时间，认为此次修礼始于贞观二年（628）的可能性最大[50]。修订者除房玄龄、魏征外，还有长孙无忌、李百药、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其中孔颖达“所有疑滞，咸谘决之”[51]。与隋礼相比，《贞观礼》增加了29项内容，主要包括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52]。

唐高宗即位初年，有人评议《贞观礼》过于简略不够详尽，高宗下诏重新修订。史载：

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53]

这部礼书颁于显庆三年（658），故称《显庆礼》，因其编修始于永徽年间，又称《永徽礼》。该礼明显不同于《贞观礼》，即“与令、式参会改定”。唐代文法之名有四，即律、令、格、式。其中“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也有解释为“律，法也；令，教也，命也；格，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式，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之制。”[54]令、式入礼，表明唐代礼法的融合，加强了唐礼的权威性。然而这部礼书因李义府、许敬宗迎合高宗和武后旨意对《贞观礼》加以增删，在行用时遭到学者批评，导致上元三年（676），高宗就太庙祭祀，“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至仪凤二年（677），因《显庆礼》多不遵古，下诏今后依据《周礼》来执行五礼礼事活动。故而每逢大型礼事，礼官们不依据《贞观礼》和《显庆礼》，而是临时撰定礼文。

唐玄宗继位后开创了经济文化繁荣的盛世，在此背景下，有大臣提出修订礼典，《开元礼》由此而产生，标志着古代“五礼”制度的完善。史载：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55]

由上引文字可以看出，开元十四年（726）张说反对王喦删改《礼记》的提议，指出《贞观礼》及《显庆礼》前后有很大不同，须讨论古今，对其加以折中删改。前后经历六年，由徐坚、李锐、施敬本、萧嵩、王仲丘等人撰成《大唐开元礼》，于开元二十年（732）颁行使用。《开元礼》总计一百五十卷，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卷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卷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卷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卷一百五十为“凶礼”。《开元礼》对此前的《贞观礼》及《显庆礼》加以删改，是一部产生于大唐开元盛世的礼典。正如宋人欧阳修所言，“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56]它奠定了后世礼典的基本格局。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开元礼》设科取士，推动了《开元礼》的传播与影响。迨至五代、宋初，仍以《开元礼》开科取士。

五 宋代以降“五礼”之发展

宋代被很多学者视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为宋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57]如选官制度上，科举取士进一步扩大，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底层不断上升，由此政治制度由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阶级关系上，市民阶层产生，出现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土地制度由禁止买卖到不立田制、自由典卖。城市经济繁荣，最早出现纸币“交子”。文化方面，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思想方面，由唐至宋，学术思想由禅学到理学即新儒学，儒学进一步普及化和世俗化。

作为宋代文化发展的表现之一，则是宋代制礼活动的兴盛。除官方频繁编修礼典之外，宋代还有大量私家仪注撰作。宋太祖朝《开宝通礼》、宋仁宗朝《太常因革礼》、宋徽宗朝《政和五礼新仪》以及南宋孝宗朝《中兴礼书》是宋代官修的几部重要礼典。《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58]。《太常因革礼》则是北宋嘉祐年间由欧阳修任提举编纂、苏洵和姚闢主修而成的一部重要礼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部礼典没有列出“宾礼”，但在“新礼”中出现与“宾礼”相关的礼仪条目[59]。《太常因革礼》编修目的并非要重新制定一部礼典，只是“以《开宝通礼》为主，而记其变。”[60]换言之，它只记载建隆至嘉祐年间的仪礼变化。对于《开宝通礼》与《太常因革礼》二者关系可以解读为：前者为后者之基础、后者是前者之补充。建隆至嘉祐年间不变的礼文，《太常因革礼》并不记载。《开宝通礼》之后新实行的礼文叫“新礼”，《开宝通礼》已有而之后不再实行的则称之为“废礼”。

宋徽宗大观初年专门设置议礼局，组织礼官商议制定礼制，《政和五礼新仪》便是北宋末期由议礼局编制的一部官方典礼。史载：

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议礼局请分秩五礼，诏依《开宝通礼》之序。政和元年，续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仪注。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61]

这部礼典是由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及白时中、慕容彦逢、强渊明等奉敕修撰，其前有宋徽宗御制序文和御制冠礼十卷，分为“冠议”和“冠仪”两部分。政和三年（1113）《政和五礼新仪》修成后，专门设置礼直官，允许士庶民众就新礼内容加以咨询。徽宗诏令开封府刊本通行，不奉行者则论罪处置。政和八年（1118）正月，因为《五礼新仪》在州县推广效果不理想，徽宗亲自下令诸路监司对地方执行情况加以考察，并给予奖惩。《宋大诏令集》收录了徽宗于正月二十五日颁发的《奉行五礼新仪监司因按部考察虔惰御笔》，兹引如下：

礼止邪于未形。先王作仪以范民而教之中，其意微矣。五礼新仪，州县推行，未臻厥成。可依所奏，令诸路监司因按部考察虔惰，岁择一二以闻，当议赏罚，以观忠厚之俗。[62]

不难看出，徽宗颁行此诏令缘于地方州县推行《五礼新仪》不佳。有官员上奏，令各路监司部门加以考察各地执行怠慢与否加以赏罚。政和八年（1118）十二月十五日，开封尹盛章就《五礼新仪》的实行及对策又上奏：

窃惟陛下即位以来，屡诏有司讨论礼制，张官庀局，首尾十年，始克成书。伏自新书之颁，累年于兹矣。比者帝子下降，帅臣之家始修舅姑馈盥之礼，位置枣栗，进拜唯谨。事既传闻，下至闾巷细民，无不咨嗟叹息，以谓虽王姬之贵，陛下犹且以新仪从事，况我曹之贱而敢有不遵者乎！日者陛下又虑所颁《新仪》天下遵行未徧，在京流俗尚又沿循旧例者，再降处分，令本府立法施行。臣契勘民间冠昏，所用之人多是俚儒、媒妁及阴阳卜祝之人。臣已令四厢并籍定姓名，逐旋勾追赴府，令本府礼生指教。候其通晓，即给文帖，遇民庶之家有冠昏丧葬之礼，即令指授《新仪》。如尚敢沿循旧例，致使民庶有所违戾，及被呼不赴，因缘骚扰，邀阻贿赂，并许本色人递相觉察陈告，勒出本行。其不系逐厢籍定之人，不许使令。所贵各务讲寻《新仪》，上下通晓。本府恭依处分，立到条法：违仪不奉行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63]

其实这条奏议针对《五礼新仪》未能普遍遵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对策，无非是先让礼生教导京城附近居民中推定的本籍人士《新仪》，通晓之后颁发文帖。如果普通民户有婚冠丧葬之类的事情，便令拥有文帖的本籍人士指导讲授《新仪》。此外，违反《新仪》、不奉行《新仪》以违制论处，而且不能以辞官和赦降而减轻处罚。尽管此奏议了无新意，但它符合徽宗推行《五礼新仪》的意愿，故下令从之。可是仅过了半年，宣和元年（1119）六月，开封府申请停止执行，最终废止不用。《宋大诏令集》收录了本月二十五日徽宗颁发的诏令《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更不施行》，其文曰：

顷命官修礼，施之天下。冠婚丧祭，莫不有制。俗儒胶古，便于立文，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贫窭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立礼欲以齐民，今为害民之本。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及差礼直官、礼生并教行人公文指挥，可更不施行。[64]

由以上文字可见，《五礼新仪》在编修时过于拘泥古代礼文，忽视了宋代当时的民众习俗，严重脱离现实导致难以实行，以致给普通民庶之家带来了伤害。因此，它最终被开封府废止不用了。

《中兴礼书》及《续编》是南宋官方编修的礼制文献，分别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八月、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八月缮写缴进。明永乐年间编《永乐大典》，网罗天下文献，二书亦在其中。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1781—1848）以翰林院编修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辑录《永乐大典》中唐文时，将其中《中兴礼书》及《续编》签注，由馆吏抄出[65]。《中兴礼书》共三百卷，其中吉礼共一百七十二卷（缺三十四卷），嘉礼共四十九卷（缺十四卷），宾礼八卷（缺五卷），军礼六卷（缺一卷），凶礼六十五卷（无缺）。《中兴礼书续编》共八十卷，其中吉礼十三卷（缺三卷半），嘉礼十七卷（缺七卷），宾礼四卷（全缺），凶礼四十六卷（无缺）。《中兴礼书》序文记载该礼典的编制时间及主要内容：

淳熙七年七月十三日敕，通直郎秘书省秘书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艺札子奏……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将中兴以来已行典礼，令太常寺卿少博士丞簿讲求比次编类成书，仍命大臣兼领其事……八年二月某日敕，承议郎行太常寺主簿陈贾札子奏……欲乞令礼部长贰同共删修……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准尚书省札子……将建炎以至淳熙，所行郊祀、明堂、朝献、亲飨、耕藉、高禖、内禅、登宝位、上尊号、庆寿圣节、朝会、册命后妃皇太子、驾幸秘书省、太武学应大庆典礼及祭祀仪式、乐舞器服制度等，总之为三百卷，分而为六百八十门。[66]

可以看出，《中兴礼书》主要记载建炎至淳熙时期，朝廷所实行的祭祀、内禅、上尊号、庆寿圣节、朝会、册命等仪式及乐舞器服制度等。《中兴礼书续编》的序中也介绍了其编制缘起及内容：

嘉泰二年八月二十日，准尚书省札子，中奉大夫权礼部尚书兼侍读兼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费士寅、通议大夫守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官木待问、朝奉郎行太常寺主簿叶宗鲁札子，检准嘉泰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臣僚上言节文，《中兴礼书》卷帙甚盛，无不备载。尚有孝宗一朝所有典礼，至今未曾接续修入，可谓阙典。臣向者备数奉常末属，备见始末，案牍无一不存，切虑日后散失，欲乞陛下因时制礼，下臣此章，令礼部、太常寺日下编类旧牍，接续三百卷以后，修纂著为成书，以永其传。亦使臣下见之，不生异议，其于孝治，尤非小补。取进止。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依礼寺除已编类旧牍，将孝宗皇帝一朝典礼接续修纂，成《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今已缮写行投进，伏望朝廷敷奏，取旨施行。候指挥。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依令礼部、太常寺缴进。[67]

《中兴礼书续编》是嘉泰元年（1201）九月大臣上言续修孝宗一朝典礼，并由礼部、太常寺官员费士寅、木待问和叶宗鲁编制而成。总之，这两部礼书是对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已行之礼的汇编，是研究这一时期礼制的重要文献。

辽、金、元三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兼用汉礼和本民族礼俗。《辽史》载：“辽本朝鲜故壌，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太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68]可见契丹族早期风俗质朴，随着对南方军事征伐的胜利，汉民族的礼乐制度也被他们借鉴吸收。金朝建立者为女真族，史载“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69]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在对辽战争中，每掠取辽地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依本朝之制。”[70]太宗继位，继续实行女真旧制。自金熙宗（1135—1148 在位）始，渐次推行汉化政策，吸收汉礼。史载：“皇统间，（金）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71]至金章宗（1190—1208在位）时，“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72]金朝礼典所存有《大金集礼》，编纂年月未载，据其记事最迟在世宗大定（1161—1188）年间，盖编于大定末年。此礼典共四十卷，内容并未按五礼体系来编排，主要记载朝会、尊号、册封等，“自尊号、册谥以及祠祀、朝会、宴飨诸仪，粲然悉备。”[73]《金史》诸志多取材于此，然援引多有疏漏，以致失去本意。

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立国之初，“朝会宴飨之礼，多从本俗。”[74]至元世祖至元八年，始命刘秉忠、许衡制作朝仪。此后，但凡涉及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等，均依照朝会礼仪。然而，对于大飨宗室、赐宴大臣，依然多用蒙古族礼俗[75]。杨志刚总结元朝礼制特点为“本俗”与汉礼糅合并用[76]。其实，杨先生的观点也适用于辽、金两朝。

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非常重视礼乐教化，洪武二年（1369）八月，诏令儒臣修订礼书。次年九月告成，赐名《大明集礼》。《明集礼》共五十三卷，其中卷一至卷三十八依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编制，卷三十九至卷五十三分述冠服、乘舆、仪仗、卤簿、字学、钟律、雅乐、俗乐之制[77]。

清代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早在顺治三年（1646），清统治者就意识到礼制的重要性，“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78]然而在推行明代制度过程中，亦遭到部分满族贵族的反对。乾隆元年（1736）敕修《钦定大清通礼》，历21年修成，计五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十六位吉礼，卷十七至卷三十八为嘉礼，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为军礼，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四为宾礼，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为凶礼。乾隆皇帝为撰修《清通礼》而发布上谕，其文曰：

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汉唐以后，虽粗备郊、庙朝廷之仪，具其名物，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虽缙绅学士皆未能通晓。至于闾阎、车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纪，皆未尝辨其等威、议其度数，是以争为侈恣，而耗败亦由之。将以化民成俗，其道无由。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79]

从乾隆皇帝上谕可知，鉴于以往的礼仪有的仅藏于有司，连缙绅学士都不能通晓，有的仪节繁重导致黎民百姓难以遵行的弊端，《清通礼》的编制目的在于使士大夫和庶民都能施行。

中华民国成立，自秦始皇以来持续二千多年的帝制退出了历史舞台。民国初年在改革旧礼制、树立新风尚方面推行了一系列举措。诸如革除前清“大人”“老爷”等称呼，剪除发辫，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用便服；废止迷信一类祭祀活动[80]。1912年8月，民国政府公布民国《礼制》，共2章7条，分男子礼和女子礼[81]。同年10月3日，民国《服制》公布，共3章12条，附图若干[82]。

正如杨志刚所言，民初改革，是在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种种波折，新思想、新观念逐渐萌芽和传播基础上的一个突破[83]。1914年12月礼制馆成立，编修了吉、凶、军、宾、嘉五礼，同时还起草了婚礼、丧礼、学礼和元首相见等礼。这些礼制经北京民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讨论修改，仅在1941年作为试行。1943年教育部专门设立了礼乐馆，分礼制、乐典、总务三组。是年10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重庆北培召集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及专家学者召开礼制讨论会，编成沿用传统“五礼”框架的《北泉议礼录》[84]。在此基础上，礼乐馆历时5年编修的《中华民国通礼草案》于1948年刊行，但仅供专家研讨而已。自民国建立历时37年，经多次修改但民国礼制未曾正式颁布，这也证明当时统治者已认识到传统礼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85]。有学者指出，“北泉礼仪”编制的失败，标志着古代“五礼”的终结[86]，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