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形态

民族文献中使用的信息记录符号，表达了信息记录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所接触的物（实体）、事（动态）、意（概念）的感觉，用形象的文字、图画、符号记录在不同的载体上，可以传达信息，保存记录。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形态直接体现在记载信息的记录符号中，体现在记忆信息的活态传承主体中，体现在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中。

一 隐性信息的形态首先体现在信息记录符号中

民族文献遗产的信息记录符号是显性信息的直接载体，更是隐性信息的直接依附。信息记录符号组成了民族文献的具体内容，是文献赖以存在的物质实体，也是文献整体信息的原始凭证。信息记录符号通过信息记录主体通过一定的记录规则、手段以各种记载方式来记录在文献载体上，表达了信息记录主体的原始思想情感和记录过程中的个人知识水平。

比如纳西族东巴使用象形文字，就是用图像的象征写成文字，以一字像一物或一事或一意，但与图画的惟妙惟肖表达的美感不同，而是用简单笔画粗略表达出具体的事、物、意轮廓。纳西族东巴文字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了图画文字的“原始”，为实用而简单，但既然是以“图像的象写成文字”，手段仍然决定了它的图画性。对东巴文字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简单地使用吟唱的手段来表达出图画文字的意思是难以完全表述清晰、全面的，应该以对待成熟文字的态度或者是以成熟文字的解释方式去意译，在此过程隐性信息需要被充分地发掘出来。

东巴图画文字的特点在于文献整体性信息的呈现，即不仅直接呈现出文献记录对象的行为，而且描绘出记录对象的行为方式、行为特点。由于图像在文献记录中的重要表达，文字的意义被淡化，符号的意义则被强化。例如对于能指层面“男人唱歌”的显性信息，而在隐性信息层面，则是指代围绕“男人唱歌”这一行为，延伸集合出一系列相关的信息要素，如唱歌所表现出豪爽的民族性格；依恋大山的民族性格；身体的曲线透露出的心情欢愉；纳西族的审美意识等内容。单一的信息记录符号此时已经失去了表面意义，通过表面信息符号而表征出来的隐性信息更多是隐藏于显性信息之中，通过全面的记录而成为多元信息的复合体。

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字而言，信息具体内容的表达，通常通过有规则的文字排列以特定的语法来完成信息的记录。对于东巴图画文字来说，则很难呈现完全对应的关系，图画文字在强调文献整体性信息时，就已经建构起了内部的隐性信息表意体系。如果忽视了东巴文献中这种内部信息表意方式的存在，必然导致信息整体的丢失，所以在进行东巴文的符号解读时，不能采用一般的显性信息直译方式，首先要完成的是内部隐性信息表意内容的解读。

东巴文献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单一信息的记录符号，多是存在于名词中，如使用羊头的符号代表羊；使用牛头的符号代表牛。即使是这些单一信息的记录符号，也存在着表征信息意义转换的问题，也就是符号虽然简单，但是仍然具有相当部分内容的隐性信息。这是因为信息主体的认知构成有具象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抽象的一面。具象性事物的表述，可以通过图像符号的方面进行直接辨认，如羊、牛。可是如果要表达出羊的死亡或者牛的死亡这些隐性信息，使用图像符号来表征的羊头或牛头就无法将事件来完整表示出来。这时，东巴图画文字符号就用翻转的羊头或牛头来进行隐性信息意义的转换。此外，这种单一信息记录符号一旦同行为性的复合性记录符号结合，其信息的内容构成中相应就会增加多元性的隐性信息。

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记录符号总是代表着某一事物，它既能够脱离信息传播关系的双方而独立存在，又能够贯穿于信息传播活动的全过程。通过人类约定俗成而建立起来的记录符号，表现为某种文化体系。同时，记录符号也是可以转换成显性信息的传播要素，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信息而用以指代某种隐性信息的媒介工具。就汉字而言，意义的表述让人更多地感受到其表面“表现”性，而东巴文献记录符号因使用图画记录方式，其意义的表述则将再现性与表现性统一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巴文献的记录符号意味着更为丰富的隐性信息。

二 隐性信息的形态体现在记忆信息的活态主体中

民族文献遗产在传播信息过程中，以文献作者的记载信息为主要传播对象，其中最多的内容就是特定的隐性信息，信息认识、传播主体正是凭借隐性信息去把握揣测文献作者、处理信息，而隐性信息解读，实际是解读文献作者的信息构建活动，包括客体信息与主体信息、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而这种信息思维在民族文献的语言文字中体现得较为具体。由于民族文献使用的图画、文字等记录符号的数量有限，远远少于汉语、汉字的使用数量，所以，作为文献记录符号的使用，往往借助于记录符号的能指，通过象征与隐喻进行所指的隐性信息转换，使图画、文字等记录符号在意义的表现上具有了多向性。而这种隐性信息转换同汉语古典诗歌一样，是通过信息认识、传播主体的文化经验实现的。信息认识、传播主体包括专业的研究人员、文献相关内容的传承人员以及普通的民族群众等人群。

从人类信息的传播历史来看，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使人类由动物变成了人类，而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志之一，则使人由原始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没有语言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人只能是动物世界中的一员，而没有文字，人就不可能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加以记录来传承给当代的人群。可以说，正是民族文献中的文字、图画等记录符号的使用，使得远古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得以被历代的人群依次传承，至今为我们现代人使用。虽然，历史上民族文献中的记载只是历史的部分内容，但是结合语言继承传播的隐性信息，仍然构成了民族文献的主体内容。在这一传承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主体的活态记忆是民族文献记录符号之外的信息主体，也是我们继续传承的对象信息。

就人类历史信息传播的记录性质来看，信息主体传播信息使用的语言是事物的直接记录符号，而文字则是信息主体经过加工之后使用的间接记录符号，是表现语言符号的符号。在文字记载语言信息形成文献的过程中，经过了文字的重新筛选、加工和提炼，使用了容易表现事物信息的文字来记载，隐性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被信息主体的主观意愿所重新组合。信息传播过程中语言的传播导向形而下，而文字的传播导向是形而上的。正是由于文献文字所涉及的内容仅仅是间接的现实信息，是对信息表达主体对语言信息的符号化表意，所以，文献文字经过信息表达主体的整理便自然形成了同现实世界信息相对应的加工后信息。只是由于民族文献使用的图画、文字仍然带有部分的具象性特征，使普通民众将文献中的图画文字视为现实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而现实的显性信息似乎成为文献记录符号的副本，导致文献记录信息符号表征的全部信息出现重新解构。

民族文献作为信息表达主体记载的历史上全部社会活动的重要记录，表达了历史上社会人群的集体意识，其本质是信息表达主体的内在精神和观念体系的总结，是抽象的而非感性的深层次意识呈现，这些深层次的隐性信息是难以直观表现的。但是现实存在的隐性信息却并非是纯粹抽象的混沌，它总是以某种直观的方式存在的，对于与传承人员、仪式表演、实践操作相互结合更加紧密的民族文献来说，更是需要把抽象的隐性信息以信息表达主体的活态形式进行直观地转换。

民族文献的现实信息总是以符号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记录符号能够将人类一般的、普遍的信息得以直观化呈现，使信息成为人们可以识别、接触与把握的显性信息，但是其中的隐性信息仍然是记录符号无法完全表征的。世人皆是在记录符号的导引下，才学习各种文献中知识并传承人类社会的隐性信息。如果没有记录符号的介入，人们就无法认识、理解和掌握文献中的文化信息，没有记录符号，文献的隐性信息文化内容就不能传承、交流、蓄存和增加，隐性信息就无法生存，其功能也就无从发挥。

人类活动的类型是复杂的，包括了社会、文化、经济、思想和认知的因素，民族社会保留了相对更加繁杂的社会发展习俗，比传统的汉族社会表现出更加多样的社会形态。在特定的环境下习得的知识比正式的课堂学习获得的知识更加有力和更实用。民族文献的传承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文献中记载的事实性知识，还要学习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通过真正的文化实践获得的知识。在基于情境的学习过程中，隐含在人的行为操作和处理事件情感中的隐性信息在信息学习主体与情境的互动中发挥作用，并随着信息学习主体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丰富，其隐性信息的复杂性与有用性也会随之增加。民族文献隐性信息的学习传承目标是将外显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信念的“灌输”或“训练”转变为内在知识、技能、态度和信念等隐性信息的“发展”上。

对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传承人群的考察表明，他们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及其在实际表演操作实践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都说明传承人群的自身因素在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解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字认知能力与文本释读水平无疑是传承人全面获得文献知识、提高演述技巧的有利条件。在传承人基本掌握了文献记载的本领与相关知识之后，口头表达能力与叙事技巧的提高渐渐取代了文字书写的地位，进而在表演实践中完全隐退为文献叙事的记忆链条，成为传承人大脑中的隐性信息，而这种隐性信息是否能在口头叙事、仪式表演、工艺操作过程被激活、使用，进而转换为崭新的口头叙事资源，则同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民族文献作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的主要载体，不仅表现为文献传统的叙事文本，呈现为文献内容的原始性法则及其所规定的记载规范，其更多的信息内容则发生和出现在传承人口头演述的真实过程中，而且文献的整体结构、词语的搭配、语法的运用、表征信息活力的发展态势，都体现为具体的口头叙事、仪式表演和工艺操作等实践过程，既取决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信息表达情境，也取决于信息表达主体的表演能力、竞争机制的形成，以及信息表达主体与信息接收主体的互动，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连续性实现或中断，都贯穿在每一次文献信息演述过程的始终。

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历时性轨迹与共时性呈现，也只能通过信息发现主体到信息产生、发展、变迁的特定环境中去发现、去感知、去追索，进而才能发掘出隐性信息的鲜活性、丰富性、复杂性和原生性的探索中，归纳和演绎出规律性的认知和理论性的阐释。对于这些能够释读民族文献中文字、图画的传承人而言，文字的掌握无疑是他们解读深奥难懂的文献文本、掌握大量古代词汇语法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显性信息被完整解读的基础。同时，在文献的习得、传承与表述能力的提高中，民间的传统文献如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仪式歌调等，尤其是口头言语技巧如谚语、格言的娴熟掌握与综合运用，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从民族文献的传播——接受的动态过程来理解隐性信息与显性信息的二重统一，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角。口头叙事传统客观上激活了文献演述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这些文献传承人脱离了各种记录符号的制约而走进普通民族群众的人群，融入民俗生活的特定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表达能力与表演艺术，从而也促进了文献传统的长期传播和动态发展。

民族文献遗产的传承人以文字的记录来撰写经书、编著文章、记录历史、宣传教义，主要都是为了便于在社会的仪式生活中记诵和吟唱文献内容，因而充分利用了文献语言艺术的手段。由于文献信息的演述主要是在社会活动中孕育、成长，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弘扬的，文献信息传承人正是从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他们往往成为民族社会中出类拔萃的智者。文献信息传承人不但继承了本民族蔚为大观的文献传统，同样也继承了文献隐性信息中的表达传统，他们秉承着传统的文献信息表达手段，以民族社会特有的精神范式，在隐性信息传承与显性信息之间构建了古老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厘清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与显性信息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加深对民族文献遗产传承人文献演述传统及其表达本质的认识和理解。

三 隐性信息的形态体现在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中

民族文献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人结合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文献中的显性信息通过操作将隐性信息详细地传授给被传承人。传承人传授给被传承人文献和识字的方法是与普通文字的传授方法类似，通过强化记忆、背诵、理解来达到认知、熟悉的目的，这也是师承制中长期倡导的一种声教方式。在民族社会中林林总总的仪式上，总能见到类型多样言传身教的场景，传承人在诵唱各类文献时，他身边往往有数位年轻的被传承人徒弟，逐字逐句地跟随传承人轻声诵读文献，此时显性信息首先得以传承，隐性信息并未得到完全的展示。传承人的领诵起着一种有声的演诵示范作用，被传承人跟着传承人一段一段地记诵，积段成章，直到能够背诵整部文献后，传承人才返回来让被传承人识字、抄写、释读并理解文献，并逐步掌握文献中的各种显性内容。

被传承人跟着老传承人在各种仪式中修习背诵民族文献，实际上触及了显性信息——隐性信息关联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口承、记忆和表演与显性信息的习得、掌握和运用结合为一体。被传承人之所以能够记忆文献，就是因为老传承人不仅以言语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体的操作实践来演示信息内容，而具体的、动态的仪式情境强化了被传承人对文献显性信息的理解和记忆。被传承人不仅用语言、唱腔记忆，同时也用身体姿态和手势动作参与记忆。民族文献的显性信息在情境的配合下将隐性信息以操作实践的形式展示出来。老传承人教学从朗读到记诵，再到文字的习得和文献的理解，始终贯穿着面对面传授文献的教学主张，老传承人非常注重声情并茂地朗诵，也要求被传承人腔调准确，声音和文献内容的要素得到了高度重视。民族文献句式的短小、凝练和富于节奏的韵律，都为文献显性信息的传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从文化传播与社会交流的方式来看，民族文献显性信息的接受并不是由被传承人个体阅读活动构成的，而是由传承人与被传承人共同诵读、聆听活动构成的，而且是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仪式、民间生活仪礼、技艺实践过程中完成的。民族文献作为一种特定的显性信息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文献文本，后者由于书籍的出版和普及，以物质形式传播而诉诸读者的视觉，在阅读活动中，文本生成文献的大部分信息，包括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而民族文献的文本，由于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的局限，诸如世袭传承的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文献流通的限制、印刷技术尚未普及等原因，普通民众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只能通过仪式活动来诵读文献、聆听文献，而非诉诸直接阅读文献，在直接阅读活动中文本生成文献的显性信息，在仪式诵读活动中文献的隐性信息由传承人结合操作实践得以展示。传承人将民族文献通过声音传播内容，被传承人以听觉接受的方式来学习文献，必然规定了被传承人对民族文献认知方式的特殊性。

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是民族记忆、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得以积淀、传播和流通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民族文献隐性信息的实践活动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是面对面交流传播的口传文献社会，在这个口传文献社会中口头传播与口语交流的隐性信息构成了基本的社会互动信息传播方式，而以文字传播的显性信息居于次要地位。民族社会中的传承人作为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默契、交流。这种默契和交流，是以一些民族文献中记载的地方性知识、民间智慧和对族群某种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为预设前提的。因而，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的文本演述具有激活族群记忆、动态传播知识、活跃族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在这种口传文献社会中，普通听众在接受文献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文献的解读。实际上，文献在传承人看来，不仅包括有形的、成册成卷的有形书籍，而且也包含了无形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无形记忆文本。书写实践无法脱离其口传文化的传播语境，长期以来民族文献隐性信息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民间仪式生活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民族文献意义的发生与内容的激活，皆是在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中获得生命的，因而民族文献的文本性显性信息与口传性隐性信息是合二为一、相互统一的。任何一部书写文献，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来说，一旦脱离了传承人口头诵演的隐性信息，都不过是一页页毫无用处的书页而已。同时，一个出色的传承人往往能够熟练掌握大量的口诵文献，他们同样具有创造性的天赋和创新的才能，而且在他们自己所属的族群中建立了独有的审美标准和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