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主题：着力于揭露和批判

第一节 莫言长篇小说中的揭露和批判

莫言曾明确地表示：“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1]莫言长篇小说“很好”地“践行”了他的这一“偏见”——它们虽然也有歌颂，如《红高粱家族》歌颂了“原始生命力”[2]，歌颂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但更为突出的则是“暴露”、“揭示”，或者说是“揭露”、“批判”：

一 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

《檀香刑》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油坊里的小奎因为向赵小甲公开了孙眉娘和钱丁的奸情，并对着钱丁的轿子吐了一口唾沫，便被衙役锁去关押了半个月，还被打残了一条腿，最后，他家卖掉了二亩地才把他给赎回来；孙丙因为一句气话而冒犯了钱丁，结果被强行带走，并在三天里遭到六次毒打……

《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家长制——在《红高粱家族》中，戴凤莲的父亲把如花似玉的戴凤莲嫁给单家麻风病患者单扁郎，固然是因为贪图单家的一头骡子，但也是因“父为子纲”、“在家从父”的思想作祟。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四叔和方四婶作为方家家长，不仅包办儿女的婚姻，而且还用女儿为儿子换亲；女儿不从，方四叔居然骂自己女儿是“杂种”，还说要打死她，并伙同妻子、儿子对女儿采取暴力、监视等野蛮而又非法的手段，甚至放言：“我养的闺女，要她死她就死，谁能管得了”[3]；在得知女儿怀孕后，方四叔冲她说：“我成全你们！告诉高马，让他拿一万块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4]把女儿当作可供交易的商品，毫无父女亲情可言……

《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迷信——在《红高粱家族》中，为了在“押花会”上中奖，戴凤莲带着余豆官到死孩子夼以称小死孩的方式来决定押哪种花；铁板会在给戴凤莲出大殡遭突袭时祈求所谓的神明；恋儿被黄鼠狼附体后余占鳌替她求道驱邪；恋儿“奇死”；红狐狸为耿十八刀舔舐伤口……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从警察手里逃出来后躲在槐树林里，在恍惚中看到方金菊挺着大肚子过来，说：“高马哥，俺要走了，跟你来告个别……”[5]便以为这是“不祥之兆”[6]，于是，决定无论如何，夜里也要回家看看。方四婶在监狱里梦见方四叔浑身是血，站在她床前，要方四婶给他伸冤报仇，还告诉她窗台下有二百元钱，方四婶惊醒后，决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窗台下抠钱……

《丰乳肥臀》、《蛙》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观念、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戕害——在《丰乳肥臀》中，“在家从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嫁给自己毫无了解、其貌不扬、性情乖僻、窝囊的“小男人”上官寿喜。“出嫁从夫”、“夫为妻纲”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俯首帖耳地接受丈夫的蹂躏。“母凭子贵”、“父父子子”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任凭婆婆折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屈从于婆婆和丈夫的压力，被动或主动地、且多次地“和自己毫不相识、更不爱的男人去睡觉”[7]，直至生下儿子为止，从而，成为地地道道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是对封建主义最沉痛的控诉”[8]；同时，又迫使上官鲁氏不得不忍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折磨：她四处借种，这显然违背了伦理道德，她不能不备受折磨，但又不得不忍受；她在遭四个败兵轮奸后，“面对着清凉的河水，她心里闪过了投水自尽的念头”[9]。封建观念也戕害了上官吕氏的灵魂：她虽然颇为泼辣，甚至打丈夫、打儿子、打儿媳，简直称得上是一个泼妇或悍妇，但是也深受封建观念的戕害——她非常重男轻女，甚至把无男孩子等同于无后；盼上官鲁氏生男孩子盼得丧心病狂——上官鲁氏刚刚生下上官想弟，“双腿间还淋漓着鲜血，就听见婆婆用火钳敲响了窗户”，赤裸裸地对她说：“你要能生出个带把儿的，我双手捧着金盆为你洗脚。”[10]在封建制度下，女人的生命比一头驴的生命还贱——上官家的驴生产，一家人忙的团团转，还请兽医接生；上官鲁氏生产，上官家先是不请人接生，让她“轻车熟路，自己慢慢生”[11]；在上官鲁氏难产迟迟生不下孩子时，上官吕氏让刚刚给难产的驴接生过的兽医顺便给她接生，直到上官鲁氏奄奄一息时才请接生婆接生……女人总是“被动挨打”：上官鲁氏两次被轮奸，上官来弟遭孙不言虐待，乔其莎、霍丽娜实质性地被张麻子强奸……女人只不过是维系男权制度的一种工具而已：从表面上来看，上官鲁氏很无私地奉献，也很了不起，但实际上，她只是在用她的无私奉献来帮助男权制度的延续，她自己也成为男权体制下“为母之道”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总是随着男人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上官家的大女儿、二女儿、五女儿，当丈夫得势时，她们扬眉吐气，当丈夫失势时，她们则垂头丧气，有的甚至还丢掉性命；三女儿有男人便有魂，没男人便没有魂；七女儿为了免受饥饿之苦而甘愿受男人的蹂躏……同时，小说将上官金童描写成“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12]、写“上官吕氏经常叹息：种子不好，地再肥也没用”[13]。在《蛙》中，人们都重男轻女——大多数人超生的原因是为了生一个男孩，如分别有了一个女儿的王仁美和陈鼻、有了三个女儿的张拳均如此；为了生一个男孩，她们甚至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冒着生命危险超生，有的最终还丢掉了性命，甚至丢掉了母子两条性命。

此外，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只有向马洛亚牧师借种才能生男孩子，也隐喻着对封建文化及封建主义的批判，“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14]。

二 揭露和批判了民族或国民劣根性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除退伍复员军人高马称得上有觉悟外，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开化似的——愚昧无知，如方四叔作为方家家长，包办儿女的婚姻，用女儿为儿子换亲——把女儿当作可供交易的商品，女儿拒不相从便被他毒打；高马试图用现代法制观念来启蒙、感化他，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还肆意奚落高马，服膺礼治的民间契约而蔑视法律条文；在蒜薹遭拒收时他不是据理力争，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退让躲避。方四婶随同愤怒的群众冲击县政府时，砸打公物，做了违法乱纪之事，居然浑然不知，被抓进监牢后只是认命般地自怨自艾。方一君、方一相虽是有别于其父母的新一代农民，但也像其父母一样愚昧，居然认可换亲这种婚姻方式。方金菊实际上像她的父母、哥哥一样愚昧——她虽然追求幸福，勇敢地与高马自由恋爱，并与高马私奔，但最后却带着腹中的孩子自杀了，而殊不知，自杀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对家人、爱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胎儿而言，更是一种犯罪。高羊自小就胆小怕事、怯懦窝囊，对权势和强力总是盲信、盲从，即使被村治保主任逼得喝尿也不敢反抗，甚至糟践自己；在去卖蒜薹的路上被工商等部门巧立名目拿走一捆又一捆蒜薹，心疼得掉泪，也只是忍气吞声。高直楞虽然敢于忤逆村主任，看起来好像有觉悟，具有反抗性，但实际上是仗着自己有一个做组织部副部长的舅舅。马脸青年“一根筋”地与警察对着干，饱受折磨。张扣虽然看起来有觉悟，具有反抗性，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是盲人，便“死猪不怕开水烫”，赤膊上阵，口无遮拦，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要保护自己，更不懂得要打“堑壕战”。不少民众认可“换亲”、“冥婚”等陋习，并堂而皇之地参与其中。

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恋乳成癖，“反映着深藏在其内心深处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中国男性的理想与梦想：他们不仅仅渴望母亲的爱，而且希望被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女人溺爱，希望获得最多数的女人最真诚的奉献之心，他们甘愿、渴望成为上官金童这样永远停留在孩童心理的窝囊废。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理想，他们就会感到无比幸福，比仅仅拥有母亲的爱，比仅仅占有女人的性更幸福。”[15]“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里，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16]。“上官金童的恋乳症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污点，每个人都有一些终生难以释怀的东西……总有一些东西的价值被你放大了……放大了某事物的价值，然后产生一种病态的冲动去疯狂地追求，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17]

在《红树林》中，对极左路线，除马刚一人外，所有的人（特别是官员）都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任其横行；省委委员郑玉兰打着江青的旗号送给林岚等下级布拉吉，包括林岚及其父亲林万森等在内的人均信以为真，林岚等人甚至还引以为荣；老百姓对国家大事、国家关系等一无所知，却时而喜爱苏联，喜欢看苏联的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而又高呼“打倒苏修，打倒苏修”[18]……

在《檀香刑》中，赵小甲愚昧、迷信、弱智、浑浑噩噩；其他底层民众都很崇拜权贵，如整天病恹恹的咸丰爷被认定为真龙天子，曾国藩被传为巨蟒转世，其身上的癣疾都被看成是龙蛇的蜕皮，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咸丰帝手里的一杆七星鸟枪是神枪——可以“上打天上的凤凰，下打地上的麒麟”[19]；对流落民间的慈禧太后的檀香佛珠、光绪帝的檀香木椅，臣子们也要三叩九拜；人们相信赵甲居住的房间可以当冰箱用，他摸摸路边的树，树会被吓得瑟瑟发抖，恶狗见到他也会噤声；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看热闹的心理——“面对着被刀脔割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20]底层民众热衷于观看行刑，二十多个看客甚至会为了观看凌迟美丽的妓女而不惜被挤死、踩死，对赵甲凌迟反清义士钱壮飞、用檀香刑折磨抗德英雄孙丙那种残忍之举，他们也是津津乐看，“刽子手和罪犯是合演的关系，他们俩是在表演，而观众是看客”[21]，“刽子手、死刑犯和看客，是三位一体的关系。”[22]……

三 揭示和批判了人性的恶

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为了满足占有戴凤莲这一私欲，竟然杀死了单家父子；戴凤莲既希图拥有夫家的财产，又厌恶身患麻风病的丈夫，便不顾伦理道德，默认了余占鳌杀死其丈夫与公公……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家兄弟俩都极为冷漠、自私、贪婪、邪恶——方一君为了自己娶老婆，丝毫不顾及妹妹的幸福，伙同父母一起把妹妹推向火坑，并且做出监视妹妹这样的触犯法律之事，与弟弟方一相一起肆意干涉妹妹与高马的自由恋爱，在找到与妹妹私奔的高马时，几乎将高马打死，并抢劫其财物；方一君、方一相对父亲的死并没有多么伤心，也不太在意其父亲的丧事，而急于把死牛剥皮剔肉卖钱，接着又急于分家；在分家时，方一相将父亲的一件新棉袄用菜刀照准棉袄的中缝，一刀接一刀地剁起来，直至剁成两半，然后，与方一君各分一半；方金菊死后，方一君去吊唁，在听到要他帮忙料理后事时，他竟说：“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她早就不是方家的人了，厚葬薄葬，不关俺的事。”[23]之后，扬长而去；为了牟利，方一君、方一相兄弟俩竟然将妹妹的尸骸卖给曹家，与曹家因跳井而死的曹文结阴亲；方一君为了讨好干部杨助理员、岳父曹金柱等人，把“敌敌畏”加入用水稀释了的酒，冒充茅台酒。

在《酒国》中，人都很贪婪——官员们“吃腻了牛、羊、猪、狗、骡子、兔子、鸡、鸭、鸽子、驴、骆驼、马驹、刺猬、麻雀、燕子、雁、鹅、猫、老鼠、黄鼬、猞猁，所以他们要吃小孩”[24]。酿造大学堂而皇之地设立特食研究中心，向学生教授做红烧婴儿这道名菜的具体方法，包括如何杀婴、放血等；“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发疯般地追求生理的享受，不加节制，吃喝玩乐无不走到极致，不仅有连喝三十杯的无人能敌的豪饮，有用驴肉做成二十几道菜的全驴宴和用公驴母驴的生殖器加工成的‘龙凤呈祥’名菜”[25]；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关系；父母为了赚钱，竟然把生儿育女仅仅当成挣钱的一个途径，母亲们想方设法地生餐桌上的“那道菜”，还生怕自己提供的“菜料”过不了质量关；美女们为了得到余一尺——一尺酒店的经理、侏儒——手中的金钱，自愿和余一尺交媾，金钢钻的妻子女司机一方面为了满足性欲而勾引丁钩儿，另一方面又为了金钱而甘愿做根本不能满足其性欲的余一尺的第九号情妇；丁钩儿与女司机萍水相逢，便打情骂俏，第二次见面便交媾；老官僚为了以形补形，专门找胎盘吃，女司机堕胎五次都是为了给腐败官僚提供胎盘……在谈及国外评论者把中国妖魔化，宣传《酒国》是一部描写吃人的小说时，莫言曾明言：“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用这个极端的意象，来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26]

在《食草家族》中，人很虚伪——教授一面在教室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谈特谈自己的爱情观是忠诚，宣称他挚爱与他患难相共的妻子，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一面在树丛里的椅子上把女学生弄得“发出绝望的哭叫声”[27]；真可谓一面是衣冠楚楚、斯斯文文，一面是男盗女娼、龌龊卑鄙，虚伪至极。四老爷背着四老妈与小媳妇交好，却不能容忍四老妈红杏出墙，并借四老妈红杏出墙之事把她休掉；被汽车撞死的女人和有妇之夫发生关系，但在事发之后，那有妇之夫却拒绝承认。贪财好色——四老爷在集资修筑蜡神庙的过程中，贪污了一笔银钱；虽然熟知《本草纲目》，但还是用铁药碾子轧碎蝗虫团成梧桐子大的“百灵丸”出售，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与小媳妇通奸，为了霸占小媳妇而药杀其公公；与九老爷为争夺女人而反目成仇，以至于“一到院子里，老兄弟俩就打到一堆去啦，拳打，脚踢，牙啃，手枪把子敲。九老爷子手脖子上被四老爷子啃掉一块肉，四老爷子的脑袋瓜子被九老爷子用枪把子敲出了一个大窟窿，哗哗地淌血。”[28]人们尽管明知近亲结婚会生出生蹼的后代，但还是不能克制原欲，如金豆在面对生蹼的梅老师的诱惑时，把持不住自己；玫瑰虽然生了蹼，但男人还是愿意与她结合。残忍至极——四老爷捉奸时拿着槐树的尖锐枝丫扎进了李大元的眼睛中；天和地兄弟俩为了给母亲复仇而杀了大爷爷，并把他的头割下来放在桥头示众，又百般折磨大奶奶，令人挖出她的双眼，然后把她绑在桥头，逼迫每个过路的人从她身上割下四两肉，路人如果不从，就被开枪射杀。

在《红树林》中，人残忍至极——“市政府那位造了反的司机为了打掉马刚的嚣张气焰，将一颗爆竹插在了他的耳朵里点燃”[29]；都很贪婪——地委书记秦书记、副市长林岚、县委书记林万森、组织部副部长于秋香、公安局侦查科长金大川、渔民吕大同等人或者贪财或者贪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在《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把杀人当作职业，也把杀人当作是在创作艺术品似的——对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观刑者，不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在观刑时，都毫无怜悯之心，都是把行刑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的，善和恶的界限在他们那里变得模糊了，甚至被他们所忽视、混淆了。

在《四十一炮》中，人贪婪，丧失了道德底线，以至于为了获取暴利而给猪肉注水，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肉，卖死猪肉……

……

四 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政府要求农民种植蒜薹，可最终却不收购农民的蒜薹；农民卖不掉蒜薹，深陷困境，政府不但不伸之以援手，反而勒索般地对待农民。乡党委书记王安挪用公车，把方四叔轧死后，居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他对司机说：“小张，你别怕，是咱乡里的农民，事情好办极了，给他们家点钱就是啦！”[30]高羊只是实话实说了方四叔被撞死之事，村主任高金角便呵斥和威胁他。高羊因土葬其母而被生产大队的黄书记抓去审讯、痛打——先是民兵一枪托子打在他的后脑上，将他打昏在地；接着，民兵又揪住他的头发，让治保主任用木板左右开弓地抽打他的腮帮子。“第二天上午，他被几个民兵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脖颈上挂着四块砖头，连接四块砖头的是一根细麻绳，他感到那麻绳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割着脖子，随时都会把头割下来。下午，治保主任用钢丝拧住他的两个大拇指，把他吊在钢铁的房梁上，他也没觉到有多么痛，只是在身体脱离地面的一瞬间，汗水咕嘟一声就涌了出来。”[31]后来，“治保主任把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子戳进他的肛门里约有两拃深”[32]。杨助理员身为国家干部，不但不伸张正义，反而执法犯法，助纣为虐，不择手段地促成方、刘、曹三家换亲。高马与金菊私奔未遂被抓回后，杨助理员授意方一君、方一相殴打被捆住手脚的高马，并把他打得昏死过去。高羊、马脸青年、方四婶等参加了冲击县政府之事后，被警察捉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警察将他们的双臂铐在树上，高羊“扭动着身体，一根坚硬尖利的槐针扎进了肚皮，仿佛连肠子都扎着了，因为他感到肠子猛烈地抽动一下。为了让槐针从肚皮上拔出来，他不得不把双臂死劲往后拉——忍受着弹簧镣铐咬进手脖的痛苦”[33]；高羊被捕后，与他同室的中年犯人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逼迫他舔喝他撒在地上的尿，并逼迫一位老年犯人吞下尿液浸透的馒头。高羊病后，因没有将监狱特别给他做的病号饭分给其他人吃，中年犯人便伙同另外两人打他的心窝，打得他把吃进去的食物吐出为止。马脸青年被警察打得左眼肿得只剩一条缝。方四婶因啼哭遭到女警察踢打，屁股都被踢破了；警察老郑把“电棒对准四婶的脸，四婶怪叫一声，就地打了一个滚，双手按地，飞快地爬起来”，“老郑把电棒子揿了一下，电棒子头上噼噼地喷射着绿色的火花……把电棒子触到马脸青年的脖子上”[34]；警察们要吃饭时，把高羊等人反剪双臂铐在树上。在这样的折磨下，高羊眼前发黑，感觉胳膊好像不存在了，马脸青年痉挛性地呕吐，方四婶晕了过去。警察则对他们的痛苦毫不在意，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心，女警察还用水桶的边沿磕打不肯服输的马脸青年。高羊口渴难忍，便向警察乞水喝，警察用啤酒瓶盛自来水给他喝，“他迫不及待地咬住瓶嘴，猛力一吸，一大口水进入喉咙也进入气管。他噢噢地喘息着，连白眼珠子都翻出来了。”[35]由于被锁在树上不能动弹，马脸青年被乡政府用来搬家的一辆卡车刮破了头颅，死于非命。方金菊在父亲被车轧死、母亲被政府抓、丈夫被警方追捕、两个哥哥分家后各顾各的而把她视若路人的情况下，带着临产的胎儿上吊自杀。张扣因为用歌谣表达了自己及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不满和讽刺，揭露和抨击了官方的恶政和恶行，结果，“一个戴眼镜的警察蹲在张扣身边，用透明的胶纸牢牢地封住了他的嘴巴……”[36]，最后，将他“杀人灭口”……

在《十三步》中，在社会上，拜金主义和肉欲主义盛行，世风日下、道德日趋败坏——李玉婵为了物质和精神的满足，没有道德底线，竟先与自己母亲的情人偷情，后与自己的领导偷情，再后与自己的邻居偷情，用死人的肉和猛兽馆管理员换取食用肉，“蜡美人”和李玉婵母女俩共享情人王副市长，王副市长父子俩与李玉婵通奸……社会等级森严——连死人进殡仪馆去整容也得遵守级别规定……知识分子深陷于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之中，可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舆论和社会积习让人苦不堪言、痛不能生——屠小英在丈夫“去世”后因为害怕旁人嚼舌根，一直不敢开始新生活，以至于投水自尽；方富贵回自己的家与老婆亲热，可因世人不知实情而被视作“扒寡妇门，挖绝户坟，奸哑女人”[37]之徒，最后，因不堪舆论及社会积习的压力而悬梁自尽……

《丰乳肥臀》所叙写的婆媳之争、夫妇之争、邻里之争、战争、政权及党派之争以及世风日下等，都属丑陋之事。所叙写的人多为丑陋的人：女性多放荡，男性多乖僻；上官吕氏粗俗、刁钻、凶暴；上官家的女儿们“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在情欲上过分张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激情勃起便直奔性的主体，性格上的共同特征是炽烈、轻浮、放纵、早熟、坦率，你很难分清来弟与领弟、招弟与念弟谁是谁”[38]，上官金童是一个精神侏儒、患恋乳厌食症者；沙月亮在本质上是一个地痞流氓；司马库放荡；“大人物”、鲁立人、孙不言等人均为残忍、滥杀无辜之徒；司马亭及其随从均为“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撬寡妇门，掘绝户坟”、干“伤天害理之事”[39]之徒；独乳老金“独乳”、变态、淫荡……“红卫兵”小头目郭平恩为残暴之徒——他踢坏老师的肾脏，把上官鲁氏踢倒在地后又揪着她的耳朵命令她站起来，可当她刚刚站起来，他却又把她一脚踢倒；鹦鹉韩夫妇俩都是骗取银行巨款、挥霍浪费、穷奢极欲之徒；成为南韩巨商的司马粮是恃财而为所欲为之徒——他不仅自己荒淫，而且为了让上官金童过足“奶头瘾”，在一个夜里用美金剥掉七个美貌女郎的衣服，让上官金童像职业妇产科专家诊治病人一样地随意抚摸、撩拨，可谓“阅尽人间春色”；鲁胜利贪污腐化——她所贪之物仅放在抽屉里的就有“金项链一百八十五条。金手链九十八条。金耳环八十七对。金戒指镶钻的、嵌宝石的、啥也不镶不嵌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个。铂金戒指十九个。金胸花十七个。纯金纪念币二十四枚。劳力士金表七只。其他各式女表一堆”[40]，连她自己都自叹：“腐败，太腐败了。”[41]汽车站的服务员、卫生监督员等人均为粗俗、粗暴之徒——前者对旅客、后者对因被迫而没在厕所里小便的人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即使是小说中被歌赞的上官鲁氏和纪琼枝也不乏丑陋之处，如上官鲁氏甚至为偷情的女儿上官来弟放哨、为儿子上官金童拉皮条。纪琼枝在土改时强迫寡妇改嫁，在做教师时拳打脚踢学生以至于把学生打趴在地上；其形容也丑陋，如做市长后，她“穿着一件男式旧军装，连风纪扣的领子也扣得紧紧的……她叼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着臭烘烘的莫合烟，用一个像小桶那么大的、搪瓷脱落的、上面残留着蛟龙河农场字样的大缸子咕咕咚咚地灌着茶水，她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穿着尼龙袜子的臭脚高高地搁在办公桌上”[42]……

“《酒国》……所触及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而且是在那么一个时期……《酒国》对腐败政治的批评，不仅仅是对腐败官员的批评，而是对弥漫在我们社会当中极其腐败的东西的批评，譬如大吃大喝，穷奢极欲，道德沦丧。”[43]

在《红树林》中，风流饭店虽然从外表来看，富丽堂皇、正儿八经，但实际上却包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情，生活着一群靠出卖身体来讨好别人以赚钱的人；红荔大酒店更是藏垢纳污之所、罪恶的渊薮——妓女、鸭子“泛滥”，不仅纵容“卖淫嫖娼”，而且监视“卖淫嫖娼”，并以此勒索“顾客”。林岚与公公秦书记肆无忌惮地做爱，客厅的地板上、卫生间的马桶上、澡盆里……什么地方方便就在什么地方做爱，每次总是“干得筋疲力尽时结束”[44]。秦书记为了满足肉欲，不顾伦理，强奸儿媳妇；为了强占儿媳妇，竟然丧失人性地弄死儿子小强，并在“小强的身体被拉走火化的当天晚上”，“强行干了”儿媳妇，“像一个等待妻子出月子等得心如火烧的丈夫一样”，“一夜之中”在儿媳妇“身上射了三次”[45]，最后，死在纵欲的澡盆里。县委书记林万森与地委秦书记做交易——后者给前者权，前者把女儿嫁给后者的傻儿子。省委领导郑玉兰与秦书记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逼林岚屈从于秦书记的淫威。市财政局局长钱良驹、市建筑公司经理李高潮均是官蠹，均纵容儿子与林岚的儿子一起胡作非为、祸害百姓，成为“害群之‘虎’”。

在《檀香刑》中，在孙丙因妻子被德国人侮辱而与德国人发生争端后，德国人派兵杀了其妻儿、枪杀了二十多名村人。村民向政府求告，知县在处理此事时在骨子里实际上只是想息事宁人——仅口头答应向上司反映乡民的冤情，而不是立马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之讨回公道；在遭到上司申斥后，他竟然转而压制乡民；知府则更是对乡民的生死毫不关心，而只是催促知县按照袁世凯的指示迅速捉拿孙丙，赔偿德寇重金——整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正义，民众要么屈辱地生存，要么不得不铤而走险，除此之外，他们再无其他选择。

在《四十一炮》中，屠宰专业村下至小孩，如罗小通，上至村长老兰，都干卖注水肉的勾当，而且全都心安理得；作为食品安全重要保障的基层监督组织——检疫站——不作为：“检疫站的工作人员不来上班，公章和印泥盒子竟然扔在屠宰车间由屠宰人员自己加盖，于是注水的猪肉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放心肉。”[46]

在《蛙》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现象很普遍——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有钱的破烂王更是凭着钱公然漠视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者，计划生育部门采取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措施，比如，把超生者的存款发放给村民，砍伐村口的大树以造成超生者在村民中的孤立……袁腮利用代孕牟利，像陈眉那样的女孩因家庭贫困而被迫沦为“孕奴”，以至于自己辛苦孕育、生下的孩子被人用一万块钱买走，自己则连孩子都无法见到一面，从而，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

……

五 揭露和批判了带给民众不幸的时代

《红高粱家族》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间，“我”的先辈们从来没有安居乐业过——“我奶奶”及其父辈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至于“我奶奶”的父亲为了一头骡子把如花似玉的“我奶奶”嫁给一个麻风病患者，“我”的爷爷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土匪，日寇则在东北乡烧杀抢掠……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虽然是20世纪后半期了，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了，可天堂县仍然民不聊生——农民为了生存而种植蒜薹，可最终所种植的蒜薹卖不出去，无以为生，不得不铤而走险，冲击县政府；方一君等人只得靠换亲的方式娶老婆；方一君、方一相兄弟俩为了生存而为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而寸步不让……

在《十三步》中，虽然是20世纪后半期，教师的待遇仍然相当差，以至于为了让全体教师的待遇得到改善，方富贵即使活着也得“死”；在死而复活后，为了能活着，他得被化妆、“改造”成张赤球……

《丰乳肥臀》从上官鲁氏出生的1900年写起，一直写到上官鲁氏去世的1995年——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同时，差不多描写了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德寇入侵、日寇入侵、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而上官家人几乎涉身于所有这些事件之中——上官鲁氏本人身历了除抗美援朝、反右之外的所有事件，父亲参加了抗德斗争并壮烈牺牲、母亲自杀于抗德斗争之中，大女儿上官来弟及其丈夫沙月亮、二女儿上官招弟及其丈夫司马库、五女儿上官盼弟及其丈夫鲁立人、三女儿上官领弟的丈夫孙不言等人均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二女儿上官招弟及其丈夫司马库、五女儿上官盼弟及其丈夫鲁立人分别置身于国共内战的一方，三女婿兼大女婿孙不言参加了土改和抗美援朝，五女儿上官盼弟及其丈夫鲁立人身历了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七女儿上官求弟身历了反右、大跃进，儿子上官金童除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之外，还与外甥沙枣花、司马粮、鲁胜利、鹦鹉韩等人均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所有的人、事所体现的都是“恶”：

德寇、日寇都是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烧杀抢掠、屠村。无论是蒋立人所率领的铁路爆炸大队，还是司马库所率领的家丁或抗日别动大队以及沙月亮所率领的土匪，都带有明显的匪性；面对强敌日寇，都是各自为政、自以为是，而没有想到要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共同对敌，更没有实质性的共同对敌行为。国共内战带给人民的只是苦难——民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像大哑和二哑那样的孩童更是被炸得血肉横飞。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无一给民众带来过真正的幸福，如司马库的一双女儿死于土改；孙不言残废于抗美援朝；司马库、门圣武老道士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镇压；鲁立人在土改、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人性异化，最后，心力交瘁而死；乔其莎等一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身心受到摧残；上官玉女在生活困难时期不忍因饥饿拖累母亲而投河自尽；上官盼弟在“文革”中自杀；司马亭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上官金童在“文革”中无辜地被判罪；鲁胜利、耿莲莲与鹦鹉韩在改革时代因经不起诱惑而犯罪……总之，从小说的描写来看，20世纪实际上是一部“恶”的连续剧；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个20世纪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在《生死疲劳》中，中国农村社会从1950年到2000年，无论是土地改革运动，还是互助合作社、人民公社、改革开放，都没让民众真正安居乐业过，像西门闹那种人更是生死均受折腾。

在《蛙》中，因为要服从时代的需要，民众连生育权都要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

……

六 揭露和批判了战争

在《红高粱家族》中，无论是土匪之间的混战，还是黑帮会、国军、共军之间的混战以及黑帮会、国军、共军的合力抗日，都导致生灵涂炭，即使像生命力极强的戴凤莲也丧生在兵燹之灾中。而《丰乳肥臀》中的抗德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檀香刑》中的德寇屠村、义和团抗德，都是陷民众于水火——民众命如韭菜，被随意地“割”；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无论是像德寇之类的外来侵略者，还是余占鳌、沙月亮之类的土匪，司马库所率领的地方武装或政府武装，义和团以及鲁立人等人所率领的共产党武装等，给民众带来的都是灾难：无法安身、朝不保夕……

七 揭露和批判了世界的荒诞

在《十三步》中，方富贵累得直至死在讲台上也“无人问津”，可在累死之后却成了“抢手货”——领导视之为牟取功绩的机会，群众视之为牟取福利的机会，邻居视之为创收的机会；殡仪馆整容师本应该只为死人整容，却也为活人整了容，并且将别人的丈夫“整容”成自己的丈夫；李玉婵将方富贵“整容”为自己的丈夫张赤球的模样，原本是想使两家的生活变得更好，可结果却恰恰相反——不仅两个家庭实质上地破碎了，而且两个当事人都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在生活中本来的位置，都回不去了……

在《酒国》中，所有的人都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酒有所关联——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离不开酒；无论高档酒店，还是破旧的小屋、小摊，都有酒；煤矿工人、党委书记和矿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钢钻、看门人、少妇、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及其教授岳父，都喝酒，且都将喝酒视为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鱼鳞男孩虽已经十四岁了，但因喝了一种酒而变得“状如婴孩”，能够“从假山上一跃而下”[47]，能时而化身为一尺酒店的一位深藏不露的服务员，时而化身为一尺酒店的掌柜余一尺；肉孩拥有人的一切特点，活泼、可爱、天真，知痛知痒，有语言、思维能力，却不是人，而是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食物；在举箸吃婴孩时，人人都知道自己所吃的是婴孩，但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人人都知道吃婴孩一事，但都不说。

在《四十一炮》中，罗小通嗜肉成癖，早熟而又永远长不大——无论是在面对“肉”时还是面对“色”时都有着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亦或不成熟……兰大官（兰大和尚）极其富有却对物质生活不感兴趣——宁要一碗阳春面而不要山珍海味；肉联厂为了扩大影响，在省市支持下，举办规模宏大的“肉食节”，将肉食节办成了各种肉类产品的订货会、交易会，并使之成为人们大尝各种肉类美食的狂欢节；与此同时，也举办各种以肉食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了鼓励吃肉、大力倡导肉文化，还举办吃肉比赛，以此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全球的食肉能手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从而，为肉食节营造更热烈的氛围、制造新的高潮；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市里决定将在修缮供奉生育之神、性爱之神的五通庙的同时，也新建一座供奉肉神的“肉神庙”……

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48]，“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49]，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用他所捐的钱重塑的神像、每个穷人都吃过他所施舍的善粮。他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他的汗水；他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他的心血。他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可在土改运动中却不是因为“犯了哪条律令”而是因为“政策”而被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的田产、房屋和积蓄，连他的女人，统统被分配给穷人。而那些剥夺他的生命、占有他的财产和女人的人，如黄瞳、蓝脸、洪泰岳，则要么是其本人受过他的恩惠，要么是其家人受过他的恩惠，而就智商、人品、人性等来看均逊色于他，像洪泰岳，简直是一个“下三滥”[50]。对西门闹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一个是人间的黄瞳，一个是阎罗殿的阎王，阎王尽管很烦西门闹喊冤，并对之施以酷刑，但允许他申辩，还对他法外开恩，让他转世，而黄瞳却不由西门闹分说，仅以一句“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51]打发他，随即便开枪打死了他；“西门闹生前多善行，收养几乎冻死于关帝庙的小孩蓝脸，长大雇为长工，但其在死后连番转世，倒反过来成了蓝脸（或蓝家）的‘家奴’（此说较‘家畜’贴切），既供驱遣为之卖力，更赔上性命”[52]；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时代，蓝脸“明明是历史的绊脚石，明明是被抛在最后头的”，可在改革开放时代却“反倒成了先锋……先知先觉”[53]；西门闹在经历了六道轮回之后已经满足了阎王的要求——泯灭了仇恨，但仍然没有获得一个正常做人的机会——他所转世的蓝千岁是一个先天患有血友病的大头儿，所要经历的一生一定会比此前为不同的畜生的一生更痛苦；“‘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54]，“牛鬼蛇神们……从公社大院里欢天喜地地冲出来”[55]……

……

八 揭露和批判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表达了对“种的退化”的忧虑

《红高粱家族》在其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淹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56]这段话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和批判。而“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57]等则直接表达了对“种的退化”的忧虑。

同时，小说还通过一些描写对现代文明提出了批判，表达了对“种的退化”的忧虑，如在小说中，“我爷爷”余占鳌、“我父亲”余豆官、“我”，从生命力的角度来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表现为“力的衰减”：“我爷爷”是一位匪气十足、野性蓬勃的英雄，“我父亲”虽不失为一位英雄，但又是一位在一定程度上仰仗着“我爷爷”的余威的英雄，而“我”则干脆成了不肖子孙——一个什么作为也没有的在城里靠工资吃饭的人，虽然有“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58]，但仍然“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59]。小说将现代的“子辈”比作劣质、杂芜、缺乏繁殖力的“杂种高粱”——“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60]“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的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61]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四叔虽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但毕竟身心健健康康，能自食其力，能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而他的大儿子方一君不仅身体有残疾，而且精神不健全，极其自私，连个老婆都找不到，以至于希图牺牲妹妹的幸福来为自己找老婆；二儿子方一相不仅极其自私，而且心底邪恶，在与方一君分家时竟然将一件完好的衣服用菜刀剁成两半后与方一君各分一半……

在《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老祖宗都是咬铁嚼钢的汉子”[62]，子孙则窝窝囊囊，一代不如一代，如第一代上官斗奋起抗击德寇，被俘后赤脚走烧红的铁鏊；第二代上官福禄虽软弱无能，但毕竟还能生一个儿子；第三代上官寿喜虽窝窝囊囊，但毕竟娶了一个妻子，并且还有一群杂种儿女；第四代上官金童则不仅弱智，而且连个妻子也没娶、连个杂种儿女也没有，并且在心理上一辈子都没长大，始终离不开女人的乳头。司马家与上官家大抵相似——第一代司马大牙单枪匹马地到高密东北乡定居点，凭着一枪一叉就在荒野里生存下来，并繁衍了一个富甲一方的家族。第二代司马瓮虽没有干一番“事业”，但毕竟娶妻生子，也没有给儿子们埋下不幸的种子；第三代司马亭、司马库都未得善终，司马库甚至还累及家人，让一双无辜的幼女丢掉性命；第四代司马粮则只有一点精明和狡诈、流氓的邪气和暴发户的不可一世，而没有些许的英雄豪气，其先祖的血性荡然无存。

在《红树林》中，林万森早年参加革命，历经枪林弹雨，中年和晚年都身居要职，一生不乏风光女人相伴；其女林岚青少年时代在其荫庇下成长，成年后婚姻不幸，虽在官场得到了秦书记的荫庇，顺风顺水，风光无限，但最终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其外孙林大虎整天浑浑噩噩，始终没有长大似的，非常弱智，但他又仗着林岚之势，花天酒地、违法乱纪，从而，成为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最终触犯刑法，锒铛入狱——林家是一代不如一代。秦书记像林万森一样，早年参加革命，历经枪林弹雨，中年和晚年都身居要职，一生不乏风光女人相伴，其子秦小强则是一个弱智、白痴，与之相比有天壤之别，其名义上的孙子、实际上的儿子林大虎，与之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秦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在《檀香刑》中，赵甲虽早年历经苦难，但后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大清朝的第一快刀和砍人头的高手，最后，受到了慈禧与光绪皇帝的联袂接见，被封为七品官，并被赐予一串檀香佛珠和光绪的座椅，之后，回家养老。他虽然干的是反人性之事，但也可谓事业有成。其子赵小甲则是一个弱智、白痴，老婆背叛他、利用他，他浑然不觉；他协同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岳父孙丙，也好似浑然不觉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被钱丁误刺而死——赵家显然是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