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远古部族、族群与华夏民族

在中外学术界对于民族概念之讨论中，有“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概念之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1] 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民族的概念显然属于古代民族。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讲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 同时斯大林又进一步补充说：“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3] 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没有民族，斯大林对“民族”界说却属于近代民族的概念。

在原始时代，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最后才形成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习俗甚至共同文化心理的部族，随着部族的迁徙、交流以及武力的征伐、兼并等，部族进一步扩大，从其他地区进入这一部族生活区的氏族或者部落经过漫长时期的生活，与原住民逐渐产生融合，并受到原住民的语言、习俗甚至原始信仰的影响，从而成为一这区域新的部族，于是产生了“族群”。在这一族群中，他们来自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祖源、不同的血统，却生活在同一区域，有着相似的语言、习俗、文化。这些族群进一步融合，最终产生了民族。

在远古时期，由于历史渺茫，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材料来了解从几十万年前一直到170多万年前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原始时期的生活状况。然而从后来众多的考古成果来看，至少在距今9000—4000多年以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以他们杰出的智慧创造了足以傲视全人类的上古文明，诸如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滨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分布于广阔的古老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区域，它们不仅清晰地展示着华夏先民们以坚实的步伐大踏步迈进文明时代的足迹，同时也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原本便是多元发展的，无论是以前的黄河流域文化源头说还是后来的黄河、长江两大文化源头说都不足以科学地概括中华民族文化在其发生、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统计出在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部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祖先，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在部族繁衍、生活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个杰出的祖先，他们曾经带领自己的部族战胜过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也一次又一次击退其他部族的入侵而使自己的族人获得生存的机会。这些祖先的事迹和故事让他们记忆深刻，于是部族的后裔们用神话传说的方式代代传诵这些古老的故事。这些先祖不仅有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鲧、大禹，还有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曾光芒四射的东方大神帝俊、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原大神共工和上古时代一直被中原部族所打击的三苗族的先祖们。有很多神话人物如帝俊、伏羲、少昊等既不是炎帝部族的一脉，也不是黄帝的后裔子孙。

在原始时代，通过无数次征战、兼并，那些相对弱小的部族逐渐被强悍的部族所征服、吞并，这些被征服者在失去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部族的称号，从而成为另一部族的子民。然而，自己祖先的姓名和英雄业绩永远保存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当中。虽然自己的部族已不存在，然而自己部族中的神话人物却永远存在。当我们翻开现存的记载中国古代神话最为集中、丰富的《山海经》一书时，发现它就是一部中国远古时代的世系和神谱。正因如此，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独有的特色：多神而无中心神。

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华夏民族本就是融合上古多部族而形成的一个强大民族，当黄帝部族战败炎帝部族、击败东方帝俊部族之后，一举入主中原，成为原始时期最强大的部族，炎黄之战也为后来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等，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他们存在的真实性，但绝对不能轻信他们都是源于黄帝一脉而代相传递的历史人物。在最讲究世系的《山海经》中，除记载颛顼和大禹是黄帝的后裔子孙之外，帝喾、尧、舜都和黄帝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从黄帝时代到启建立夏王朝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能够一统中华，可以说是“万邦林立”的时代。

史前时代的族群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到秦汉之时形成了后来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王雷《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一文对部族和民族的概念进行论述说：

部族是在部落联盟基础上产生的。一方面具有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按照地域单位统一起来的最初的国家形式。部族的形成是以部落方言相同、地理位置相连、部落文化相近，部落间发生经济往来为前提的。部族的形成开始打破以往部落和部落联盟间的界限，但并没有使氏族制度的影响完全消除。因此还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公共职能的国家。我们说任何部族国家都不可能是稳定统一的，其基本原因就是建立国家的原部落联盟和部落中的上层集团利益，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散状态，而不能够得到高度的集中。“部族”作为一个从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向按地域联系起来的阶级社会过渡的共同体，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中。[4]

王氏的观点极具参考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和中原诸侯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来称呼四周不服王化的族群，而自称为“华”“华夏”“诸夏”“夏”等，显示出民族的自觉意识产生。而秦汉之后所产生的、被后来传统文化所共同接受的“汉民族”正是在这“华夏民族”基础上所形成的。

那么，华夏民族到底形成于何时呢？王震中先生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开始于夏代，而“华夏民族”就是“夏民族”，当然，它与“夏王朝”“夏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内包含了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在某些时候，国家可以视为民族的外壳或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了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5] 这种结论是十分有道理的。经过夏商以来的融合与凝聚，至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众多族群在内的大华夏民族，并且成为上至周王朝下自中原诸侯各国共同维护的一种“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