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

——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

胡大平[1]

著名炸弹客卡津斯基（Kaczynski）在其宣言中第一句话便称：工业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人类的灾难。[2]尽管其通过邮件炸弹伤人多名，但即便是受害者亦称其言论不无道理。这个极端例子表明：作为现代性的中轴，虽然技术一直是现代人自信的来源，但在今天却被人们理解为各种灾难和问题的罪魁祸首。今天的势态无疑加强了人们对技术的焦虑，使之成为现代性的中心问题，在理论上涉及人类存废的政治问题。在此语境中，如芬伯格强调的那样，缺乏这个技术问题维度，批判理论也将失去自己的价值。[3]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卡津斯基这个特例给我们提出的难题，在今天，技术批判或从技术维度进行的现代性批判，小曲好唱口难开。实际上，从浪漫主义萌发的现代性批判，经由马克思，再到尼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延续至今，技术始终是运行的中轴，但对技术的态度和关于技术逻辑的认知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笔者看来，需要对这种变化进行历史的审视，以便为自己的立场提供确定性的参照。在总体上，从19世纪中期到今天，人们审视技术的视野和态度，可以说，经历了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和无为政治学三种视角的转换，在这三种政治学视角中，技术的基本性质表现为生产力、工具理性和技术法则。这种变化不仅折射出技术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结构性变迁之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而且直接提出一个重大的全新历史问题：在今天，虽然技术仍然作为文明的物质前提而被积累着，但其不断的“革命式”发展已经使人类处在一个临界时刻，即技术走到了社会的前面，这不仅使得启蒙解放规划因为落伍而成为人类自身的束缚，而且使得任何基于新技术的社会想象都可能与歹托邦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原因，对技术的反思，其重点不再是关于哲学本质的形而上批判，而是关涉文明未来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