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工具理性与现代性的历史颠倒：现代性技术批判的生命政治学视角

今天，许多人喜欢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哲学，或许，因为它明确地将改造世界作为旨趣。这也是我们将其技术反思视角称为生产力政治学的原因。不过，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关于解放终将战胜物化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似乎难度越来越大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曾经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挑战，但在技术革命、企业管理革命武装下，后者似乎变得越发强大和普遍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等社会情境中，技术似乎彻底沦为人奴役他人的工具。不仅自由成为泡影，而且人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直接威胁。在这一语境中，“保卫生命”“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马尔库塞语）也就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表达。

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两大理论高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思想把矛头对准了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社会对自然的暴力”，通过启蒙辩证法把反思推及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在新的批判中，关于新文明的想象被禁止了，个人的感性生存成为技术批判的基石。由此，在现代性的历史性颠倒过程中，技术批判完成了从生产力政治学向生命政治学的转型。在新的政治视野中，“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其唯一目标是“全面统治自然和他者”，权力与知识成为同义词。[18]

（一）从思想史角度讲，西方对技术的这种批判态度，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蕴含在浪漫主义之中的对机械生活的批判在尼采这里发酵为对理性的全面攻击，后来对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态度、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的质疑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尼采看来：

任何一种伟大的增长也都会带来一种巨大的分裂和消亡。痛苦、没落征兆属于大步前进的时代。人类每一种可怕而强大的运动一道创造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运动。有时候，一种影响深远的、极其重要的增长的标志，向新的此在条件过渡的标志或许就在于：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本真的虚无主义，诞生了。[19]

19世纪末，面对动荡的欧洲，尼采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到来。虽然在尼采那里也可以找到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判断，如他认为科学本身是一种野蛮化的手段，但这并非其直接关注点，因此他与西方对技术态度的转折并无直接的关联。不过，他关于理性、科学与虚无主义之间的勾连为后来欧洲的自我反思提供了一个终极参照。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多数文化造反派，直到福柯和德里达，都具有尼采的气质。

受尼采的直接影响，斯宾格勒直接将技术拉到欧洲文明反思的中心。在他看来，“浮士德式的人才变成为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命数（number），以及他赖以为生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了一条既不能站立不动又不能倒退的不归路”[20]。这便是欧洲的命运。在根子上，“那种在今天肆虐着不知何去何从的科学的疯狂奔跑，乃来自方法及其可能性的推动，这种推动不断加强，愈来愈委身于技术了”[21]。

（二）海德格尔从基础本体论角度推进了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

在海德格尔看来，“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对早已发生的物之消灭过程的所有粗暴证实中最粗暴的证实：它证实了这样一回事情，即物之为物始终是虚无的”[22]。

不过，海德格尔既非停留在尼采的批判上，亦非一般地讨论技术的本质。实际上，技术的两面性，在海德格尔那里仍然是基本前提。他提出的问题是，当现代技术成为座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重大逆转。这与马克思的看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为，这种座架的形成并非纯粹的技术，而是技术与社会的结合，即马克思所称的现代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结合。技术的后果激励着现代科学，这是马克思通过机器大工业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海德格尔也强调不能将技术理解为科学的直接应用，他指出：“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23]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通过对自己栖息的黑森林小屋的神性描述表达过极深的怀旧，他是否不愿意把现代技术批判拓展至对一般科学的批判，从而含蓄地从根子上否定欧洲文明，或者他只是拓展了其老师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看法，这不得而知。可以确知的是，基于这一逻辑，他将现代技术与现实社会之计算本质联系起来，后者也正是韦伯和西美尔等德国思想家关于货币经济本质和目的合理性的基本定义。海德格尔指出：“筹划与严格性，方法与企业活动，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24]由此，自然地，“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5]。

最终，他使用“dasge-stell”一词来描述技术的本质。[26]海德格尔使用“订造”“集置”和“座架”这些词来描述技术本质时，虽然因其独特言说方式而带来了不少争论，但他的意思是十分清晰的：技术之物不是传统理解的中立工具，它既携带创造它们的人类之目的，同时亦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自我实现的力量。武器集中体现了前一特征，人类创造它们便是进行屠杀的，因此它的存在和泛滥见证着相互厮杀的社会结构的巩固；自动化集中体现了后一特征，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线，还是今天以组合方式结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控制其节奏的汽车和家用电器，都清晰地表明，按照其运行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人便处在技术模式的生存中，身不由己了。以《黑客帝国》（安迪·沃卓斯基，1999年）为代表的科技歹托邦电影便为我们描述了这两者结合而产生的人类末世前景。海德格尔要求反思技术的本质，便是要求人类把眼光从具有独立外观的技术物转向自身，技术泛滥所造成的人类生存风险——从生态到核威胁，再到日常生活的各种风险——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是人类自身行为的后果，特别是将技术本身视为独立于人的支配力这一做法的后果，而这正是欧洲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所以，他进一步要求人类控制技术本身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乃是那种一向给一种解蔽指点其道路的命运之领域”[27]。

（三）把技术批判置于现代性批判之焦点的，首推法兰克福学派之功

从《启蒙辩证法》到《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把现代资本主义批判推到顶峰，至今仍然难以超越。这两个文献，一个论证了技术（工具）理性内含着统治，从支配自然到人统治人乃是理性的宿命，从而把欧洲文明整个置于历史审判台上；另一个则论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本身成为统治的形式，指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最终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史逻辑支撑。《启蒙辩证法》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时期，而在逻辑上首先是卢卡奇翻转韦伯的物化理论从而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拜物教的批判置于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位置，而在第二国际时代，由于革命（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改良（右派或修正主义）主题，主流马克思主义压抑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一操作，卢卡奇把生产力置于审判台。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遭受生产力的奴役情况，马克思才对崇拜纯粹自然的和理性的规律的古典经济学进行历史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对象溶化为人的关系”[28]。正是受卢卡奇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才提出了批判理论主张，并在《启蒙辩证法》中直接提出科学或工具理性的意义问题。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颠倒为工具理性，人对自然的支配最终演化为人对人的统治，福特制工厂铁幕和国家资本主义“同一性”牢笼最终扼杀了自由和个性。在这一语境中，“值得追问的就不仅有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29]。虽然他们对技术本身仍然采取了辩证视角[30]，但提出了对这个事实的反思：

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1]

所谓丰裕社会，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物质文明的增长远远地把精神甩在身后，从而使文明本身成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对他们自身来说，任何特殊的观念，现在都不过是一种极端抽象的概念：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龇龇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32]。启蒙所追求的自由或解放，被它崇拜的手段颠倒，因为在启蒙之中隐含着畏惧真理的因素。

在现实判断上，20世纪50年代芒福德持相似的看法，甚至之前的雅斯贝尔斯亦是如此。只不过这些思想家试图基于人性来恢复价值或文化的意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原型即启蒙出了问题。《启蒙辩证法》便是试图在逻辑上揭示为西方现代性奠基的启蒙的内在悖结，解释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的根源。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多重颠倒，不仅有对启蒙的颠倒，而且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颠倒之后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亦颠倒了。后一颠倒是从卢卡奇开始的，但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才真正完成，因为后者抛弃了竞争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旨趣。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们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袪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33]

换言之，阿多诺等人并不将当今社会的灾难性后果归于技术规律，而是将之视为经济功能（社会组织功能）。因此，技术理性颠倒为支配理性，乃是历史的产物，它与现代资本主义逻辑一致。这意味着，技术批判的焦点仍然在于社会制度。

在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看法上，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都分享了《启蒙辩证法》提出的历史哲学纲领，但他们的实际批判路径和成果意义却也并非相同。其中，马尔库塞最为杰出。正是他把整个学派从学院象牙塔推到了大街上。

马尔库塞不是抽象地否定技术本身，而是攻击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滥用。他曾经说：

对人类行为深谋算计和安排，对浪费和奢侈废品堆的无聊发明，对忍耐和毁灭极限的试验，这些东西，皆为有益于掠夺性地把握必然性的征兆；当然，这也暗示出在把握必然性上的进步。想象力，当从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在科学依托下，将会把它的生产力转向对经验和经验世界的彻底重建。[34]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它不仅在地球版图上弥漫到几乎所有的地方，而且在人类生活中延伸到每一个领域（从摇篮到坟墓），成为生活本身得以展开的仪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理论家看来，理性地管理世界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无法想象的改善，然而康德的目标却至关重要地被人类摒弃了。人口日益增长、技术全面自动化、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把组织化和操纵化强加给生活。马尔库塞试图进一步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在他看来：

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体合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合理化”的双重含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相同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35]

在一般意义上，技术乃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凝结，但它物化为这种关系的独立载体或中介物。马尔库塞提出的问题是，作为人与世界关系得以展开的中介，今天的技术与社会组织融合在一起，它们共同塑造了新型的社会控制模式。基于此，他强调，科学技术乃是今日意识形态。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享了霍克海默的定义，即“任何掩盖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的真正本质的人类行为都是意识形态”[36]。在这种视野中，意识形态不是中立的社会结构要素，而总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也正是这一原因，后来的哈贝马斯对这个著名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重新为技术本身的中立性进行辩护。不过，人们在回应马尔库塞时普遍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是技术本身的扩散，还是人类自己建构了技术世界，世界都已经成为技术世界，即海德格尔所称的世界成为世界图像（观），这是事实。这个技术世界不同于早先人类使用技术的历史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率先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点。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论的现象学》著名演讲中，他指认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和技术化，最终抽空了关于人的意义的理解，并以抽象的形式世界替代唯一现实世界。[37]这也正是海德格尔现代技术观的原型，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思想亦可视为它的深化。必须承认的是，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化”思路必须经由历史化的检验。历史化绝非追溯起源，而是解释结构性变迁。这恰恰是启蒙辩证法的显著缺失，亦是其为后世思想家所诟病之处。更具体地说，它指出了统治自然与统治人在逻辑上同质的普遍结构，但并没有说明现代统治何以从统治自然走到了统治人。不过，马尔库塞的讨论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从其表述文明或历史理论的《爱欲与文明》到聚焦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单向度的人》，都极深层地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具体属性的历史叙事，而在技术问题上，他突出强调的乃是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而非一般的社会控制模式。后者乃《启蒙辩证法》提出的技术模式与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一致性，它不是马尔库塞的旨趣。[38]正如在《爱欲与文明》中阐明的那样，马尔库塞关注的不是一般压抑而是历史地形成的额外压抑，这种压抑与特定的统治形式始终保持在一起。在《单向度的人》中，正如《爱欲与文明》关于基本压抑/额外压抑的区分一样，他在对技术后果进行评判时，亦引入了真实需求/虚假需求这个区分，甚至更重要的，我们可以断言，在他那里，就技术而言，亦存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一般需要的基本工具与现代技术的区分。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就不能理解贯穿在马尔库塞理论中的那种历史意识，而这一点不仅对于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而且对于其文明批判的理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马尔库塞强调统治转化为管理或相反管理成为统治时，他正是基于这个历史意识进行了对当代统治和技术及其关系特殊性的深刻洞悉。例如，与马克思对同时代的安德鲁·尤尔、罗德代尔、拜比吉等人的引用一样，马尔库塞亦仔细研究了他的时代各种关于自动化、管理的研究文献，从而指明技术在当代对人的意义。一方面，马尔库塞重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了自动化代表的技术进步的解放前景。在他看来，自动化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推动着劳动力的质变。他指出，“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这将是朝各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39]。另一方面，通过研究，马尔库塞指认了机器对人的奴役。他的重心便是解释这种对立。而这又涉及其关于技术理性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强调：

技术理性概念本身或许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都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方法论的、科学的、有计划的、精于计算的控制。特殊的统治目标和利益不是“事后”或从外部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装置的构造。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规划：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的所作所为都投射在其中。这样一种“统治”的目标是“实质性的”，并且在这一意义上，它正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40]

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与《启蒙辩证法》的思路并不一致，后者暗示技术理性蕴含在技术本身之中，但他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作为‘凝固的精神’，机器并非中立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特定社会的社会理性，并且在其结构中能够被改变。作为技术理性，它能够成为解放的技术。”[41]

可以肯定，马尔库塞更彻底地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而将人类一切表象都视为历史的而非自然的。正如马克思业已指明的那样，诸如人性、理性这样的东西，都是历史的。由此看来，当代以技术合理性呈现出来的统治，并非人与人之间的永恒对抗，而是由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剩余统治”（套用他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的“剩余压抑”概念）。

在这种历史视域中，如果说，“在技术现实中，客观世界（包括主体）被经验为工具世界。技术环境预先规定了对象出现的方式”[42]，那么，“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及政见的同化，导源于在工厂自身中、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体化”[43]。这种一体化——政治、商业、娱乐结合在一起的同一性，个人同整个社会直接一致——是历史的产物，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在《单向度的人》导言中，马尔库塞讲得十分明确，以核战争为代表的技术威胁，其原因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发达社会呈现出巨大的矛盾：它“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44]。这正是说其非理性的理由。“延伸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的技术进步，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似乎排解了反对制度的力量，以及击败和驳倒了以从奴役和统治中获得自由之历史进步名义进行的抗议。”[45]

在20世纪20—60年代“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这种氛围里，围绕“技术与文明”这个主题，产生了大量富有洞见的文献。这些文献认为，机器体系和人类心灵的对立发展成为文明之病，重建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关乎人类未来的头等大事。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1934年）[46]、吉迪翁的《技术挂帅》（1948年）[47]、埃鲁尔的《技术社会》（1954年）[48]等，都是这一路向的杰出代表。在其中，埃鲁尔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dasge-stell”、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然而又相通的技术观。在埃鲁尔看来，技术（technique）“并非指达及某种目标的机器、技术，或者这种或那种程序”，而是“在人类行为的每一个领域中理性地达到以及获得绝对效率的方法整体”。[49]他与海德格尔一样，认为现代技术不同于古代的技艺，它借以理性（rationality）、人工性质（artificiality）、技术选择的自动化（automatism of technical choice）、自我增强（self-augmentation）、一元论（monism）或整体论（ho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以及自主性（autonomy）等特征建构了既不同于自然又不能控制的人工世界。这个世界，作为新的生存环境，“具有自己的特殊法则，这些法则既不是有机的也不是无机的”[50]。由此，他告别了海德格尔那个天地神人合一的原始世界的乡愁。同时，他也严肃地追问：“我们很容易因为战胜了古代压迫而自鸣得意，不过，如果那种胜利的代价是对已经统治我们生活的技术社会之人造必然性力量的更大屈从，那将如何？”[51]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立场又是站在一起的。在总体上，可以说，从尼采经由斯宾格勒至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推崇生命原则反对技术世界的德国式批判占据了现代性技术批判的主线，并且成为当代技术批判激进理论的核心资源和难以逾越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