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的动力与阻力

区域一体化研究的主线是对其动力和阻力的分析。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中，各个理论流派之间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对一体化动力的理解不同，如功能主义侧重功能领域动力，政府间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新制度主义重视超国家制度的动力和规范力。同理，如何在欧亚地区推动一体化进程？其背后动力和阻力是什么？如何体现欧亚一体化的生命力？这也是欧亚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研究的重点。经过五年的初期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动力与阻力日益凸显，且趋于稳定。

一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的动力

（一）经济动力：符合各成员国对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主观需求

欧亚一体化的表层目标是在联盟框架下，实现商品、资本、人员、服务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50]深层目标是借助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解决成员国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市场萎缩、技术落后等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随着2018年1月新版《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正式生效，内部商品共同市场基本建成，目前商品共同市场在数字化、技术标准和通用标识等具体领域不断完善。而资本、能源、交通和服务等其他领域共同市场仍在建立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欧亚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主要看两点，即商品共同市场运行状况以及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在商品共同市场领域中，尽管贸易体量不大，但内部与对外商品贸易均出现恢复性增长，且势头良好。根据对新冠疫情前数据可知，在内部贸易方面，一是内部贸易额总体呈弱增长趋势。自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2012年统一经济空间以来，区域内部贸易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2012年，为快速增长期。俄白哈三国间贸易从2010年的501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685.82亿美元；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内部贸易规模持续萎缩，下降到2016年的430亿美元；第三阶段为2017年至今，为弱增长期。联盟内部贸易止跌回升的拐点出现在2016年第三季度，10—11月，内部贸易额出现止跌迹象，10月比2015年同期上涨了0.3%，11月上涨了4.4%。[51]2017年，联盟内部贸易出现明显反弹，增长了27.3%，达到547亿美元，随后联盟内部贸易进入缓慢增长阶段。二是内部贸易对联盟GDP总额的贡献率呈弱增长趋势。从表2.2可知，从2011年关税同盟阶段，到2012年启动统一经济空间，再到2015年联盟正式运行以来，成员国内部贸易对联盟GDP贡献从2011年的2.7%，缓慢增长到2019年的3.1%。

表2.2 2011—2019年欧亚经济联盟（含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时期）内部商品贸易额及其增长率

续表

在对外贸易方面，联盟对外贸易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但增长乏力。从表2.3可知，2012年，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时期，三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峰值，为9393亿美元。2013年起开始下跌，2016年跌至谷底，为5094亿美元。2017年，联盟对外贸易开始反弹，并进入缓慢回升阶段。但2019年联盟对外贸易又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额出现下滑，2019年比2018年下降了3.3%，为6128.5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降幅较大，下降了6.4%，进口贸易增长率仅为2.4%。在联盟对外贸易总额中，俄罗斯占比最大，为83.6%。因此，俄罗斯对外贸易额的下降势必会拉低联盟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速。对外贸易结构的单一化是联盟贸易增长缓慢的主要羁绊。2015—2019年期间，与联盟内部贸易相比，联盟对外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在出口结构中，矿物燃料的比重几乎未变，其2015年的比重为65.6%，到2019年为65.8%；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依旧是联盟最主要的进口商品，其比重从2015年42.9%，小幅提升到2019年的44.4%。[52]因此，在国际市场对矿物燃料需求大幅缩小的情况下，联盟对外贸易额势必会出现下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油气资源需求下降。2020年1—4月，联盟对外出口额出现明显下降，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17.7%；联盟进口受疫情影响有限，仅下降了5.9%；联盟对外贸易总额最终下降了13.6%。[53]

表2.3 2011—2019年欧亚经济联盟（含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时期）对外商品贸易总额及增长率一览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官方数据就到2020年。疫情之后的数据官方暂未公布。

（二）机制动力：组织机制设计严谨，运行规则针对性强，实现因地制宜

机制建设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大亮点。应该说，顶层机制设计实现因地制宜是欧亚经济联盟体制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其与独联体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机械式“拷贝”欧共体机制设计相比的先进之处，也是确保欧亚经济联盟得以持续运行的机制动力。[54]

在组织机制和决策机制安排上，欧亚经济联盟符合成员国国内政治生态及传统。具体而言，欧亚经济联盟的组织机制和决策机制直接反映了成员国国内超级总统制或威权政治体制，也反映了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利益平衡。欧亚经济联盟形成了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欧亚政府间委员会、欧亚经济委员会等“三委”纵向组织机制，同时取消了“欧亚议会”倡议，兼容了欧亚开发银行。成员国总统组成的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在决策、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政府总理组成的欧亚政府间委员会负责上传下达，欧亚经济委员会负责执行。此外，欧亚经济联盟的决策机制不以国家大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因素为衡量标准，而以国家为单位，以主权平等为基线，拉平了所有成员国在决策中的地位。这种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余成员国消除在与俄罗斯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对主权丧失的担心，把与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紧紧限定在经济领域，不涉及政治主权让渡，进而提高其余成员国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参与度。

此外，创立扩员机制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新创举。与独联体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里成员国可进退自如相比，欧亚经济联盟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入盟和退盟程序。在法律机制方面，“三委”的决议不能对成员国国内法律构成直接强制力，而是发挥着完善国际条约的辅助作用，联盟内各项事务仍旧依靠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来规范。换言之，从法律机制上，又增加了保护其他成员国主权独立，不轻易受超国家机制及俄罗斯影响的屏障。国际合作机制也有所突破。目前，除了2015年5月联盟与越南正式签署自贸区协定；2018年5月，联盟与伊朗签署自贸区临时协定；[55]2019年1月，联盟启动与埃及的第一轮自贸协定谈判。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5月，摩尔多瓦正式成为联盟首个观察员国，为此，联盟观察员国制度正式形成，其中关键点是观察员国必须避免一切可能损害联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的行为。[56]2018年11月，联盟还与独联体签署新的协作备忘录，双方互动将进一步加强。[57]

讨论联盟法律制度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联盟条约、协定及决议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与欧盟法做一个比较。欧盟的法律体系由欧共体法（共同市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三大支柱组成。从联盟一体化发展水平来看，联盟框架下的法律体系应该对标的是欧盟法律体系的第一支柱，即欧共体法（共同市场法），而非第二和第三支柱。欧共体法中的条例具有“超国家”性质，直接适用（direct applicability）于成员国国内法，而第二、第三支柱只停留在政府间层面。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49条，欧共体协定及条例在所有成员国内直接适用。这意味着，欧共体的协定及条例自动成为成员国国内法的组成部分。[58]而欧共体框架下的基本条约和决议不能直接适用，而需成员国立法机关批准和生效之后，方可成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联盟框架下的基本条约、协定及决议对成员国国内法均不具备直接适用性。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联盟成员国依据各自宪法执行联盟的基本条约、协定、条例及决议的方式不同。比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而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却比较特殊，其宪法第4条指出，被哈立法机关批准的国际条约，其法律效力优先于国内法。[59]具体见表2.4。

表2.4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政府间协定汇总（截至2020年6月）

（三）大国主导力：俄罗斯的优势主导力集中体现在对欧亚一体化的政治牵引力，并能为地区及其他成员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公共产品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善于发展经济的国家，[60]在当前欧亚一体化中难以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先进的管理理念、工业技术及雄厚的金融资本。因此，在经济牵引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的主导力和优势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对其他成员国维护国内政权安全的介入能力强。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防止西方势力颠覆现政权，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代表。尽管以欧美为首的西方试图积极与白、哈两国保持外交接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以“人权”“民主”为由头干涉两国内政，并试图建立亲西方政权的努力。相比之下，俄罗斯则认可卢卡申科、纳扎尔巴耶夫分别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政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权威地位。俄罗斯进一步夯实俄白联盟国家机制，2018年8月，派原伏尔加联邦区总统代表，出身于强力部门的米哈伊尔·巴比奇（Michael Babich）担任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全权特命大使兼与白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总统特别代表，这意味着与白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超越外交部管辖，实际由总统普京亲自掌握。2013年11月11日，俄哈正式确立了“21世纪睦邻与同盟关系”，在欧亚经济联盟内，俄罗斯更是把纳扎尔巴耶夫奉为“欧亚联盟之父”，凸显哈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作用。2019年3月，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权力平稳过渡中还发挥了积极作用。[61]2022年1月，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出兵成功地平息了哈萨克斯坦内部的骚乱。

其次是在民族统一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主要针对哈萨克斯坦。尽管哈官方不承认国家有“玉兹化”[62]（Zhuz）倾向，但在现实中，哈国内社会中有明显的“玉兹化”趋向，人们只有通过氏族、部落和家庭关系才能进入精英阶层。在当代，玉兹之间的博弈体现为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角力双方主要是大玉兹和中玉兹，小玉兹时常左右摇摆。[63]大玉兹的政治力量是强势，经济发展是劣势（主要以农业为主）；中玉兹矿产资源丰富，是原苏联，乃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重工业基地，其经济发展是优势，而政治力量是劣势，不满大玉兹长期把持政府；小玉兹坐拥油气资源，但缺乏政治话语权。这是现实中三大玉兹矛盾的症结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大玉兹与俄政治关系紧密，中玉兹与俄经济关系紧密，小玉兹与俄能源关系紧密。因此，来自大玉兹的纳扎尔巴耶夫与俄罗斯走近的目的之一是需要其在哈国内部族统一问题上发挥正面作用，而非消极作用。可以预测的是，大玉兹依旧将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新任总统托卡耶夫（К.К.Толкаев）还是来自大玉兹，俄罗斯在其中影响力依旧不可忽视。

最后是具备对成员国政权建设的直接影响力，最典型的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当前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精英由“中央直属官员派”（简称“中直官员派”，Group Nomenclature）、“强力部门派”及“西方派”三股力量组成，卢卡申科凌驾于三股力量之上。“中直官员派”的特点是长期从事对俄工作，在俄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换言之，“能解决好莫斯科的事情，就能在明斯克吃得开”已经成为白俄罗斯官场的潜规则。其他两派在白俄罗斯国内政治中并不是主流。尽管2018年8月18日，总统卢卡申科“闪电式”解散安德烈·科比亚科夫（Andrew Kobyakov）政府，组建新的谢尔盖·鲁马斯（Sergei Rumas）政府，[64]然而“中直官员派”在白俄政坛依旧占主导。鲁马斯父亲曾先在维切斯拉夫·克比奇（Vyacheslav Kebich）时期和后来卢卡申科时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并与前总理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Mikhail Myasnikovich）交好。鲁马斯是白俄罗斯“中直官员派”二代的代表。在亚美尼亚，2018年5月，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当选总理。尽管如此，亚美尼亚新政府对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态度依旧积极。当选后短短4个月里，帕希尼扬四次赴俄罗斯，与总统普京会晤三次，与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一次，主张与俄罗斯在双边及多边层面加强战略合作，强化两国盟友关系，积极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就当前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尽管新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与前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塔姆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矛盾激化，甚至兵戎相见。然而，俄罗斯控局能力依旧很强，新总统热恩别科夫多次表达亲俄立场。仅2019年上半年，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就双边关系、推动欧亚一体化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第二，俄罗斯能够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相辅相成，构建地区综合安全体系。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欧亚经济联盟与集安组织是相辅相成，相互借重的关系。历史地看，2007年，集安组织就开始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交通、能源等经济合作领域进行对接；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成立；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取代欧亚经济共同体。集安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实际上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的延续与发展。欧亚经济联盟为集安组织夯实成员国间经济联系，消除经贸壁垒，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靠地区经济发展来优化区域安全环境。也就是说，欧亚经济联盟填补了集安组织的经济缺失。与此同时，集安组织又能为欧亚经济联盟提供安全保障。除了应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集安组织还通过深化成员国多边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为欧亚经济联盟夯实高级政治基础。进一步说，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两者并不是互为独立、各行其是，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借重的关系，构成俄罗斯主导下的地区综合安全体系。

二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的阻力

（一）超国家机制层面上，人事机制与决策机制漏洞明显

第一，在人事机制问题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部级官员人事变动频繁。欧亚经济联盟的人事机制“三制度并行”，即轮值主席制、成员国推荐任命制、竞争上岗制。根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轮值主席制在“三委”的领导层面实施。[65]竞争上岗制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直属部门司局层级实施。[66]而条约对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部级官员层面则未做明确规定，该层面采取的是成员国推荐任命制。部级层面的人事任免权主要被成员国所掌握，由成员国提名，欧亚经济联盟只是走相应行政程序而已。该层面人事机制运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成员国派出部级官员分别负责相关部门，体现成员国间平等原则，也代表派出国利益。2015年以来，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中俄罗斯官员主管一体化与宏观经济政策部和贸易部；白俄罗斯官员主管工业与农业综合体部和技术协调部领导；哈萨克斯坦官员主管经济与金融政策部和竞争与反垄断协调部；吉尔吉斯斯坦官员主管海关合作部和能源与基础设施合作部；亚美尼亚官员主管内部市场、信息化、信息与交流技术部。二是成员国对相关部门主管官员的提名基于国内政治变化需要，欧亚经济联盟在此方面发言权有限，只是走一个行政流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欧亚经济联盟人事机制是否稳定的关键主要在部级层面，即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直属各部部级官员人事情况。其次是工作人员数量不足。目前，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人数为1000人左右。与现有庞大的工作量相比，现有工作人员数量远远不足，直接影响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效率。[67]

第二，在决策机制问题上，欧亚经济委员会权限不够，且决策效率低下。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决策机制方面依然有待完善。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季格兰·萨尔基相（Tigran Sargsyan）指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成员国过度注重维护主权独立，向欧亚经济委员会权力让渡不足，至少还有30项权限可以让渡到超国家机构；二是欧亚经济委员会运行高度官僚化，且决策效率不高，目前每项决策流程为一年，如期间专家委员会提出意见，那么此项决议要多花两个月时间重新审定，这大大影响一体化推进的速度。[68]

（二）在全球价值链中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在全球价值链（GVC）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生产、贸易及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货物跨境交易的传统贸易模式不同的是，全球价值链更加注重生产要素的双向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使生产、贸易、服务与投资融入“一体化综合体”。[69]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竞争更加突出核心竞争力，竞争方式从过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竞争体系转变为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求对自身最有利的分工位置。[70]发达国家追求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如高技术投入、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等，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集聚在低附加值环节，如原材料出口、加工制造、低技术投入等环节，并试图通过产业升级，逐步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从当前内部及对外贸易结构来看，欧亚经济联盟的特点是贸易量小，以原材料出口为主，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高附加值产品产出及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

（三）主导国俄罗斯奉行贸易保护理念，且国家财力不足，投融资渠道受阻

俄罗斯主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对内打造“高度开放”，这里的开放主要指“对俄开放”，实际上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经济体。与开放贸易理念（互补性贸易—价值链互补—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收益）不同的是，俄罗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其逻辑是：对外贸易保护—对内奉行地区产业政策—实现经济收益。应该说，贸易保护是把“双刃剑”，尤其针对欧亚地区“欠发达”“发展缺失”[71]的国家。对生产者或许有收益，低竞争力产业得以继续生存，但是消费者却收益受损。因为封闭市场内，物价升高，产品性价比低，经济福利受损。所以，从表面数据上看，联盟内部贸易在恢复性增长，成员国间工业合作也在加强，然而，这仅仅是对低市场竞争力产业保护的结果，难以推动改变欧亚经济联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

俄罗斯经济短期内仍面临下行风险。直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活力降低。以新冠疫情前相关数据为例，根据俄统计局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俄罗斯GDP增长率仅为0.5%，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1.4%。[72]有专家指出，这仅有的0.5%增长率主要来自大型企业及其他国有经济部门的贡献，而中小企业则面临规模萎缩，2019年上半年，中小企业数量下降7%—8%，其雇员数量下降1.6%，而小微企业雇员数量增长6.7%，可见，相当部分中小企业规模降级，成为小微企业。[73]二是资本外流继续加重。根据俄罗斯央行统计，2019年1—7月资本外流达280亿美元，比2018年同期增长60.9%。[74]三是国家财力不足，难以推动大项目落地，拉动经济增长。为落实《2024年前俄罗斯联邦发展国家目标与战略任务》总统令，[75]政府明确了12个国家项目，[76]预算总耗资25.7万亿卢布，其中18.1万亿卢布从联邦（13.2万亿卢布）及地方（4.9万亿卢布）财政中拨付，剩余的7.6万亿缺口，需从非财政渠道获得。[77]根据现有国际油价和对当前俄罗斯经济而言，完成12项国家项目存在难度，目前只启动了2项。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及随后美西方的严厉制裁，使俄经济和财力一度遭受重创。

（四）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关系难以突破，其外部环境质量距理想目标仍有距离

与欧盟关系短期内难以突破，直接影响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国际威望和世界经济地位。与欧盟关系能否实现突破，是评估欧亚经济联盟外部环境的重要指标。

欧盟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交往理想伙伴。早在2007年俄、白、哈开始组建关税同盟时，与欧盟建立机制化的伙伴关系就是其对外交往的优先。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欧亚经济委员会就发函至欧盟委员会，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欧盟委员会对此回应怠慢，半年后才做出答复。[78]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单方面频频向欧盟释放积极信号，希望能与其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甚至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但欧盟官方鲜有针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公开表态，更多的是保持缄默。不夸张地说，与欧盟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俄罗斯才能借欧亚经济联盟在地缘经济与政治上实现与其平起平坐的目标。然而，迄今为止，欧亚经济联盟对欧盟关系依旧未能实现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79]

从表面来看，俄欧双方对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开展合作前提设定不同。俄方主张，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对接合作不受乌克兰问题干扰，借两大一体化机制对接合作，可以弥合因乌克兰危机造成的战略隔阂，重启俄欧全面合作。而欧盟却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是，俄罗斯需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对乌克兰进行“放手”，任其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专家普遍认为，在乌克兰危机悬而未决情况下，欧盟不宜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如果欧盟让步，那么欧盟就间接承认了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扩张”，助长了俄罗斯的“气焰”。[80]随着2022年乌克兰危机再次升级，双方对接合作空间进一步缩小。

从深层来看，俄欧结构性矛盾迸发，导致两大区域一体化机制间合作举步维艰。当前，俄欧之困局是：经济上的伙伴，政治上的对手；双边易沟通，多边难推进；俄与德、法、意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易对话，而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及瑞典、英国等传统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则是对抗成分更多。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俄欧双方难以拿出治理共同周边地区的新方案，重新建立互信基础。

三 欧亚经济联盟前途可期

欧亚经济联盟能走多远？是否具有生命力？

第一，欧亚经济联盟不会成为“苏联2.0”或“经互会2.0”，更不会半路夭折，重蹈原苏联地区其余一体化机制的覆辙。首先，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已经在新独立国家深入人心，复辟苏联就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其次，欧亚经济联盟不具备复辟苏联的任何条件和基础。在经济上，成员国都走上了经济转轨道路；在政治上，成员国都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社会上，成员国都在积极发展公民社会，扩大公民参与。再次，当前俄罗斯把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视作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工具，而非目标，更不是其“国际主义”或体系对抗的载体；最后，与历史上原苏联地区其余一体化机制相比，通过改良运行机制，挖掘一体化潜力，寻找利益交集等一系列做法，欧亚经济联盟将发展得更为稳健和成熟，出现夭折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在中短期内，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效能将逐步显现，但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保持低速前进。机制建设、规则设定是欧亚经济联盟现阶段取得的重要成就。对成员国而言，欧亚经济联盟超国家机制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减轻因指导经济发展不力而给成员国政府带来的执政压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均不是经济大国、强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和资源有限。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不明显及经济增长乏力，成员国国内社会对执政当局频繁施压。“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无发展”“宏观经济战略失效”已经成为成员国执政阶层的软肋。鉴于此，在欧亚经济委员会职能安排中专门设置了“协调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其意图之一就是把宏观经济发展难题上移至多边层面，减轻成员国政府的执政压力。二是面对欧洲、亚太两强经济发达地区，欧亚经济联盟为成员国经济减少来自外部的冲击提供“制度防御”。就拿中国而言，欧亚经济联盟启动以来，中国与其成员国开展务实合作的成本在提高。商品贸易合作议题与欧亚经济委员会对接，其他领域与成员国对接，但还存在模棱两可的领域，如服务贸易、交通物流等，需与欧亚经济委员会及成员国在多边和双边层面同时推进合作，一定程度降低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开展务实合作的效率。三是从主导国俄罗斯角度看，尽管欧亚经济联盟与理想中的综合性多边机制——“欧亚联盟”仍有较大距离，但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规范，其他成员国倒向美西方可能性大大降低，俄罗斯保持对近周边国家的有效控盘能力。四是中小成员国借助多边制度，规范并引导俄罗斯主导力的发挥，使欧亚经济联盟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避免向政治、安全领域外溢，导致自身主权丧失。

欧亚经济联盟已经从快速发展期进入缓慢前进期，从商品共同市场建设逐步向更深、推进难度更大的能源共同市场迈进。随着2018年1月新版《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商品共同市场基本确立，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81]能源领域一体化进程是2025年前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的主攻方向。能源领域为成员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建立油气、电力共同市场要求成员国让渡更多国家主权。与商品共同市场相比，能源共同市场建立难度系数较高，所需决策周期也自然更长。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的数字表明，联盟建立前内部贸易额明显高于联盟成立后。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报道，2020年1—2月，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022.1亿美元，同比下降8.1%。其中，联盟成员国向第三国出口651.6亿美元，同比下降13%。2020年上半年，欧亚经济联盟主要经济指标有所下降，其中，工业下降3%，货运下降5.8%，客运下降44.9%，零售贸易总额下降6.5%。究其原因，乌克兰危机、美欧经济制裁、独联体内部“独与联”的角力，新冠疫情的加重，欧亚联盟国家及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甚至衰退，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发展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因而其发展也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诸多掣肘。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除了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原因外，联盟国家主要出口商品如石油、天然气、金属和化肥等价格下跌，也导致联盟国家对外贸易和相互贸易均下降。虽然贸易额下降，但贸易量并没有下降。他认为，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也带来了诸多益处[82]。

第三，从长期来看，欧亚经济联盟所覆盖范围虽为独联体一部，但其国际影响力必将超过独联体，甚至在机制建设方面超过了东盟（ASEAN）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83]然而，在多方面因素掣肘下，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很难达到全球层面，成为欧亚中心地带的“欧盟2.0”，而更多的是地区性的，只对原苏联地区本身，以及周边产生一定的影响。考察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不能单纯从短期经济效益来考量。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部贸易量以及联盟与其他国家贸易额的下降受国际油价下跌和欧美对俄制裁影响较大。随着油价的上升和制裁的逐渐解除，贸易额将会有所回升。另一方面，随着欧亚空间关税壁垒的取消，医药、电力和油气市场等共同市场的建立，这些因素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会逐渐显现出来[84]。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