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甲午战祸与中国科学主义的发动

夏晓虹曾指出，“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赛先生’才来到中国。姑不论其是否自此落地生根，单从概念的使用与精神的提倡说，《新青年》的前辈——改良派学人实已开此先河”[1]。夏晓虹的这个理解实际上已经将“五四”时期作为旗帜提出来的“科学”与晚清改良运动联系起来，在一种更为宽泛的视野中透视中国科学主义发动的历史境遇。不过，夏晓虹的改良派学人一说在所指上则较为模糊，与之相比，张准在《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中对中国科学精神发端的理解则更加清晰、具体，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他这样说：“科学二字，译自西文贩从东土，二十年间事耳。五十年前，吾国士大夫仅言‘洋务’，范围甚广。光绪中叶，葛士濬氏纂《皇朝经世文续编》，立洋务一门，中载洋务通论军政、教务、商务、邦交、固圉、培才六事，犹无所谓科学也。盖自同光之交，国人怵于欧美轮船火机械器之精，竞言制造，然制造根于理数，故崇尚格致之说，沿之以兴。甲午既败，倡言变法，意在改革政治，科学殆略忽矣。庚子以后，学校初兴，理科列为科目，为大中小学学校生徒所必习，而游学海外之士，见科学关于近世文化之深且巨也，复起而鼓吹之，数年以来，风声所播，殆成一独立运动。此吾国五十年间科学上趋势之大略也。……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2]当然，如果按照张准的理解，“科学”观念进入国人的视域大概于同光之交，即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年）间，主要的缘由在于国人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担忧和救亡复兴的大计，不过，他的“洋务”之事所涉太广而无所谓科学的观点，则值得商榷。洋务与科学当然不是对等的概念，但它们二者之间却多有纠缠、交集，因此，张准的观点将洋务与科学完全对立起来，显然失之偏颇，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误判将科学在中国的发动时间向后推迟了几十年。不过，夏晓虹和张准的观点不谋而合的地方在于，他们都看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晚清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发生的客观境遇，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在晚清时期，传播科学主义的主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更非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这种特殊性正如郭颖颐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3]。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发动了最终造成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分崩离析的科学主义大潮。

作为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知识方法论、价值理念和思维形态，科学精神并非西方特有之现象，虽然作为一种自觉的社会思潮，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滥觞肇自晚清，不过，在理论渊源上，中国近世的科学主义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观念的多方面影响”，但是，它并非仅仅是西方思想“简单移入”的结果，在其深层面的构成机制框架中，内在地蕴含着某种中国“传统的根据”。[4]明末清初吴江王锡阐、宣城梅文鼎专治天算，开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实践之端绪，因之，有学者认为，在历史源头上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某些观念事实上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亦即所谓明清之际”。[5]但是，作为一种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思想、学术、文化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潮，科学主义的出场无疑是伴随着晚清国运的衰落而出现的。众所周知，晚清以降，国运乖张，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6]时代症候已经表明盘踞在近代中国躯体上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面临全盘危机，这种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意识到，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经济方略和文化信仰根本无法让这种危机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内忧再加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外患，[7]中国社会被推到了濒临崩溃的悬崖之上。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西学日炽，时人概“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士，渴望民族图强和重构中国大国形象的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的无奈中，作出了不约而同的选择，都将西方的科学精神当成了摆渡中国走出状若危卵窘境的“诺亚方舟”。严复的“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的诊断[8]准确地传达了这部分人的心声。洋务运动则是拉开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科学主义大幕的重要历史节点。1840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使本已衰微的国力在战败的重创中彻底变成了风中残烛。1844年，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方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御西方，此之谓尽得西洋之长技以足夺其所恃。但是，魏源的这种“驭夷之术”真正付诸实践却是延迟了近20年后的事情。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危机四伏的清政府的统治如履薄冰。同治三年（1864年）恭亲王奕訢在呈同治帝的奏折中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9]该奏折中附了一封李鸿章给同治帝的信，信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10]国运日坠，帝心犹焚，再加之奕訢和李鸿章等的游说，同治皇帝痛下决心，破壁去垒，打开学习西方之大门，以期实现中兴自强。正是在这种自强愿望的主导下，恭亲王奕訢、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政府中具有开明思想的一批权臣开始将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付诸实施，发动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制轮船、造火器、开矿办厂、大兴实业的自救图存的“富强”“中兴”运动，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众所周知的“洋务运动”。

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止的由晚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之核心目的在于强国，在这种强国的目的中，居于首位的乃是强军，因此，洋务运动在其实施的过程中主要是围绕着军事和军备而展开。同治三年（1864年）12月27日李鸿章的奏折称：“臣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臣设局仿制，原为军需紧急起见，亦欲中国官牟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1]洋务运动中执牛耳的曾国藩、李鸿章在“借夷助剿”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亲身体验到西方轮船、火器的威力，所以，造轮船、大炮就成了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有：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炸弹，拉开了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序幕。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又称“炸弹局”或“炮局”）; 1865年，又将洋炮局与新购买的美商旗记铁厂合并重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福州船政局。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建立了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在开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开设了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办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民生业以及航运、铁路等交通运输事业，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办商业机构。洋务派一方面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设立学校，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培养技术人才。在洋务派的主持下，1862年，总理衙门内附设同文馆。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设同文馆等外语学校，旨在培训外语人才。同时，各地陆续开设了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堂。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开设机械学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创办福州船政学堂。1879年天津设立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又开设北洋水师学堂。1882年上海设立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天津和广东分别设立天津武备学堂和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广东设立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立南京水师学堂。1893年湖北和天津分别设湖北自强学堂和天津医学堂。在教育理念上，这些学堂与中国旧的私塾有着根本的不同，其课程设置均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为主，例如代数、物理、几何、微积分、化学、天文测算、航海测算、国际法和地质矿务等，成为这些学堂的核心科目。虽然这些课程的内容未必系统、深奥，但其所涉西学之范围已是相当广泛。此外，洋务派还设馆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军事科学、工程制造、医学、农学以及有关历史、政治及社会制度的著作，并选派大批学童赴西方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主义的实践者其实就是从这批新人中诞生的。

洋务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以洋为“务”的运动。“务”既有精神上、形而上学上的“务”，亦有技术、实践、形而下的“务”。就洋务运动言之，在具体实践中，这个“务”实际上与社会精神建构、形而上的诉求基本无涉，而是更多地侧重于“实用”“实践”，或者说是“形而下的诉求”。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洋务运动虽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更深的精神构建上，在关乎中国文化身家性命的根柢或者是形而上的层面上，洋务派丝毫不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而是认为西方文化只不过在具体的应用或者器物层面上超越了中国文化，这虽然限制了其对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的接受与认知，不过，也使其与后来那些盲目学习西方、号召完全抛弃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的科学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从洋务运动的中坚之一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即可窥见一斑。（按：像王之春在《蠡测卮言·广学校》说：“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他认为，泰西之文字本于中国的佉卢，天文历算本于中国的盖天宣夜之术，西方的化学、重学、光学则本于《墨子》，汽学本于《亢仓子》，电气本于《礼经》《关尹子》《淮南子》,“至于圆一中同长、方柱隅四讙、圆规写殳、方柱见股、重其前、弦其轱、法意规圆三、神机阴开、剞劂无迹、城守舟战之具、蛾传羊坅之篇，机器兵法皆有渊源。墨言理气，与管子、关尹子、列子、庄子互相出入，《韩非子》《吕氏春秋》备言墨翟之技，削鹊能飞、巧輗拙鸢，班班可考。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儒生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未能博考，乍见异物，诧为新奇，亦可哂矣！”[12]这样的观点在时人中不在少数，洋务派对西学固有自知之明，当然不像王之春诸人那样自大和愚昧。）正是因为如此，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洋务派同样具有强烈的文化自恋和文化自尊心态，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一方面热情拥抱，另一方面心存芥蒂，保持着警惕和距离，他们的这种文化立场其实和当时反对洋务运动、认为其妄图“用夷变夏”的所谓的顽固派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正是对于西学的这种既利用又排斥的矛盾态度，复之以洋务派的功利、实用主义的科学诉求画地为牢，限制了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实质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正确认知的空间。在洋务派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寄予厚望的大国想象中，西方的技术只不过是助我“天朝”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的一种利器，而在精神层面上，祖宗之法依然不可废除，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告诫，以及李鸿章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13]，这个表白，足以见证洋务派的内在精神诉求，或许，他们还期待将来有一天西方的富强之术被中国的伦常名教收入囊中，彻底被中国化。正如张之洞所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14]所以，对于西学，洋务派采取的态度是点到为止即可，至于支撑“诸国富强之术”背后的本源性的东西，在他们眼中，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花大力气探究的，至于说用它来取代中国的价值本体、精神本体和文化根底，那就不仅是原则性的问题，而且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了。也正是如此，在对于科学的本体的探求和认知上，洋务派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专注于造轮船、制火器，从没有越界之念，也从不做越界的事情：“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5]

但是，历史的洪流却并不是仅凭几个开明权臣的意志就能转移的，洋务派的“中兴”实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大颓势面前自然是无法力挽狂澜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最终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甲午一战，陷洋务中兴运动二十余年的强军建设于不义，当时号称装备精良、雄踞东亚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在奏折中曾经吹嘘的“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在日本人的侵略战争面前瞬间被揭穿。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洋务派学习西学舍本逐末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一个靶子而成为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所攻击的目标。与洋务派对西学的骑墙不同，严复“坚定不移地把西方作为中国将来的模式”[16]，并且“以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为背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新宇宙观”[17]，奠定了近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18]。关于这一点，张汝伦的观点值得一提，他指出，“洋务派士人在意的不是西方之道，而是西方的器物（工商、武备），追求的是富国强兵。严复的后辈重视的也不是西方之道、西方的理念，而是西方种种外在的制度（科学、民主）。至于这些制度为何到了中国逾淮为枳，则不在追究之列。他们很少从人的精神、人的素质和经验上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严复却是第一个这么做的”[19]。

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那样，“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20]。自1895年初始，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又创办《国闻报》（1897），翻译《天演论》（1899）、《穆勒名学》（1903）、《名学浅说》（1909）等，大力批判中学之弊，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精神。当然，和此前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严复对西学尤其是西方的科学精神的理解已经更加系统和深入，他关注的也并非只是西方科学精神的皮毛，而是支撑其整个精神大厦的根基和本体。因此，在对近代西方思想的引介中，严复注重的并不是西方的轮船大炮，他认为，“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21]。而应当注重西方的科学思想：“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22]

清朝末季，严复之前，在面对如潮涌一般不断冲击中学的西学时，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保守派思想家认为西学本自中学，西学中所谓的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例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讨论西学时就这样认为：“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他指出，“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而且，他认为，占星术始于臾区，勾股学始于隶首，地图学始于髀盖，九章术始于周礼，地圆说创自管子。不仅如此，“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会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驶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 “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而且，化学、重学、光学、气学、电学均“出于我也”。“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但“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23]

郑观应的这种观点和上文援引的王之春在《蠡测卮言·广学校》中的观点如出一辙，遥相呼应，折射出一部分晚清士人对西方科学的倨傲姿态。面对国人这种不知西学根底，事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浅薄、自大和愚昧，严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895年，在《救亡决论》中，严复指出：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创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哆哆硕言，殆难缕述。此其所指之有合有不合，姑勿深论。第即使其说诚然，而举划木以傲龙骧，指椎轮以訾大辂，亦何足以助人张目，所谓诟弥甚耳！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釐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24]

从严复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格致之学本质的理解，在他看来，王之春、郑观应诸人的观点根本不值一哂，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参出西学作为真正之“学”的精髓：即物穷理知其道、至乎其极得其通、择精语详、不散不错、整饬成体；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釐然。从严复所罗列的以上数语可以见出，在严复眼中，西学不仅追求知其然，更追求知其所以然，它在深层次上实现的是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同时它还要确保自己能够精确地、清晰地描述这种本质，并且能够将这种描述组织为一个系统的、有层次的知识体系。与之相比，严复认为，中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在研究目的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形态上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最终只能像遗珠一样缺乏体系、不成系统。

在《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中，严复对比了中西学之间的异同，提出了“考订”“贯通”“试验”乃西学之三重功夫，他认为，在这三重功夫中，虽然“考订”和“贯通”在中学中很受重视，但“试验”一重却是中学所缺乏的：“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驭移易者，如炉火厨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25]不过，对于中学中的“考订”（观察或演验），严复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中学中所讲的“考订”（观察或演验），其对象不是现实生活，而是故纸堆，是书本，是赫胥黎所讲的“第二手事”，所以，像朱熹那样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他指的其实是“读书穷理”，而不是通过社会实践、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到的“理”。

不仅如此，严复还认为，像洋务派那样仅仅仿拟西方制轮船、造火器这些表面的功夫而不在科学知识层面学习西方是根本行不通的，“即如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与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26]所以，他批评洋务派“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并未真正把摸到西学之精髓，说到底不过乃“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27]。因此，他提出，学习西学，就是要学习它的精神，舍格致之事，只是仅得西学之“皮毛”。[28]

更进一步讲，严复还清楚地看到西学精神的基础乃实事求是，因此，他批判蹈空课虚、闭门造车、华而不实的学术态度，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29]。因此，他批评陆王心学“师心自用”，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然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并且推崇西学的实验、实证精神：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豳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与？[30]

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于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31]

正是因为对实验的重视，严复认为应该在学校教育中设置“物理科学”，而且认为这种“物理科学”重视观察和实验，使用归纳方法，可以培育国人一种真正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除了强调实事求是精神，重视观察、实验、归纳的方法，对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进化论的推崇也是严复科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他甚至认为其“集格致之大成”:“斯宾塞尔者，与达（按：达尔文）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32]严复认为，中国人是历史循环论者，好古非今，西方人是历史进化论者，所以，西学不断精进：“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33]1899年，他翻译的《天演论》旋即风行全国，而他翻译《天演论》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将“物竞”“天择”的思想传播给国人，这正如《天演论》中所指出的：“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34]《天演论》给严复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且对国人影响甚巨，蔡元培指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35]中国后来的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如胡适、陈独秀、丁文江、吴稚晖等也深受《天演论》之影响。

在对科学方法的具体引介中，严复非常重视培根所倡导的归纳法，认为它在推动西方科学精神发展的过程中应居首功。“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按：培根）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36]在翻译中，严复把归纳译作“内籀”，演绎译作“外籀”:“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他认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离不开这两种方法，二者是“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37]由于受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甚重，严复推崇归纳的方法而对演绎的方法颇有微词，他认为，虽然外籀之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但外籀（演绎）所依据的普遍知识或公例（即大前提）却是归纳法的结果，“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因此，他要求中国学者重视归纳的方法，“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a′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38]。

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曾指出：“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各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同时，他还将中国思想界对科学的这种赞赏命名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39]或许正是当时中国的条件粗鄙不堪，才激起了国人心中对科学精神的热切渴望。在严复等中国早期科学主义先驱的努力下，科学的意识和科学精神开始在中国慢慢扎下根来，并大扬其途。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过这一盛况，他说：“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40]“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41]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1909年新的教育体系的确立越发加速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落地进程。在新式学校中，科学不仅成了“学校的一个科目”,[42]而且取代“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育的压倒性内容，科学精神凌驾于儒学精神成为新式学校的灵魂。陈平原曾指出：“要说‘西化’，最为彻底的，也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讲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43]那么，这种西化的实质是什么？正如当时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对学校教育的斥责——“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从他的斥责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智之学，也就是科学之学，它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唯一内容，而且主导着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西化的走向和实质。在晚清教育改革的“远法三代，近取泰西”的口号中，“远法三代”,“未免过于遥远、过于模糊”,[44]基本悬空，剩下的只有“近取泰西”。所以，传授知识、普及科学就成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唯一要务，学校之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45]。而学校的上课下课，亦“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按：梁启超语）。科学主义逐渐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确立并随之演变成为一种新的学术理念、价值鹄的和研究准则。中华民族历经千载所苦心经营、执守的价值认同、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在西方科学主义的清洗下逐渐分崩离析、势薄西山。这种不断高涨的追逐西方新学的狂热浪潮，使得大多数旧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本于西方的“科学主义”逐渐越俎代庖取代了儒家礼教转而凸显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和核心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主义逐渐升腾为一种社会普遍信仰，人们对科学普遍保持着一种由衷的敬畏。以“科学”为主旨的学术研究理念不断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向各个学科领域推演。顾颉刚就曾经代表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表达了他们将科学理念向其他领域推演的初衷，他说，“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46]由此可见，说到底，此种推演的目的无非在于他们认为中国的学问太不科学了，因此，“天天渴望追求真理，时时企图破除成见”就成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心愿，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下，科学主义思潮顺势而风起云生，“黜伪而崇诚”（严复语，“诚”即“科学真理”）旋即成为世人心目中固执而坚强的观物察形、析事剖理之不二法门。正如郭颖颐所指出的，严复提出的“黜伪而崇诚（真）”，这种以“真”作为学术核心价值追求的做法，“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47]。总之，严氏开其端，此后的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吴稚晖、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昌其绪，均沿着严复所开辟的前径，披荆斩棘，鼎力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与发扬光大，最终使“中国人的想象力已完全被科学精神所掌握”[48]。当然，这样的专力加持，使科学精神日渐变异为郭颖颐所称的唯科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