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前不久我去了德累斯顿，在那里我遇到了莫特先生（Herr Motte），他负责把当地的700多家企业重新私有化，而这些企业在1991年前都归国家所有。他手下有32名员工，他的团队每天必须为一两家企业找到买家才能达成目标，其中许多公司几乎无人问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问他，要重新打造德国的商业环境，从哪里可以得到借鉴。他说，没有什么模式可以借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未来。

当本书首次出版时，柏林墙依然横亘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然而不到6个月，它就轰然倒塌了。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本书将要介绍的非连续性变化。至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莫特先生的回答对此做了精辟总结：不要拘泥于过去，而是要创造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甚至能超越以往的模式。正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变得“非理性”，即以非常规甚至是颠覆性的方式应对未来。

本书关注的是工作和个人生活，而非政治、战争或国家事务，但书中传达的内容同样重要，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变革。这个版本即将付梓之际，人们担心经济会出现大范围的衰退。经济衰退是因为我们的组织运营成本过高，组织结构复杂臃肿。就像过去的计划经济一样，这些集中管理的组织到了今天才意识到，过去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如果它们想在这个科技为王、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规划未来，重新思考自身的运作方式。

这些组织该如何应对新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我们所有人。最近我去美国出差，在各个城市的市中心，到处都能看到新建的办公大楼，这些大楼装修得豪华气派，但是却漆黑一片，根本没有人在里面。这到底是因为经济衰退，还是因为新型组织觉得没有必要租用这么贵的办公室？对于其中的真实原因，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对于工作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更新了一些数字和例子。虽然在具体细节和时间点上可能存在争论，但许多人在大的原则上对这些内容和观点基本保持认同。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未来的前景令人沮丧，就像一股历史的浪潮退去，留下了许多死鱼、浮木和垃圾。在我看来，这是一股充满机遇的浪潮，无论是启动新的计划还是调整事业方向。当然，奔涌而来的浪潮也可能会淹没那些毫无防备和准备不足的人。当我每天早晨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通勤火车上蜂拥而出时，我对他们表示担心。他们似乎依然觉得或是希望自己还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海边，一切没有变化。

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潮水不会按计划整齐划一地到来，而是波涛汹涌地席卷而至。这确实是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的时代。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将与这个新的时代共存。我们曾经依附于所谓的“组织”，它们给我们的人生岁月带来了秩序，但也像“舒适的囚笼”将我们束缚其中。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将在这些“舒适的囚笼”之外度过更长的岁月，迎接新的自由。

这种新的自由是非连续性变化给我们大多数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正如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所发现的那样，自由也可能令人无所适从。我相信大家别无选择。传统的工作方式已经过时，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引领并设计新型组织的领导者。正是他们，而非政治家，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本书的主要读者正是这些人。希望他们能高瞻远瞩、充满勇气，在保持理智的同时以非理性的方式塑造未来。

查尔斯•汉迪

英格兰诺福克郡迪斯镇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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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