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红古茶道及其文化线路意义

三峡大学

葛政委

摘要：宜红古茶道是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新兴的文化线路遗产，是“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地遗产区之一。提出和厘定宜红古茶道，有利于破除地方行政壁垒和地方群体利益，排除杂音，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示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的古茶道线路遗产。宜红古茶道的提出不仅可以让我们从更大视野来理解这一区域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来保护本区域的文化遗产和促进文化与旅游更深、更高层次的融合。

关键词：文化线路　宜红古茶道　“中俄蒙万里茶道”

2017年3月，湖北省五峰县的“采花古茶园及村落”“古茶道梯儿岩—汉阳桥段”、鹤峰县的“古茶道南村—连三坡段”三个遗产点列入“中俄蒙万里茶道”线路遗产预备遗产资源点。[1]湖南省石门县壶瓶山镇宜红茶遗产点也可能最终列入。目前，在“中俄蒙万里茶道”（简称“万里茶道”）茶叶货物原产区的构成中，湘鄂边还缺乏一个可以与以湖南安化为中心的黑茶、以安徽祁门为中心的红茶、以福建武夷山为中心的武夷红茶产区并列的文化线路概念，以替代以前描述中国武陵山区东北部地区十分混乱的古茶道名称，“宜红古茶道”的提出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对“宜红古茶道”概念的合理性、内涵和特色进行深入分析和厘定十分必要，这样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和本区域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 “宜红古茶道”的提出

为什么要提出“宜红古茶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超越和厘清中国武陵东北部地区纷繁复杂的古茶道概念。目前，在各种媒介上出现了“五峰古茶道”“鹤峰古茶道”“五鹤古茶道”“湘鄂边古茶道”“恩宜骡马古道”“鄂西南茶马古道”等许多概念，这些概念大多从行政地理上进行定义，缺乏时空感和物质载体，让人觉得不太完美。一是这些概念在空间上缺乏指向性。中俄万里茶道是文化线路，无论是线性廊道还是区域路网，都应有一定的指向性。像“五峰古茶道”这一概念宣传最多只是在表述五峰县境内有古茶道遗迹这一层意思，完全体现不出这一古茶道的文化线路意义。二是这些概念缺乏清楚的货物载体。南方很多省都出产茶，茶叶品种较多，但历史上能用于王朝茶马互市，甚至出口的并不多。大家在定义古茶道概念时，喜欢从悠久的产茶历史或进贡历史来考虑，而不是从茶叶产区、市场和大宗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角度来定义。武陵山区和峡江地区都是历史悠久的产茶地，但并不存在统一的茶叶大宗商品生产和消费市场。用一般的茶来定义文化线路意义上的“古茶道”显然不合适。三是这些概念达不到“历史—区域—主题”的文化区概念要求。五峰古茶道、鹤峰古茶道、石门古茶道，谁才是中俄蒙万里茶道（湘鄂边段）的中心？这就需要一个从线路遗产的角度来看能体现核心与边缘茶文化区的概念，现有的概念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点。四是这些概念不好与“中俄蒙万里茶道”有效对接。位于湘鄂边区域的中国武陵山东北部地区在万里茶道中是作为茶叶重要原产地遗产区存在的。这些割裂式的命名概念自然无法与其对接和匹配。我们需要一个类似“川盐古道”的概念来推进申遗工作。

其次，“宜红古茶道”概念的提出正合时宜。一是“宜红古茶道”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尽管“宜红古茶道”是新概念，但是“宜红”却是名声在外的历史茶文化概念，是为大家所认可的。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的古茶道，百姓又称“骡马道”，这些道路是山区与平原进行物资交换的孔道。近代之后，这一山区的人们为红茶忙活着，红茶也成为被英俄商人称为“高品”的宜红茶。二是“宜红古茶道”可以超越行政边界的限制，表达一个茶叶产区和市场的概念。历史上湖北省宜昌市的山区县市、恩施州和湖南省常德市的西北部山区县都出产红茶，并共同享用“宜红”这一品牌。“宜红”品牌的形成是历史和市场发展的结果。因此，从宜红茶的生产与贸易角度考察茶叶生产、集中和精制加工中心，可以更好地确定宜红古茶道的核心与边缘遗产区。三是“宜红古茶道”可以很好地对接“中俄蒙万里茶道”。宜红古茶道是中俄蒙万里茶道与江西红茶、福建武夷红茶、湖南黑茶产区并列的茶叶原产地遗产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俄蒙万里茶道这条国际商道大宗红茶商品的主要供货区域之一。因此，“宜红古茶道”是值得武陵东北部山区产茶大县统一使用的文化线路遗产概念，是值得大家推广的。

二 宜红古茶道的界定

“宜红古茶道”的提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分析的概念，可以通过年代—区域、年代—主题分析框架来厘清其内涵和外延。清晰可靠的概念是研究宜红古茶道遗产构成、遗产价值和遗产监测与保护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下从四个维度来界定“宜红古茶道”这一概念。

一是宜红古茶道继承了明代至近代以前的“湘鄂边古茶道”遗产。在宋元以前，武陵山区东北部高地盛产茶叶，但没能形成有一定指向和市场规模的茶叶之路。早在巴国时期，在当地，“……茶……，皆纳贡之”[2]25。唐代，“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3]2。采茶需要砍下枝条采摘，这说明此时还是采摘野生茶叶。明清时期，容美土司所在的山区开始大力种植茶树，通过进贡和“茶盐互换”的方式，为王朝提供“茶马互市”的货物，逐步形成了一定指向的茶叶贸易线路。[4]在朝贡、山区与平原之间资源交流的双重动力下，明清时期中国武陵山区东北部地区已经有了茶叶产区的雏形。明清时期，由于对盐、铁的渴求，武陵东北部山区的容美土司及附近的麻寮所、添平所和安福所大力推广茶叶种植。土司地方偏僻、山高路险，出于对成本和运输方式的考虑，无法通过粮食种植换取盐和铁。盐和铁是土司生产生活的战略资源，也是土司“武化”的依赖。传统上他们通过打猎收集珍贵动物的皮毛、干肉脯以及药材作为物资来换取盐和铁。茶、马进贡可以获得王朝奖赏，土司便有了大力发展茶叶产业的动机。土司和卫所依赖比内地社会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更强的动员能力来推广茶叶种植，到明末清初，“容美贡茗，遍地生植”[5]，武陵东北地区茶叶产区逐步形成，茶叶已经成为土司向中央朝廷进贡、土司与内进行贸易的主要大宗商品。从清初改土归流至近代前期，湘鄂边山区的茶叶已成为与两湖平原地区进行大宗物资交易的主要货物。清江、澧水、航运与“背脚工”踏出来的小道汇聚成东西向呈网状的湘鄂边山区与两湖平原之间的文化线路。宜红古茶道正是继承土司至近代之前的这一道路网络体系，又不断开拓的结果。

二是以宜红茶生产、加工和贸易形成的“宜红”市场网络进一步推动着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自明清土司时期以来的统一茶叶产区、市场和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明代土司时期，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形成了以容美土司为核心、包括麻寮所、添平所和安福所以及长阳的私设土司在内的茶叶产区雏形。近代之后，英、俄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需求量增加，本区域茶叶市场也逐步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不同于土司产茶区政治特色的“计划”性质，宜红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鹤峰县就涌现出大量外来客商。“现生产更饶，咸丰甲寅年（1854），高炳之同众公议，遂创首请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悉食其利，而财源渐开矣。”[6]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邑自丙子年（1876）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7]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香山县人红茶大商卢次伦在湖南省石门县宜沙（壶瓶山镇）建设红茶工厂，在湘鄂边一带大量收购茶叶，精制红茶，木箱封装，并开发了从宜沙至津市的水运路线，再从湖南津市雇走长江方向的大帆船，将茶包运往汉口。[8]18五峰县的渔洋关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之后成为这一区域茶叶精制加工和集散的中心。“回忆渔洋制茶，自光绪二十五郑继庭先生创办泰和合后，经营六年结束，获利不少。继起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办的有义成生，经营十二年结束。宣统二年（1910）开办的权利全，虽不遗余力工作，奈制作的茶叶，因大江阻塞不能通行，只有从山路用人力骡马运输，耗财费时，辗转拖延。”[9]可见，宜红古茶道作为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区遗产基于历史上统一茶叶产区和市场这一历史事实，否则，宜红古茶道的存在就没有学理基础。

三是宜红茶制作技艺是突然传入和成熟的，其生产、加工和运输都体现着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使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成为中俄蒙万里茶道的茶叶原产区之一。湘鄂边区石门、鹤峰、五峰一带的茶叶品种属于大叶种，叶大、锯齿明显、叶肉厚，制茶品优良，其所含之成分，均属上乘，尤以单宁量高，能制成优良红茶。[10]16明清时期，当地主要制作白茶。白茶的制作过程较为简单，即通过炒青把嫩绿鲜味炒成卷状时，再揉捻成条形，在太阳下晒干即成。广帮商人和江西技工的进入让传统的白茶制作技艺全面转型。红茶的制作远比白茶复杂。首先把采回来的茶叶放在竹制的垫子让其萎凋，等茶叶软得可以揉捻时，用手工把茶叶揉成茶条。把揉好的茶条摊放发酵，等茶叶变成鲜铜色并发出苹果香气时就烘焙或暴晒，这样红茶便初成了。真正出口到外国的红茶是“碎红茶”或“米红茶”，这种碎工处理是极为艰难的，碎过了茶叶粉末过多；碎不足，则大小不一，影响品质。据传在清道光年间，广东茶商钧大福就带领江西技工到湖北省五峰县渔洋关镇传授红茶制作技艺。清光绪年间，广东茶商林紫宸和卢次伦又带领江西红茶技工分别在湖北省鹤峰县、湖南省石门县传授红茶制作技艺。在制茶技艺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早期机器的使用也发挥了作用，因此，红茶是手工与机器共同的、高度融合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宜红”代表的是一种制茶技艺的变迁，其帮助本区域原有的茶叶产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四是“宜红古茶道”可以较好地概括宜红茶叶产区自明清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文化线路遗产。自明清土司时期开始，宜红产区的茶叶以进贡的方式进入王朝，并支持王朝“茶马互市”“以茶制夷”的北部边疆政策，这些茶叶流入现蒙古国，也流入俄国。工业革命后，这一地区的红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下，源源不断地流向俄国，以支持贫弱的国家。“中国的茶叶最迟在1237～1240年成吉思汗攻占梁赞、莫斯科、基辅等地后，被嗜茶如命的蒙古人带到俄罗斯国家形成前的罗斯诸国。”[11]1～2明清时期，中国武陵东北部的容美土司是西南诸土司中进贡次数最多的土司之一，土司把自产的大量茶叶和骡马一并进贡给皇帝。王朝又让各地进贡的茶叶作为大宗商品通过“茶马互市”流入到北方草原地区。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俄国势力的向东扩张，中俄茶叶贸易更为频繁。特别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这种贸易变得合法且固定。之后，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贝加尔湖南方的小城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城市，大量晋商云集于此，小城恰克图一跃成为中俄万里茶道的枢纽。近代以后，为与英国争夺茶叶贸易利益，俄国商人深入中国腹地收购茶叶，发展中欧茶叶贸易。宜红茶也在这一竞争之下，由英国人的最爱变成俄国人极力追求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湘鄂边形成了有相对固定的产区、集散中心、统一销售市场和一定贸易方向的宜红茶产区。

可以这样定义，宜红古茶道是明清土司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宜红茶产区地域的文化线路遗产，是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区遗产的基础构成部分。宜红古茶道所在的中国武陵东北部地区的茶叶从明代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源源不断地为这条国际商道提供了货物，这既包括早期的进贡方式，又包括人类社会进入世界体系后的工业化生产和运输方式，不但支撑了王朝早期的“茶马互市”“以茶制夷”的边疆政策，而且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近代以来处于贫弱状态的国家。

三 宜红古茶道的文化线路意义

宜红古茶道是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具有文化线路意义。文化线路意义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宜红古茶道在历史上曾经促进了中国武陵东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接触与文化交流，从而重新塑造了这一区域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在现实中将促进我们从整体、动态的视野来审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增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宜红古茶道”并不只是整合这一区域的古茶道，而是一个从文化线路重新发掘古茶道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框架。

一是文化价值交流的意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强调跨区域的对话与交流，是动态的和开放的。宜红古茶道开始于明代土司时期。明代永乐年间，中央王朝加强了中国武陵东北部土司的管理，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规范化，土司进贡渐成定制。这一区域的容美土司不断扩大茶叶种植规模、修筑道路以保证“一年小贡、三年大贡”的进贡频率。进贡不仅促进了土司与内地的骡马、茶叶、铁、盐等大宗物资交换，还促进了土司与内地的思想、价值和观念交流。容美土司自土司田世爵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儒学化”运动。在土司的儒学化进程中，内地的文学、戏曲、工艺、音乐等文化大量流入土司之内。容美土司留存至今的“田氏一家言”、柳子戏、关公信仰等都是这一时期土汉文化交流的结果。近代之后，武陵东北部山地被纳入更大尺度和范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宜红古茶道不断地为中俄蒙万里茶道输送宜红茶这一大宗商品。武陵东北部山区在这一交流背景下重新塑造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武陵东北部山区逐渐形成了宜红茶产区，其中核心区为五峰、鹤峰和石门三县，外围区为宜都、夷陵、长阳、宣恩、来凤、慈利、桑植等地。宜红茶核心产区又分为两大片区，即以泗洋河为核心包括天池河流域的五峰宜红茶片区、以鹤峰县五里乡（南村）为核心的宜红茶片区，并形成了五峰县渔洋关镇、鹤峰县五里乡和石门县壶瓶山镇三个茶叶生产集散中心。除了茶叶制作技艺之外，西方宗教、艺术、制度、军事文化等也顺着万里茶道并经过宜红古茶道进入武陵东北部山区。因此，宜红古茶道逐步超越地方与中央、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走上山地农业文明、平原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及不同纬度文明的对话和价值观交流之路。

二是文化遗产综合化、主题化和动态化保护的意义。文化线路重视将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遗产共同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之中，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线路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新兴类型，是遗产体系。[12]宜红古茶道所呈现的更是文化遗产之网及其环境。这一文化遗产之网不仅包括直接进入名录的五峰县采花古茶园及村落、五峰县汉阳桥梯儿岩古茶道、鹤峰县南府土司衙署及连三坡古茶道、石门县泰和合茶号，也包括与名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等，这些遗产构成单体及相关要素直接纳入线路遗产的监测范围之内。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遗产名录外的文化线路遗产。由于所选的文化线路遗产单体为代表性文化遗产，故大多数文化线路遗产在名录之外。在实践中，对文化线路中的代表性遗产单体进行保护，并不排除非代表性的遗产单体。这些完整性和真实性较好的非代表性遗产点同样可以纳入文化线路的主体之中，并相互组合，产生地方性意义。

三是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意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支持文化线路的可持续利用，将文化线路视为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13]219这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文化线路可以作为旅游主题和品牌向外推介。宜红古茶道作为中俄蒙万里茶道四大茶叶原产地遗产区之一，可以作为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的统一旅游文化品牌向外推广。宜红古茶道既体现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主导农业产业，也展现了当地主要的文化特色。其次，文化线路与旅游线路的契合。旅游往往会按照一定的路线进行。文化线路一定包含路网体系，路网可能是线性的、发射状的或环形的，这与旅游游览线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以湖北五峰县、鹤峰县和湖南石门县为核心的宜红古茶道路网体系从中俄蒙万里茶道来说是呈放射状的，从而覆盖了三县主要的旅游资源；从宜红古茶道来看，则呈现粗略的大环形，可与旅游线路完全融合。再次，文化线路具有巨大包容性，可以包括不同类型且成组的旅游资源。文化线路既包括古茶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这类文化景观，又包括传统民居建筑、文物、遗址和因文化交流传承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五峰县为例，县境内的后河自然保护区、五峰国家地质公园、青岗岭茶叶公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茶园村和栗子坪村、长生洞景区、黄家台茶叶观光园、“独岭佛光”、采花基督教堂和柳子戏、打溜子、南曲、长乐坪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纳入宜红古茶道文化线路遗产之中。最后，旅游发展促进线路文化遗产的保护。遗产旅游可以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从而形成类似于“田园综合体”的新业态。目前，宜红古茶道上推出了若干茶叶公园，融茶叶生产加工、茶叶采摘与体验旅游、茶文化科普与推广等于一体，若能把宜红古茶道文化融入其中，其内涵将更加丰富和厚重。

四 结语

中国武陵东北部所在的峡江地区是我国悠久的产茶地，但各地大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零星生产，很少形成统一的产区、市场和贸易方向。然而，自明代土司时期开始，武陵东北部地区的土司及紧邻的卫所地区，为履行进贡义务且因有较好的回报而大力发展茶叶种植，于是形成了统一的茶叶产区和市场的雏形。近代之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宜红茶产区继承了土司时期的茶叶产区，并最终形成了中俄蒙万里茶道的宜红古茶道段。“宜红古茶道”正是基于产区、市场和贸易而提出来的，这既符合事实，也有利于从宏观上界定中俄蒙万里茶道的宜红茶产区遗产。“宜红古茶道”的提出能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统摄中国武陵东北部山区的文化遗产，并形成统一的文化线路主题、遗产组合和遗产保护对象，从根本上排除杂音，推动这一区域古茶道遗产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和文化遗产之网的文化保护工作。同时，“宜红古茶道”与本区域旅游线路的高度契合，也将有力推动该地区的旅游品牌建设、旅游推广、旅游资源整合、旅游线路优化、农业产业链延伸等，从根本上改变本区域旅游发展落后及茶叶产业附加值低的状况。总之，“宜红古茶道”是值得推广使用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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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建辉、郭海清：《万里茶道申遗　初定45处遗产提名点》，《长江日报》2017年3月27日。

[2]（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

[3]（唐）陆羽著《茶经》，卡卡译注，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4]葛政委：《“茶叶之路”：容美土司的茶叶种植、道路与贸易》，《三峡论坛》2016年第6期。

[5]蔡韫：《鹤峰州志》卷七《物产》，民国三十二年（1942）再版，藏于鹤峰县公安局档案室，目录号D23卷号103。

[6]蔡韫：《鹤峰州志》卷七《物产》，民国三十二年（1942）再版，藏于鹤峰县公安局档案室，目录号D23卷号103。

[7]蔡韫：《鹤峰州志》卷七《物产》，民国三十二年（1942）再版，藏于鹤峰县公安局档案室，目录号D23卷号103。

[8]吴恭亮：《石门文史·卢次伦传》，内部资料，2012。

[9]吴嵩：《茶叶芬芳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藏五峰县公安局档案室，目录号Y23-1案卷号114。

[10]吴恭亮：《石门文史·卢次伦传》，内部资料，2012。

[11]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2]丁援、宋奕：《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

[13]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制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中国名城》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