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线路视野下宜红古茶道价值初论

三峡大学　葛政委　陈延斌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　吴红敬

摘要：宜红古茶道是明代土司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以红茶为主的产区形成的文化线路遗产，是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地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宜红古茶道的价值凝练要从茶叶原产地，茶叶加工和集散，茶业与地方文化关系、文化交流及影响，宜红古茶道在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入手。宜红古茶道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既体现在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武陵山脉东北部少数民族逐步接受内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社会文化生活又逐步被中央王朝认可的良性双向互动过程，并在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时重新塑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又体现出宜红茶产区的古茶园及村落文化景观是人类适应山地这一生态环境类型所做出的艰难却又智慧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开发山区的杰出范例。宜红古茶道的地方价值表现在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文化遗产价值、文化品牌效应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文化线路　宜红古茶道　价值凝练　普遍价值　地方价值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到了记录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俄万里茶道”。同年9月，中俄蒙三国签署《中俄蒙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经过四年的努力，中俄蒙万里茶道已于2017年4月倡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并计划在2020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蒙俄通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六条廊道之一。中俄蒙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拓展和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武陵山东北部的宜红茶产区与湖南省黑茶产区、江西省“河红茶+祁红+宁红茶”产区、福建武夷红茶产区一道，共同构成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地，成为中俄蒙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目前，宜红古茶道的资料搜集与整理、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与价值凝练工作正稳步推进。众所周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是遗产价值的凝练和阐释。[1]由于文化线路遗产尺度大、类型复杂、遗产点多，其价值凝练的难度远远超过传统类型的文化遗产。凝练既要从万里茶道这一整体来审视宜红古茶道的意义，也要从文化线路遗产角度来凝练人类突出的普遍价值、整体价值，并兼顾和尊重地方价值。

一 宜红古茶道文化线路遗产价值凝练思路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文化遗产类型，其概念产生于1996年，定型于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把文化线路定义为：“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承担特定用途的交通线路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现象的载体即文化线路的遗产内容。”[2]从功能上看，文化线路有特定的发展动力和历史功能，服务于特定目的。从内容上看，文化线路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从遗产宗旨来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类群体之间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促进相互之间沟通、理解。从遗产构成来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的遗产要素共同组成一个能反映统一主题或“动人故事”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凝练文化线路型遗产的价值比其他类型遗产更具复杂性并且更富有挑战性。目前我国有“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及“京杭大运河”列入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有中俄蒙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灵渠、古蜀道、川盐古道、红旗渠、西南茶马古道、北京中轴线等同类型遗产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基于以上认识，凝练宜红古茶道价值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宜红古茶道遗产的构成要素，总结宜红古茶道纳入中俄蒙万里茶道的充足理由。这就需要弄清楚八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茶叶原产地的角度来看，宜红茶产区的茶叶种植历史、茶叶品种、古茶园、古茶树、茶园分布，以及与茶叶种植相关的传统聚落分布等。二是从茶叶加工来看，宜红茶的加工过程包括采摘、制作、加工、包装、储存、分装等加工技艺，以及加工、储藏工具等传统器物遗产。三是从茶叶贸易角度来看，以宜红茶为主的货物构成和大宗物资交换、运输、销售方式，以及茶叶贸易遗留下来的包括陆路通道、水路、码头、桥梁、碑刻、客栈、骡马店在内的交通设施遗址。四是从茶叶种植、加工和运输贸易组织看，宜红茶种植、加工、交易与土司制度、本地政府、外地商人群体、贸易组织的相互关系。五是从当地民众生计看，茶叶种植与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全面发展的关联性。六是看茶叶生产、加工、贸易与地方文化关系，随着茶叶种植、加工、贸易，产生了与之相关联的故事传说、民歌、戏剧、信仰、习俗等，形成了特定的茶文化。七是从文化交流及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宜红茶这一媒介，将以土家族为主的民族文化向外传播，同时将外面的文化引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八是从宜红古茶道在中俄蒙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看，宜红古茶道是连接中原和大西南少数民族产茶地的通道，也是“中俄蒙万里茶道”西南方的茶源地，其茶叶的种植、加工和贸易与历史上土司对茶叶生产贸易的管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生计和文化关系密切，可以丰富“中俄蒙万里茶道”的内容，弥补其缺陷。

凝练宜红古茶道价值需要围绕三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凝练宜红古茶道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OUV）。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和认知，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的研究和评估已经非常成熟。宜红古茶道符合世界遗产价值标准（Ⅱ）（V），即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着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的。二是凝练宜红古茶道的整体价值。凝练文化线路遗产的整体价值既是亮点，也是难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不是符合的标准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讲好一个动人的故事”。这就需要我们去超越遗产的单一价值，寻找比较价值，去提炼可以让人类普遍认同且符合主题的价值。三是凝练宜红古茶道地方性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强调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宏大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相比，地方性价值在当地民众中有更高的认可度。我们在尊重文化遗产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的同时，也要注重维护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地方性价值。总之，文化线路是一个体系、联合体、组合和熔炉，不是简单的各部分、各要素组成的总和，其展示着一种整体和超越的视野、理念、标准和方法。

二 宜红古茶道的人类普遍价值

对于文化遗产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经有一套成熟的世界遗产价值认定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缔约国提供一套客观的参考价值标准并形成了针对遗产人类突出普遍价值是否受损的监测制度体系。[3]153即使这样，现有的价值认定的成熟机制仍然无法应对文化线路这一新型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与管理。

从“年代—主题”和“年代—地域”框架界定宜红古茶道线路文化遗产是凝练价值的前提。宜红茶作为品牌名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湖南《巴宁县志》记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与外洋通商，广人携重金来制红茶，农人颇享其利。日晒，色微红，故名红茶。[4]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香山县红茶大商卢次伦在湖南省石门县宜沙（壶瓶山镇）建设红茶工厂，在湘鄂边一带大量收购茶叶，精制红茶，木箱封装，并开发了从宜沙至津市的水运路线，再从湖南津市雇走长江方向的大帆船，将茶包运往汉口。[5]18广东帮茶商来到湖南石门泥沙宜市制作红茶出口，称之为“宜红”。宜红茶为细碎型红茶，又称红碎茶，在国际市场销路最广。[6]32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广东方向茶路受阻，武陵山东北部的茶叶在五峰县渔洋关集中精制加工，并沿着清江支流渔洋河船运至宜都，再换大船转运至汉口出口，因此，“宜红”后来被认为是“宜昌之红茶”的简称。[7]无论是石门宜沙“宜红”说，还是宜昌宜都“宜红”说，都基于用这一地区所产茶叶制作成红茶的历史，是一个地域概念和市场概念。湖南石门人泰和合茶庄大总管吴习斋的儿子吴恭亮于1960年在台湾出版了真实反映广东帮红茶商人来湘鄂边制作红茶真实历史的《卢次伦传》，书中写道：“两湖茶区包括安化茶区、平浏茶区、羊楼洞茶区、宜昌茶区，宜昌茶区为湖北省之宜都、长阳、鹤峰、巴东、恩施、兴山、咸丰、建始、秭归、远安、宣恩、利川、来凤和湖南省之石门，其中制造红茶规模最大的为石门之宜市和五峰之渔洋关两处。”[8]9这里的宜红茶区是指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五峰、鹤峰和石门三县为核心、辐射周边十余县的武陵山脉东北部边缘以出口为目的红茶生产、加工和贸易区。虽然宜红茶的制作技术是从外地传入的，但是宜红茶叶产区及古茶道的历史却十分悠久。根据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把宜红古茶道出现的时代追溯到唐朝以前，其地域与前述宜昌茶区一致，从而界定宜红古茶道的“年代—主题”和“年代—地域”，并将中俄蒙万里茶道的历史向前追溯。

对照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参考标准，宜红古茶道的人类突出普遍价值表现在重要价值观交流和人类山地开发范例两个方面。

从历史看，宜红茶产区的茶叶贸易扮演着不同社群文化交流中介的角色。宜红茶所在武陵山东北部地区是唐代陆羽在《茶经》所述的山南道最佳茶叶产区，这里的茶叶很早就进贡朝廷。《华阳国志·巴志》载：“……茶……，皆纳贡之。……园有香茗……。”[9]25明代容美土司及所属的五峰石梁长官司、水浕长官司以及附近的麻寮千户所、添平千户所、安福千户所扩建茶园，发展茶叶贸易。从民间的“以茶易盐”到官方的“以茶为贡”，十分繁盛。清初顾彩在《容美纪游》一书中写道：“诸山产茶，利最溥（pǔ，意‘广大’），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10]90清代末期至民国年间，一批广东商人和江西红茶制作技工云集五峰、鹤峰和石门，制备出口英俄等国的红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茶公司五鹤茶厂仍然生产红茶出口苏联，用以偿还外债。从上述茶叶种植加工历史，并结合地方社会文化来看，宜红古茶道的重要价值交流作用体现在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武陵山东北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接受内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社会文化生活又逐步为中央王朝认可的良性双向互动过程；当这一地区茶叶贸易进入世界体系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也随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重新塑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

从现实看，文化景观意义上宜红茶区古茶园及传统聚落是山地开发的杰出范例。在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聚落社会和“V”形山谷山地环境背景下，中国武陵山区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人们被迫选择在坡度大于35°的山坡种植粮食，又因为武陵山区东北部多喀斯特地貌，砂土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在这样的坡地种植粮食，粮食产量极低，还会加剧水土流失。在此背景下，当地人选择“粮茶间植”的耕作方式。由于茶叶根系发达，具有很好的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虽然古茶园茶树的土地覆盖率仅为25%～30%，但有力地防止了水土流失，保障了农作物生长的小环境，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这一地区的人们还选择在山边、路边、田边、坎边和屋边种植茶树，既保持水土、美化环境，也增加了收入。有的地方还种植线型茶条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边界，在宜红茶产区形成了许多古茶园及相映成趣的古聚落，这种规划设计成为特别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的景观，整个传统聚落就像景观园林一样美妙。因此，宜红茶产区的古茶园及聚落是人类适应山地生态环境做出的智慧选择。这一文化景观是由生态逻辑而非经济逻辑主导的文化实践的结果，是人类开发利用山区的杰出范例。

宜红古茶道的整体价值表现在构成了17世纪后半期至1950年间兴起的中俄蒙万里茶道主要茶叶原产地。早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中央王朝就制定了茶叶专卖制度，朝廷在接受各地贡茶的同时，也向民间收购茶叶，以便与北方游牧民族实行“茶马贸易”。到了宋代，茶叶成为王朝的战略物资，“茶马互市”成为王朝“以茶制夷”边疆政策实施的核心内容。到了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使臣把中国茶叶带入莫斯科，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和莫斯科各个社会阶层兴起了饮茶之风。随着俄国势力的东侵，中国与俄国的茶叶贸易在山西晋商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学者Marth Avery在其The Tea Road：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04）（《茶叶之路：中国与俄国跨越大草原的相遇》）一书中重新发现并定义了这条国际古商道。Marth Avery在其著作《茶叶之路》第二章“Plucking the Hills and Boiling the Oceans：Start of the Tea Trade in China”提出：宋代通过边境贸易，由中国北方草原的契丹人作为中间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草原，以至俄国现存茶砖文物上还刻印有“Китай”（契丹）字样。[11]从以上考论看，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贸易的起点时间可以推至宋代。国内作家邓九刚在《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中以纪实的方式还原了这条国际古商道的历史与场景。[12]据文献记载，武陵山脉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最迟在明代就频繁规律地进贡茶叶。这些贡茶除了供皇室消费之外，很大部分用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茶马贸易”。宜红茶产区是与湖南、江西和福建茶叶产区并重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茶叶原产区。从明代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源源不断地为这条国际商道提供茶叶货物，这既有早期的进贡方式，又有人类社会进入世界体系后的工业化生产和运输方式，支撑了王朝早期的“茶马互市”“以茶制夷”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客观上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三 宜红古茶道的地方价值

作为文化线路的宜红古茶道的地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历史价值看，宜红古茶道是当地交通及经济发展情况的见证。宜红古茶道涉及鄂湘边区，由于处于武陵山脉与平原交汇处，是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是江汉平原进入大西南的通道，自古以来武陵山区的土特产通过陆路运输到五峰县的渔洋关，再通过渔洋河转运进入长江，进而转运到国内外各地；或者将山货集中于石门宜沙，通过澧水支流渫水进入洞庭湖再进入长江外运。宜红古茶道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武陵山脉东北部地区历史上的对外交通状况。同时，对宜红古茶道茶叶种植、加工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地区茶叶种植、加工、贸易的历史，从而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其二，从文化价值看，伴随宜红古茶道而生的茶文化，对当地民众生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献记载看，鹤峰、五峰、石门等地种茶、饮茶历史悠久，在茶叶种植、加工、运输、饮用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茶文化融入民间传说、礼俗、节日庆典、信仰、民歌、戏剧等文化事项中，承载着当地民众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追求，对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其三，从科学价值看，宜红茶特殊的加工制作技艺和宜红茶的保健功能，不仅体现了民间智慧，还具有科学价值。宜红茶采用武陵山区二高山鲜叶，通过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包装等工序制作出来，特别是其发酵过程更为讲究，温度、湿度、摊叶厚度、发酵时间都很严格，表现出民间技艺的科学性。传统宜红茶全手工制作，本身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据研究，宜红茶具有提神、消除疲劳、生津清热、消炎解毒等功效，不仅是上等饮品，还具有药用和保健功能。

其四，从文化遗产价值看，宜红古茶道留下的文化遗产对当今民众生活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宜红古茶道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在其沿线及周边范围留下了许多古茶园、古道、桥梁、码头、骡马客栈、茶庄、茶号、碑刻、制茶工具等有形文化遗产，也留下了种茶技艺、制作技艺、运输方式、傩戏、南曲、柳子戏、民间故事、信仰等无形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既是宜红古茶道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当下发展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珍贵资源，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这些资源如果利用得好，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五，从文化品牌彰显看，宜红古茶道产生的品牌效应和聚集效应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宜红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潜质的文化品牌，如果宜红古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其文化品牌将会大大增值。其为世界性的文化品牌将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和集聚效应，从而成为当地对外宣传的文化符号，并与当地良好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绿色产品开发等结合起来，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确保宜红古茶道地方价值的效应，各申报单位要从整体性出发去理解和认识地方文化，不能孤立地、破碎化地去解读地方文化。要从更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视野审视地方历史文化的形成、演化和文化格局，重新定义地方文化的主导价值，破除狭隘的地方观念，促进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融合保护，促进地方历史文化与当代产业的结合。历史上，宜昌、恩施以及“邻近鹤峰的湖南石门、慈利、桑植、大庸（张家界）四县也生产宜红，历史上与‘宜红’属于一个生产经济区”[13]50。根据宜红古茶道申报的各县地理位置，以及各县在茶叶种植、加工、交易等方面的分工情况，鹤峰县主要围绕早期茶叶的种植与贸易管理这一文化线路的主题进行价值凝练。土司时期，容美土司为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进贡和经济上的“茶盐交易”而发展茶叶生产，不断扩展茶叶种植面积，以至“容美贡茗，遍地生植”[14]。土司时期如何运作茶叶种植、道路修建、通关及大宗物资交换，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文化交流和影响，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凝练。五峰县则主要围绕宜红茶的生产、加工与贸易这一文化线路主题开展研究和价值凝练。五峰渔洋关在明代设立巡检司治，以防止土司势力东移和叛乱，后来发展成为鹤峰、五峰、石门三县茶叶贸易的转运重镇。虽然石门和鹤峰也制作和加工红茶，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扩展，南部交通受阻，渔洋关代替湖南宜沙（今石门县壶瓶山镇）成为红茶精加工地和转运节点。到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渔洋关街上有泰和合、宝顺合、源泰、义成生、宫福泰、忠顺昌、张同心等二十多家茶商，有茶工万余、骡马千匹、木船百只，街市热闹非凡，通宵达旦，素有“小汉口”之称。如果鹤峰县主要围绕早期茶叶的种植与贸易管理，五峰县主要围绕宜红茶的生产、加工与贸易进行价值凝练，两县都能从宜红古茶道找到历史和文化的主体，并从这一思路出发，重视审视和定义本县的历史与文化，进一步明确县域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方向，并见证中国武陵山脉东北部边缘少数民族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

总之，作为文化线路的宜红古茶道或者万里茶道（宜红段）的价值凝练是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核心问题。本文就宜红古茶道的人类普遍价值、整体价值和地方性价值进行初步探讨，目的是抛砖引玉，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和讨论，以期更好地指导宜红古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保护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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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政委：《土司遗产的价值凝练与表达》，《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王建波、阮仪三：《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4期。

[3]陈怡、吕舟：《京杭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的认知与保护》，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4]翁寿楠：《宜红茶史略》，《茶叶》2004年第3期。

[5]吴恭亮：《石门文史·卢次伦传》，内部资料，2012。

[6]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农业出版社，1988。

[7]翁寿楠：《宜红茶初考补遗》，《茶叶通讯》1989年第4期。

[8]吴恭亮：《石门文史·卢次伦传》，内部资料，2012。

[9]（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

[10]（清）顾彩著《容美纪游》，高润身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11]Marth Avery.The Tea Road：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04.

[12]邓九刚：《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13]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湖北省茶麻分公司编《湖北茶叶贸易志》，内部资料，湖北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印刷厂，1985。

[14]民国《鹤峰州志·卷七·物产》，鹤峰县公安局档案室，D2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