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文翻译

中国的经济改革

阿法纳西耶夫

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50年代它的严重缺陷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过度集中化、搞小团体、走官僚主义、总是步调一致。同一个城市里的大小企业都要同时受控于北京不同的政府部门，企业没有任何实权。在支付工资方面起主导地位的是“平均主义”。不是为劳动本身而支付工资，而是为了按时上班、为了岗位、为了职务而支付工资。就像中国人喜欢说的那样——吃大锅饭。

需要的是根本的、刻不容缓的措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建设基本新经济结构的历史抉择，它给“单纯行政命令”画上了句号，使无止境的中央独裁走向了终结，结束了对商品货币关系、对价值规律、对市场以及对供求关系的低估。

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保证在这个前提下国家对市场的管理。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个阶段：

在第一价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实行和发展。为什么要在农村呢？因为在那里居住和劳动着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这项任务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人民吃上饭。

要知道如果中国自己都无法让自己的亿万人口吃上饭的话，那么其它任何国家也无法供养他们。如果在农村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国家的社会主义稳定性就得到了保障。

中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以供养自己的人民。9年内农民的净收入增长了2.16倍，城市居民的净收入增长了1.62倍。

在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商店、货铺、市场上，在地摊上，在贩卖人的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食品——米、肉、家禽、鸡蛋，尤其是蔬菜和水果。例如在上海贩卖着将近500种蔬菜和水果。米饭和蔬菜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食材。

家庭承包、工程队承包、集体承包是农村改革的基础。最主要的还是家庭承包。要说家庭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这句话是一点没有错的。家庭或者工程队已经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拥有期限在不久前已经增长到了50年。农民是土地完全的主人，他可以生产任何市场上需要的东西。农民会把部分食物（根据契约）卖给国家，好在购买价格提高了。其余的会留给自己，剩下的会在市场上出售。

在改革的第二个阶段（1984年至1987年）城市的经济结构从下到上——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全部革新。所有的权利——从食品的生产到销售，都由企业来行使。

十一届三中全会（1987年10月至11月）是第三阶段——经济巩固阶段、经济地方传播阶段、进一步经济分权下放阶段、建设体系阶段、彻底的从旧经济结构到新经济结构转变阶段开始的标志。在新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自己生产并自行管理自己的产品。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运营，自己对企业的亏损负责。将近15%的利润由自己掌控，其它的上交给国家。自己经营生产，支付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并且，他们的工资要区别对待，工资的多少应取决于所做的贡献和职业技能水平。超出工作额的部分要加算奖金，奖金额往往是很客观的数目。

但是80%的企业都实行承包和租用制度。部分地段、车间，甚至是整个企业都会被用来承包或租用。承包意味着巨大的权利，正如这里所说的，负责人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对所有大大小小的生产事宜负有完全责任。应该和原料、配套部件、产品的供应者以及商店之间形成直接的“横向联系”关系。运营取决于市场。如果这样或那样的商品的需求量提高了，那它的生产量也会扩大。而如果它的需求量已然枯竭，那么它的生产也会终止。价格在很大程度是不能被控制的，它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物质技术供应是非集中制的，通过批发或者直接联系可获得所需设备、原料以及配套零件。如果资金不够的话，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市场上还会发行股票。负营业的企业要么选择关门大吉，要么选择加入其它盈利企业。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弱势企业自愿加入强势企业总比弱势企业宣布破产或关门要好得多。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市场体系。土地、技术、工艺、原料、配套零件、成品、劳动力、货币资金、有价证券、一套房子、一幢大楼，科学、组织、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公用设施都变成了商品。

不，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中国彻底放弃中央集权，放弃对市场和价格的管理。在一些中心组织机构、国务院、国家部门还配有经济战略决议、总方针、投资政策、优秀干部、纸币发行、国家防护和一些其他的国家职能。

重要型食品的生产及其价格一直被规划着。（例如在上海，这类食品及其价格占总经济生产的20%）。

一些基本食物（米、肉、糖）的价格也一直被操控着。这些食物会在一些专门的商店凭购买证出售。这里食物的价格会低一点，并且价格是固定的。这类食物或其它食物可以在其它商店买到，但是那里的价格明显高一些。

价格的提高不会引起居民的恐慌，尤其是对于低薪居民来说，事先都会有一些补偿，以发工资补贴的形式。价格提高的程度和补助金的多少会根据不同省份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是很典型的。这取决于省份生活条件以及经济状况的特点。

总的来说，价格难题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不是所有的价格都是合理的、科学的、有充分依据的。企业根据自己主要在市场的基础上的裁夺来制定价格。价格的不同会使国家的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协调。需要的是不断的价格整顿，需要把价格和工资、和市场的充足供应作对比。三位一体——价格、工资、市场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百慕大三角”。

在价格方面还存在着其它难题，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例如在收入分配方面。需要摒弃且应该摒弃“平均主义”以及“吃大锅饭”的空论。但是在市场以及私人经营兴盛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收入纳税政策会使社会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通常只有最低生活费，而其它的一小部分却富得流油。在中国总是会有并不断出现“红色百万富翁”阶层。而同时工人、工程职业，甚至是学者的威信却在下降。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依靠不固定的偏低的工资生活。

改革的最大受益人就是农民。由于承包了土地，提高了采购价格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充分集约化劳动农民获得了相当高的收入。广东省1987年的农民收入是人均903元，比起1978年的人均250元来说（增长了2.6倍）。然后农民的生活显然变好了。在“人民公社”的悲伤记忆时期许多农民实际上是住在工人宿舍，住在建筑物内，很难把这些地方称之为住所。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住在了二层或者三层的房屋里，房屋配有现代化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和卫星电视，他们还拥有了摩托车。

我们曾去过马曹乡（在上海附近）这样一位农民的家里。她的名字叫谢其琛。她住在自己的新房子里，旁边是她的老房子。10个房间8个人住。并且我们眼看着儿子、女儿、孙子搬进了新居。房子里有双室冰箱、洗衣机、两台电视、录音机、好的家具。1987年他们的家庭收入为2万元，比起10年前增长了4倍。谢家的生活水平被评为“高于中等水平”。

但是在农村也存在着他们自己的根本不简单的难题。尽管土地的租用期限时常延长，农民却并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扩大生产、购买新技术和肥料以及土壤改良上。他更喜欢把钱花在“幸福生活”上，部分钱会放到银行里“吃利息”，而另一部分会藏在菜坛子里以备困难时期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是我搞错了，但是我认为在农民的心中几百年来都对政权存在着不信任感，几百年来“困难日子”的不祥之兆都笼罩着他们。

出现了更大型的农业管理模式绝非偶然。在我们待过的马曹村就已经存在合作社，合作社拥有100公顷的土地（按当地的算法这已经很多了），还有许多合作社拥有的面积为20—30公顷。

监督体系、法律体系以及权力保证体系的落后干扰了中国经济的改革。这些体系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正制定新的法制和新的市场监管体系。这件事很难，但是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法律、核算和监管，中国人不断扩大、不断巩固发展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中国经济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通货膨胀。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劳动生产率、资源保护、降低工资与价格，在以后用商品填满市场，提高工资——这些方法都可以解决通货膨胀。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体系中没有更多的缺点了么？

乍一看上去有很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仅仅是乍一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是惊人的。

就拿1987年来说吧。

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92万亿，比起前年的9460亿来说。增长了9.4%，而不是计划中的增长6.4%。工业生产正高速地、成比例地发展着。它的总值一年内增长了16.5%。

化肥和农药的生产一年内增长了22%多。日用品的生产大大增多了，它的质量也提高了。

农业生产的提高也是显而易见的。粮食生产为40440万吨，比去年多了1090万吨。棉花生产为419万吨，多了65万吨。

中国正在走一条艰难复杂的经济改革、扩宽内部联系之路。这需要勇气，并且要明白这是别无选择的。在这里不应该害怕犯错。

今年5月25日在与美国曼哈顿银行代表团的会话中邓小平很好地谈到了这一点：“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因为在中国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一步地巩固‘扩大外部联系’的政策与改革。勇敢的人总是会难免犯错误。我们应该允许犯错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快速地研究它，错了就要改正它，以防止小错误发展成为大错误。”

我认为，在这个复杂时期是很难避免犯错误的，也就意味着应该变得更勇敢！”

特殊经济带

早上四点多钟的时候司机会来叫醒我们。深圳自由经济区以3—4米的混凝土高墙迎接了我们，高墙上面还架设了扎人的铁丝网。这是国内真正的边界线，它被保护得一点都不比深圳香港边界线差。在通行检查站处会检查证件。但是从1985年1月15日起针对外国旅客去往一些城市，其中包括深圳的限制被取消了，他们已经被允许自由出行。

我们在空荡荡的夜晚的街道上走着，身边是一座座的高楼，走到了似乎是火车站的地方，我们住进了专门为华侨准备的宾馆。华侨宾馆相对比较便宜，这让我们很吃惊。打开电视，我们发现可以观看香港节目：有两个台用英语播出，有两个台用广东方言播出，用广东方言播出的节目我们一个词都听不懂。在距离我们旅馆几百米处是国境线，而从这里到香港的大陆中心部分——九龙半岛坐火车要行驶32千米。

深圳的特殊经济带是在1980年形成的，当时中国全国人民大会确立了有关于广东省特殊经济带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深圳、珠海、汕头的城市区域被划分。现如今深圳自由经济区是中国最大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它占据了328平方千米，大约是深圳城市区域面积的六分之一。

相比较其它城市深圳的优势是什么呢？

在深圳自由经济区外国企业家享有一系列特权。一些基本特权包括：投资方可以在经济区与中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或者私人企业，在这些企业内允许聘用华侨、香港和澳门的居民来作为管理者或者技术专家。可以根据自由经济区劳动力保障局的推荐雇佣中国员工，也可直接和被雇佣者签订就业合同。针对没有履行公司制度和条例的工人和职员，允许对他们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金钱罚款和解雇，而这些措施在中国企业是不使用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在四种支付工资方式中任意选择一种：按件支付、按时间支付、按天支付或者按月支付。现如今深圳的工资水平要比国内其他区域高两到三倍，但是要比香港低两倍。

在征税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优惠。汽车、设备、交通工具和一些其它生产用品，还有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除了烟草和酒类都被免除进口税。自由经济区生产的用于销往外国的成品和半成品被免除出口税。所得税要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15%。另外，投资超过五百万美元的企业可以在1到3年内免除任何税收，或者支付一定的税额，这些税额已经被缩减了20%—50%。

深圳的地租要比英国殖民地低得多，这一点很吸引香港的投资方。在深圳经济自由区外国公司不仅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还可以在外国银行开账户，这些外国银行的运营是被中国政府所允许的。经济区里的一些电机工业企业享受着特殊优惠，这些企业生产电脑和一些复杂的电子产品，还会生产任何符合世界市场需求的产品。

借助于索尼公司设备生产电视的“淮立”公司和生产现代化电脑的“爱华”公司是深圳最出名的合营企业。

如今来自17个不同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往深圳投入了资金，并且将近800家不同的合营企业步入正轨（全中国总共有3000多家合营企业）。

尽管深圳取得了显著成功，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在中国普遍承认的，那就是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生产竞争力不足难题和最近自由经济区党内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难题。经济区管理者们面临着思想领域的难题。中国的刊物中提到：“因为自由经济区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所以一些消极的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会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之中。”甚至一度有人怀疑，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经济区是否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听到了安定人心的声明：“事实证明，深圳居民们依然保持着走社会主义的方针。”

在当今已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下，深圳自由区被视作是当今中国大海岸经济带的领导先锋。大海岸经济带包括14个港口城市、海南岛、还有不久前在长江三角洲、在珠江三角洲，在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区域成立的特殊区。

区域的负责人认为，无论是深圳自由经济区，还是其它自由经济区，起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作用，还起到了一定的政治作用。《北京评论》杂志中写道：“深圳自由经济区的发展使香港同胞们有机会看到了1997年恢复主权后的香港的未来。香港的居民们说，既然在深圳已经被允许成立资本主义企业，那么对于香港的未来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台湾同胞们也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深圳的发展。”

在中国都期待着，香港和深圳极有可能联手成为唯一的工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会成为国家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深圳的火车站我们第一次在中国感受到了没有人关注我们的滋味。那还用说么，要知道每天在火车站过海关和过通行检查站的要有上百位外国人。对于这些外国人人们已经习惯了，在这里对于外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特权——没有单独的窗口，也没有单独的候车室。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另一方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注定会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榜样的地方，不会是中国居民的地位提高到了外国人的地位，而会是外国人的地位下降到了中国居民的地位。

在火车站是一片可怕的忙乱景象。所有人都忙着跑向这里那里，到处都排着队伍，我们甚至很久都没搞明白售票处在哪，时刻表在哪。服务人员多次把我们指引到不同的地点，和我们说话时极其冷漠，并且总是急着要赶往这里那里。

如果外国人以及香港、澳门的居民和深圳之间有着业务往来，或者亲戚在深圳，他们会获得针对多个边界点的特殊签证。边界交点的规章条例被简化了。除了商务人士，有上百位旅客通过通行检查站前往深圳。最近一段时间旅客数量还在大幅度增加。在经济区现在有200多家旅馆、饭店和40000多家商店为旅客提供服务。

我们在深圳和香港的交界处站了站，一座横穿深圳河的小桥被视作边境线，现如今它就在火车站附近。我们沿着建设大街来到了另一边。这条街很像加里宁大街，但是就像在所有的新建筑内一样，这条大街上没有什么生气，这种生气只有当人们在新地方住久了才会出现。

沿着大街从火车站到市中心走着一大群人，基本上都是刚刚来到深圳的香港居民，迎着他们面走来的是相反方向返回的人群。在大楼旁边，沿着所有的大街都会站有当地的居民，他们提出愿意帮助新到来的游客，根据黑市的汇率，把港币或者中国货币换成人民币。许多游客都欣然同意。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完全公开性使人吃惊。

还是在早晨和我们旅馆里的商店的女售货员的对话中得知，深圳工人和职员的工资要比中国其他区域多好几倍。但是这里的工作会更加的紧张。“我的工资是200元钱，”这个女孩儿说，“用这些钱在这里买不了太多的东西，要知道在饭店里，在所有地方里商品的价格会比其它地方高3到4倍。然而我们会用积攒的很少的钱轻松去往其它城市的某个亲戚那里，在那里我们的钱被认为是很多的钱。”

一些临近的街道也在积极地修建着高楼。要知道不久前在自由经济区域还是一个小村庄。现在城市里的居民有将近20万人，计划在2000年的时候居民数会达到上百万。

在建设大街上许多商店都有进口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三种价格：人民币、交换支票和港币，并且最后两种价格要低得多。这里的价格制定体系是与官方交换汇率相矛盾的，根据官方交换汇率外汇支票等同于人民币，但是这促进了外币的流入。

从按顺序排列的几个商店里出来，我们被放爆竹的轰隆声、鼓声、哗啷棒声吓了一跳。沿着现代化的街道游行着传统的节日队伍：两个人穿着狮子的服装，带着狮子的面具正在表演一种久远的舞蹈——“狮子舞”。周围是乐队的队员们——一些拿着传统乐器的人，基本上是打击乐器。这是深圳大学的大学生们正在欢庆春天的到来。深圳大学是为了特意给这座城市培养年轻干部而建立的。大学成立之后很快成为了全国最著名的院校之一——要知道许多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大专家们都被调到深圳大学去工作。尽管对于深圳经济区更需要的是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是在深圳大学更被重视的是人文领域。具有创造性的争论氛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而这种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圳这座城市科学领域里所特有的，比起国内的其它城市来说。

我们久久地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思衬着，在超现代化的深圳对传统民族文化利益的维护绝非出于偶然。况且，在深圳不仅仅是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这座城市也是许多文化生活领域新项目的发起人。例如不久前在深圳举办了全国健美冠军赛并引起了巨大反响。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女参赛者能否穿着比基尼表演——要知道这是大大违背中国传统的。报刊上展开了讨论。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新知的倡导者们引用了女参赛者未婚夫以及父母的话，他们都不反对比基尼。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还有一点，它已经成为我们熟知的新时代的标记：在十字路口的巨大展板上用硕大漂亮的字体写着口号：“同志，请说普通话”。这场战役紧张地进行着，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广东省的居民（在他们语言之中也存在着很多方言）认为自己是特别的民族，他们并不打算说野蛮的北方话。广东人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性格上都和北方人大相径庭。他们是很典型的南方人，常常是不高的个子，很活泼外向。他们与中国北方省份居民之间的区别一点都不亚于欧洲南部居民和瑞士人以及英国人之间的差别。另外，广东居民在历史上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民与西方建立了联系，他们在传统形式上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他们总是被认为是出色的商人。之所以在亚洲国家出现那么多精明能干的中国商人形象，就要得益于中国南方的移民，尤其是广东的移民。

从建设大街一拐我们走到了解放大街上。新房屋变得稀少起来，我们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城市，这座古老城市里有2到3层的脱落墙皮的房屋，还有狭窄的街道。这些老房子，就像曾经有人对我们说过的那样，将会度过它们最后的年限，很快它们就要完全给摩天大楼腾地方。

深圳还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完整的印象，这里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是它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成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深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针上的经验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并值得细究。